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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多次访问过中国，目睹了中国经济的渐进演变。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8％，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也经历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1975年，中国在日本面前经济上还有明显的自卑感，现在代之而起的是在数十年内赶上然后超过日本的自信心。70年代，每个中国人被迫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套话，如今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一个由大银行、大公司和证券交易所通过信贷和资本扶持经济的国家，一个由众多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家推动经济发展而同时也使自己变得富有的社会，自然不会奉行源自前苏联的集体主义思想。如果说，今天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各省，私人储蓄率之高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那么，这是由于缺乏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促使千千万万中国人不得不得出这种结论的缘故，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对国家经济未来发展和人民币购买力稳定充满信任。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数亿中国人爆发出人类有史以来异乎寻常的活力。中国历史记载着三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今天我们知道，早在欧洲中世纪末期，中国在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欧洲。当然，尽管有丝绸之路和马可波罗，当时欧洲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到了近代，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最后是日本均超过了中国。它们利用技术上和军事上的优势，通过发动鸦片战争以及在沿海地区建立殖民地和开辟“租界”，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当这一时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刚刚成为过去时，美国、日本、俄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又散布对中国这个共产主义中央帝国的恐惧。
大约在十年前，中国经济的新活力就使美国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中国是未来战略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对未来军事强国的担心以及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会滥用其力量的担心是否有理呢？目前，我确信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因为，至少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个幅员广袤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国内问题和任务，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会避开任何可以避免的战略风险。中国必须把国内问题放在首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再过几十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占世界第二位。但讲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在长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从沿海地区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正确的，因为那里的人们从海上贸易中还保留着一些企业经营的残余传统。港口使他们能够与香港和台湾的海外华人进行经济往来，因为同他们恢复传统联系比较容易。此外，沿海地区建立的经济特区规模都比较小，在那里进行的试验随时可以监测，一旦发生问题可以随时中断。
有鉴于这样的发展，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广阔的内地和西部地区必然会落后于沿海地区。那里有3亿到4亿员工在陈旧的国有企业里工作，其中部分企业规模很大，但效益极差。它们要为国有大银行的大部分坏账负责，它们要么不能充分地付息或还债，要么根本就无法付息或还债。国有企业需要改造或者用新的企业替代它们，但大多缺少基础设施，特别是缺少铁路和公路。而没有铁路和公路，要创造新的、能带来效益的就业岗位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今后几年内至少还会有上亿的农业和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为此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以及修建市政设施。中国最大的城市重庆如今已有3000万人口，北京人口也只有它的一半。
虽然有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比农村高出几倍至十倍，但是，对于老人和失业者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有充分的国家保障体系。每年还有1500万～16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银行体系因不得不为所有新老企业提供贷款而呆账累累，没有利息收入而只能承受损失。不仅仅只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指望，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会延续数十年之久。中国也将面临经济危机，包括能源和水资源供应不足。
除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外，中国还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大城市的年轻人，比如在黄河、长江和珠江三个三角洲地区，人们热衷于西方消费标准——电视、手机、因特网等等——和新的经济自由，而旧的共产主义观念已经无法适应这些新的现象。当今25岁的年轻人再过10年后，将面临一个用什么准则去教育自己子女的问题。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会重新拾起孔子的伦理学说，使之得到补充并适应现实情况。几年前，有一次与邓小平谈话时，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儒家党。邓只是说：“是吗？”事实上，儒家观念在中国人相互交往中起的作用要比公开承认的大得多。家庭和睦，尊重老人，教育后代，勤劳节俭，乃至当权者对人民负有义务和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从千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
今天，中共试图在儒家思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平衡。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平衡术玩弄得太长了。特别是那些曾经留学欧美的人士，他们更希望儒教与民主交汇融合。一些年纪较长的不同政见者则明白，必须等待发展。在我看来，中国由于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宗教，现代的儒教很可能作为一种世界观，填补当今意识形态的真空。毕竟我们欧洲人也不仅信仰基督教和保罗教皇，而且也崇拜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哲学。而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斯多葛派相比，孔子只是年纪稍长一些，其后继人孟子则稍为年轻一些。
有些美国人和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在德国是一些绿党分子）自以为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有道义上的权力批评乃至激烈指责中国。这些人对于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缺乏尊重。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西方文化的艰难发展进程中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上，也同样有过可怕的阴影。那些批评中国的人，应该想想不过几代人之前发生的对印第安人的灭绝，想想奴隶制，想想美国的南北战争，想想越南以及纳粹时期。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中国与远东（2）
认为自己的宗教、自己的道义、自己的文化或者自己的生活方式拥有绝对优势，这种信念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多次导致流血冲突。伊斯兰的远征军，或者右手拿着战刀、左手拿着十字架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武力推行基督教的人，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南亚部分地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或者是以色列人与穆斯林之间持续不断的战斗，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例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恐怖主义则是最新的例子。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几乎所有这些冲突都是为了争权夺势，为了使别人的权势和财产消失，而自己的权势则要扩大。几乎所有大的帝国都是按这一模式行事的，从强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从皮萨罗
〖ZW（〗＇HT5”，6＇16世纪西班牙的殖民地征服者和探险家、秘鲁反王室部队的领袖，参与征服秘鲁的战争。——译注＇HT＇〖ZW）〗到斯大林或希特勒，都是这么干的。在近代，欧洲各国的殖民帝国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
而中国，这个汉民族的伟大国家，三千多年来似乎是一个例外。也许这正是这个国家能够延续如此长久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没有一个统率整个民族的宗教或国教，才没有提出对邻国进行传教的要求。无论如何，在其悠久的历史上，中国这个大国的对外扩张倾向比之历史上所有其他大国都要小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历来满足于其他国家对之表示尊重和进贡。
当然，历史上和现实中也有例外，例如西藏。〖ZW（〗＇HT5”，6＇西藏古称吐蕃，曾与唐朝建立十分密切的关系。元朝时，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地方行政机构。从此，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藏族成为中华民族中平等的一员。——译注＇HT＇〖ZW）〗人们还回忆起毛泽东支持朝鲜和越南共产党的统治以及共产党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渗透。毛认为苏联进攻中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指望中国在人数上占有优势。而面对中国众多的人口，勃列日涅夫的确既尊重也害怕。今天，这样的考虑都已成为历史。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已不再害怕人口众多的中国。
但是，面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优势和中国的劳动力会替代本国的劳动力，人们还是害怕的。看看近几年来中国涌向亚洲市场的工业产品大幅增加，这种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应看到，90年代东南亚国家普遍发生金融危机时，北京顶住了为有利于自己的出口而让人民币贬值的诱惑。与此同时，中国增加了从日本、韩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进口。
然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深刻忧虑深深影响着日本。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在中国面前有一种隐蔽的、很大程度上是下意识的自卑心理。他们知道，日本的文字、大部分的文化和艺术，包括日本的儒学都要感谢中国人。很多东西是很久以前直接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有些则是通过朝鲜传到了日本。除此之外，由于占领过中国的满洲和大部分地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犯下的残酷行径，日本人潜意识中也有一种负罪感的心理。有些日本人的有罪感可以追溯到1895年对台湾的占领。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面失败以后，成功地在经济上实现了令人惊异的重新崛起。由此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产生了可以理解的经济优势感，从而使文化上的自卑感以及那种负罪心态得到了平衡。最近15年中，日本的经济发展明显放缓，自信日本优越于世界其他工业国家的心态又消失了。日本人甚至认识到，再过几十年，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近日本又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与中国相比较，日本成了一个日渐衰老和不断萎缩的国家。日本面对中国这个邻国，复杂心态依然如故。
日本在世界上的朋友甚寡。部分归因于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自我孤立，更多是因为日本后来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给所有邻国带来了灾难，邻国对此铭心刻骨。但关键还是日本人对过去的征服行径和犯下的罪行不愿意承认和表示歉意。在日本，战争时期那一代人活着的也已为数不多，并且早已退休。但是，日本政治阶层的多数仍旧还在示威性地崇拜昔日的战争英雄及一些军事领导人，而对战争受害者几乎只字不提，更不提及遭到日本侵略的那些国家的死难者。虽然有一些例外，例如当政时间短暂的村山首相，然而，日本的所有邻国都确信，日本人不愿意进行道歉。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