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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的盛大仪式和娱乐、以及敬神时举行的公共竞技，于是便只要有饭给人民吃就可以免除人民的不满、抱怨和叛乱。因此，征服了当时已知世界最大部分土地的罗马人便毫不犹豫地对罗马城中的任何宗教采取宽容态度，除非其中有某种成分和世俗政府不能相容。同时，我们从史籍上也看到，除开犹太教以外也没有任何其他宗教被禁止。犹太人（有其独特的天国之说）认为服从任何尘世的君主和国家都是不合法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异教人的宗教怎样成为他们政策的一部分了。
在上帝亲自以超自然的神启建立宗教的地方，他便也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王国。他不但为人与神之间的行为定立了法度，而且也为人与人相互之间的行为定立了法度。因此，在上帝王国中，世俗的政策与法律都是宗教的一部分，于是世俗和宗教统治的区别在这里便不存在。诚然，上帝是全世界之王，但他也可以是一个特殊国家之王，这一点正像指挥全军和指挥自己专辖的一个连和一个团一样并不矛盾。上帝成为全世界之王是根据权力而来的，但他成为选民之王则是根据契约而来的。关于自然的上帝王国和根据契约成立的上帝王国的问题，更详细的情形在下面我还将另辟专章讨论（第三十五章）。
从宗教的传播上看，我们不难理解它分解为最初的那些种子或要素的原因。这些要素或种子只是关于神以及超自然和不可见的力的一种看法，它们决无法从人性中根除，而将通过在这方面著名人物的培养产生出新的宗教来。
我们看到所有已形成的宗教最初都是根据群众对某一人的信仰创立的。他们不但相信这人是不辞劳苦地为他们谋幸福的贤人，而且认为他是上帝恩准其以超自然的方式宣布神旨的圣者。由此，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必然的推论说：当掌管宗教的人的智慧、诚笃或仁爱受到怀疑时，或是不能显示任何可能的神启的征象时，他们想要维持的宗教便也必然会见疑于人；如果不用世俗的武力威摄，便会遭到反对和抛弃。
教人相信自相矛盾之说会使创立宗教的人或在已创立的宗教之上增添一些东西的人失去智慧的声誉，因为矛盾的两面不可能同时是真确的；所以教人相信这种说法，便说明自己愚昧无知，使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在这桩事情上败露原形，而且还会使他宣称为得自神启的一切事物都得不到人们的相信；在上述许多事物中人们诚然可以得到超自然的神启，但违反自然理性的事却一点也不能得到。
本身的言行表现出他们要求别人相信的事自己倒不相信会使他们失去诚笃之名，所有这种言行因之便都称为声名狼藉的言行，因为它们是使人在宗教的大道上栽觔斗的绊脚石；
诸如不公、残暴、渎神、贪婪和奢侈等都属于这一类。一个人如果经常从事来自任何这种根源的行为时，试问谁又会相信他真正信仰自己在别人犯有较小过失时用来吓唬人家的那种不可见的力呢？
暴露自私自利的目标使他们失去仁爱之名。当他们要求别人崇奉的信仰只能促成或似乎只能促成他们自己取得统治权、财富、地位或享乐时，情形就是这样。因为人们认为为自己取得利益的事情是为自己做的，而不是为了爱旁人。
最后，人们能为天意提出的证明便只有奇迹、真实的预言（也是一种奇迹）或异乎寻常的福。因此，在那些从以往曾经做出奇迹的人那里接受过来的教义以外增加上去的教义，如不能以某种奇迹证明其为天意时，他们除了受教育的那些地方的习惯和法律所能产生的信仰以外，是不能得到更大的信仰的。因为正如有判断力的人在自然事物方面要从内心里承认以前要求自然的征象与证据一样，他们在超自然的事物中也会要求超自然的征象，而这就是奇迹。
这一切削弱人们信仰的原因在下述的事例中的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首先要举出来的是以色列的子民的例子。摩西原先曾以奇迹以及逢凶化吉地引导他们出埃及的事实向他们证明了自己所负的天命。但当他离开四十天后，他们就背叛摩西教给他们的真神的信仰，并立金牛犊为神（见《出埃及记》第xxxii章，第1、2两节），堕落到自己刚刚摆脱其束缚的埃及人的偶像崇拜中去了。此外，当摩西、亚伦、约书亚以及曾在以色列见到过上帝的伟大事业的那一代人（见《士师记》第ii章，第11节）死去以后，便有另外一代人兴起，敬奉巴力。这就说明奇迹止则信仰终。
此外，撒母耳的儿子在别士巴由撒母耳立为士师以后（见《撒母耳记》上第viii章，第3节），收受贿赂，枉屈正道；
于是以色列的人民便不再要上帝以异于作他国的王的方式作他们的王，因之便向撒母耳申述，要他为他们立一个王治理他们，像列国一样。这就说明公道毁则信仰绝。以至他们废黜上帝，不要上帝作他们的王。
当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时，各国的神托预言完全绝迹，而基督徒人数则通过使徒和福音书传布者的布道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都令人惊讶地猛增。这种成就有一大半可以恰当地说成是由于当时异教僧侣卑污贪婪、在王公中间玩弄诈术引起人们轻视而来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在英国和基督教世界许多其他地方被废除，一部分也是由于同一原因造成的，因为他们的教士道德败坏使人民动摇了信仰。还有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经院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学说羼入宗教。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和荒谬之处，为教士们带来了愚昧与欺诈的恶名；并使人民或则违抗着国王的意志背离他们，或则得到国王的同意而背离他们；法国与荷兰属于前一种情形，英格兰则属于后一种情形。
最后，罗马天主教会宣布为得救必备之事中，有许多显然都是为了教皇的利益和居住在各基督教王国的教徒们的利益；这些教义要不是由于国王们互相竞争，他们本来可以象英格兰一样轻而易举地排除外来势力；既无需动干戈、也不致有变乱。罗马教会要人相信：国王如果不由主教加冕，他的权力就不是来自基督；国王如果是一个教士就不能结婚；王子是否合法婚姻所生要由罗马教廷裁断；国王如果被罗马教廷判定为异教徒，臣民就可以解除效忠的义务；国王可以无缘无故地由教皇废黜，并将其王国交给一个臣民，就象教皇扎加利对法兰西王喜尔普通列克所做的那样；教士和修士的刑事案件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受国王的裁判；试问叫人相信这些事情的时候，谁又看不出到底是为了哪些人的利益呢？试问私人弥撒费、现世炼狱费究竟是归了谁的腰包、此外又还有许多其他营私利的蛛丝马迹；要是像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世俗官员和风俗习惯的支持不超过其对教士的神圣、智慧和正直的估价的话，这一切就足以窒杀最富于生命力的信仰。试问这一点谁又看不出呢？所以我便把世间一切宗教的衰替都归之于同一原因，这便是令人讨厌的教士们。这不单是天主教为然，甚至在自以为主张宗教改革最力的教会中也是这样。
第十三章 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
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其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
至于智力，除了以语词为基础的文艺，特别是称为科学的根据普遍和颠扑不破的法则处理问题的技能（这种技能很少人具有，而且也只限于少数事物；它既不是一种天生的能力，也不象慎虑那样是在我们关注其他事物时得到的）。我还发现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因为慎虑就是一种经验，相等的时间就可以使人们在同样从事的事物中获得相等的分量。可能使人不相信这种平等状况的只是对自己智慧的自负而已。
在这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比一般人强；也就是说，都认为除开自己和少数因出名或赞同自己的意见而得到自己推崇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如自己。因为根据人类的本性说来，不论他们承认有多少人比自己机灵、比自己口才好、比自己学问好，但却不会相信有很多人能像自己这样聪明。因为人们看自己的智慧时是从近旁看的，而看他人的智慧时则是从远处看的。但这倒是证明人们在这一点上平等而不是不平等。因为一般说来，任何东西分配平均时，最大的证据莫过于人人都满足于自己的一分。
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这样就出现一种情形，当侵犯者所引为畏惧的只是另一人单枪匹马的力量时，如果有一个人培植、建立或具有一个方便的地位，其他人就可能会准备好联合力量前来，不但要剥夺他的劳动成果，而且要剥夺他的生命或自由。而侵犯者本人也面临着来自别人的同样的危险。
由于人们这样互相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这并没有超出他的自我保全所要求的限度，一般是允许的。同时又由于有些人把征服进行得超出了自己的安全所需要的限度之外，以咏味自己在这种征服中的权势为乐；那么其他那些本来乐于安分守己，不愿以侵略扩张其权势的人们，他们也不能长期地单纯只靠防卫而生存下去。其结果是这种统治权的扩张成了人们自我保全的必要条件，应当加以允许。
此外，在没有权力可以使大家全都摄服的地方，人们相处时就不会有快乐存在；相反地他们还会有很大的忧伤。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共处的人对自己的估价和自己对自己的估价相同。每当他遇到轻视或估价过低的迹象时，自然就会敢于力图尽自己的胆量（在没有共同权力使大家平安相处的地方，这就足以使彼此互相摧毁）加害于人，强使轻视者作更高的估价，并且以诛一儆百的方式从其他人方面得到同样的结果。
所以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便发现：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
第一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去奴役他人及其妻子儿女与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为了保全这一切。在第三种情形下，则是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以及任何其他直接对他们本人的藐视。或是间接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誉的藐视。
根据这一切，我们就可以显然看出：在没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