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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他人超过其所能或所愿弥补的程度，将使害人者恨受害者，因为他必需预料到的，不是报复便是怜宥，这两者都是令人生恨的事。
受压迫的恐惧使人先下手或结群以相助。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就没有保全性命与自由的方法了。
不自信其智敏的人在动乱中比自以为聪明或有权术的人更能获得胜利。因为后者喜欢商量计议，而前者则将由于怕上圈套而先下手。动乱中始终在战区内结集并利用部队的一切有利条件的战略，比任何智谋所能策划出的都强。
虚荣心强而又不自以为能力高，但却喜欢假想自己英俊豪侠的人，往往只是虚张声势，而不实际动手，因为一旦出现危险或困难时，他们所能指望的，就只是暴露自己的无能而已。
这种人如果仅从别人的阿谀，或侥幸成功的前事来估计自己的能力，而不能从对自己的真正认识中找出成功希望的可靠根据时，往往会鲁莽行事；而当危险或困难一旦来临时则只要有可能就退却。他们因为找不到安全的道路，于是便宁可拿名誉来冒险，而不愿让生命受危；名誉可以找一个借口来挽救，生命则是任何办法都无以挽救的。
在政治事务方面坚决自信其智慧的人是会有野心的。因为不在议会或行政方面任公职，具有智慧的荣誉就会失去。这样说来，言谈侃侃的人都偏于有野心，原因是口才在他们自己和别人看来都是智慧。
怯懦往往使人犹疑不决而坐失行动的良机。如果一个人遇事斟酌，到采取行动的时刻临近时还看不清怎样做最好，那便说明采用哪种方式在动机上的差别并不大。因此，这时还不决定便是掂斤播两的计较琐事而坐失时机，而这就是怯懦。
节俭在穷人虽然是美德，但却使人不适于完成需要许多人的力量来一起完成的事。因为他们的努力要用报酬来哺育和保持活跃，而这样则减弱了他们的努力。
有口才而又善于逢迎，就会使人相信这人，因为前者是假象的智慧，而后者则是假象的仁爱。如果再加上善于用兵之名，就会使人们去归附和服从具有这两种品质的人，因为前二者保证人们不会受他的伤害，而后者则保证人们不会受外人的伤害。
缺乏学识，也就是对因果关系无知时，就会引导人们或甚至强制人们去依赖旁人的意见和权威。因为所有与事实有关的人，如果不倚靠自己的意见，就必需倚靠自己认为聪明胜过本身而又看不出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的别人的意见。
对语词意义的无知就是缺乏理解，这种情形不但会使人去信赖自己所不知道的真理，而且也会去信赖错误，甚至连自己所信赖的人的荒唐话也会相信，因为不彻底理解语词是既不能识别错误，也不能识别荒唐话的。
由此可见，人们会根据各自激情的不同而对同一事物给与不同的名称，比如赞成某种个人意见的人，称之为意见，而反对的人则称之为异端邪说；然而异端邪说也就是个人意见，只是怒责之意更大而已。
这同一原因还使人们在没有研究和深刻理解的情况下不能区别许多人的统一行动和群众的多头行为。比方说，对于罗马全体元老院议员杀喀提林的统一行动和许多元老院议员杀凯撒的多头行动就不能区别。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把一群人的多头行动当成人民的统一行动，而这一群人则可能是为一个人的怂恿所操纵的。
不知道权利、公平、法律与正义的原始结构和成因时，就会使人把习惯和先例当成行为的准则；以致认为习俗所惩罚的事就是非正义的，而对自己能够举出例子或（如像那些横蛮运用这种虚假的公正尺度的法律家所称呼的）先例说明是习俗所不加惩罚或加以称誉的事则认为正义的。这正像小孩一样，除开从父母师长那里接受来的教训以外便没有其他的善恶行为的准则。所不同的只是儿童坚守其准则，成人则不然。因为长大成人、不像那样听话以后，他们就会忽而讲习惯、忽而讲理性和忽而讲理性、忽而讲习惯，只看怎样对自己合适。当自己的利益需要时，他们会放弃习惯，而一遇到理性对自己不利时，他们又反对理性。这就是为什么是非之说永远争论不休，有时见诸笔墨、有时诉诸刀枪，而关于线与形的学说却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一问题上什么是真理人们是不关心的，这种事对人们的野心、欲望和利益并没有妨碍。
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这一说法和任何人的统治权或具有统治权的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的话，这一说法即使不受到争议，也会由于有关的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的办法，而受到镇压。
不知道远因时，人们就会把一切结果都归之于直接因和工具因，因为他们所能认识到的原因就是这些。于是在所有的地方，当人们苦于捐税时，便会向公务人员泄愤，也就是向包税人、税吏和其他管理公共税收的官吏泄愤，并归附于反对官府的人一边。这样一来，当他们弄到没有希望申诉正当理由时，便会由于害怕惩罚或羞于接受宽恕而同时向最高当局进攻。
对自然原因无知时，会使人轻信，以致许多时候对不可能的事情也相信。因为这种人看不出其中的不可能性，所以除了认为这一切都可能真确外再不知道任何相反的情形。由于人们喜欢在众人中让人倾听自己，于是轻信又会使他们撒谎。这样说来，无知本身虽然不带恶意，但却能使人相信谎言而又加以传播，有时还会编造出谎言来。
对未来的关切使人探求事物的原因。因为关于原因的知识使人能更好地以最有利的方式对现在进行安排。
好奇心或对于原因的知识的爱好引导人们从考虑效果而去探索原因，接着又去探求这原因的原因；一直到最后就必然会得出一个想法：——某一个原因的前面再没有其他原因存在，它是永恒因，也就是人们所谓的上帝。因此，要深入研究自然原因，就不可能不使人相信有一个永恒的上帝存在；
只是他们心中不可能存在符合于神性的任何神的观念。正象一个天生的瞎子一样，听到人家谈烤火取暖而自己也被领去烤火取暖时，他很容易认识并确信有某种东西是人们所谓的火，而且是他所感受到的热的原因，但却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而且他的心中也不可能具有看见过火的人的那种观念。同样的道理，人们根据这个世界上可以目见的事物以及其令人称羡的秩序可能想象到有一个原因存在，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上帝，然而他心中对于上帝却没有一个观念或映象。
还有些人很少或根本不探求事物的自然原因，然而由于不知道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可以大大地为福为祸，这种无知状态本身所产生的畏惧也使他们设想并自行假定有若干种不可见的力量存在，同时对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表示敬畏，急难时求告、称心遂意时感谢，把自己在幻想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当成神。用这种办法，人们根据其千差万别的幻想，在世界上便创造了无数种不同的神。这种对不可见的事物的畏惧便是每个人自己称作宗教的自然种子；还有些人不用这种方式敬拜或畏惧这种力量，在这种人身上便成为迷信的自然种子。
许多人都看到了这种宗教的种子。其中有些人看到了之后便把它加以培植和装饰使之成为法律，同时还根据自己认为怎样最能统治别人并能最大限度地使用他们的权力的方式，对未来事件的自然原因任便加上自己编造的说法。
第十二章 论宗教
由于除开人类以外便没有任何宗教的迹象或其成果，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宗教的种子也只存在于人类身上；它存在于某种特殊品质之中，这种品质在任何其他生物身上都找不到，至少其突出的程度是在其他生物身上找不到的。
首先，对于所见事件好探究其原因是人类特有的本性，这种特性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但在所有的人身上其分量都多得足以使他去穷究本身的好运与恶运的原因。
其次，当人们看到任何事物具有一个起始时，便也会想到有一个原因决定它在那个时候开始，而不是更早或更迟。
兽类由于对未来很少或没有预见，对自己所看到的事物的顺序、后果及其依存关系缺乏观察和记忆，所以除开享受每日的饮食、安逸和肉欲之乐以外便没有其他的幸福可言。人类却能观察一个事件是怎样从另一个事件中产生的，并记住其中的前因和后果。当他自己对事物的真正原因感到没有把握时（因为好运恶运的原因大部分是无形的），他就会根据自己想象的提示、或是信靠自己认为比自己高明的朋友的权威，而设想出一些原因来。
上述的前两项原因使人产生焦灼。因为人们既然相信以往所出现的和未来将要出现的一切事都有其原因存在，所以不断力求免于所惧之祸、得到所望之福的人对于未来就不可能不经常感到耽心。于是，每一个人、尤其是过分预虑未来的人、便处在类似普罗米修的状况之中。因为就像普罗米修（这个名字解释起来就是精明的人）被钉在视野辽阔的高加索山上，有鹰以他的肝为食，白天吃掉多少，夜间又长复多少的情形一样，一个关注未来、看得太远的人的心也是成天地被死亡、贫困或其他灾难的恐惧所蠹蚀，除开在睡梦中以外，总是无休止地焦虑，不得安息。
这种经常存在的恐惧，在人类对原因无知的情况下，就好像在黑暗中一样，是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它必然要以某种事物为其对象。因此，当我们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时候，无从找出祸福的根源，便只有归之于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可能就是在这种意义下，某些旧诗人说，神最初是由人类的恐惧创造出来的。谈到众神、也就是异教徒的诸神时，这一说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承认一个永存、无限和全能的上帝这一点却比较更容易从人类想知道自然物体的原因及其各种不同的性质与作用的欲望中导引出来，而不容易从人们对未来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恐惧中导引出来。因为一个人如果见到任何结果发生，便从这结果开始推论紧接在它前面的原因、接着再推论原因的原因，以致深深地卷在原因的探求中时，最后他就会得出一个连异教的哲学家也承认的结论，认为必然有一个原始推动者存在；也就是说，有一个万物的初始和永恒的原因存在，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