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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昌云道：“可以让何军长仿效你的方式，主动要求回到绥远开展敌后作战，这个不需要军事委员会批准，只要二战区同意就可以，阎锡山应该不会阻拦。骑二军现在在晋西北，只要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统一了，我马上就可以通过陕北给他们进行补充，以后的持续保障所缺都由我负责解决。请于总司令转告何军长，让他尽快和我沟通联系。于总司令你这里我也马上也给你准备一套密码。这两天我们都再考虑一下，尽快商定一个详细方案出来，于总司令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
“好！我就不客气了！”
谢昌云离开之后，于学忠心中的起伏许久没有平静下来。
九一八之后东北军多年飘零，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强大的后盾以及明确的出路，怎能不让于学忠如释重负。
而谢昌云在利用东北军的问题上曾犹豫再三，主要是担心将来张学良万一获释，能否与自己同心，因此把对东北军的支持控制在了一定的程度上。
但他最后判断即便将来蒋介石有可能会利用张学良来牵制自已，但张学良最大的可能就是选择中立立场，而且几年以后东北军也被自己控制差不多了，所以大可不必过于谨慎。
而对于西北军，谢昌云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前世谢昌云是不清楚，可今世才了解到本来蒋介石不得已而准备放杨虎城一马，但谁知杨虎城在被迫出洋考察期间，竟公开发表了很多攻击谩骂蒋介石的话，结果回来之后就立刻被蒋介石私仇公报给关押起来，弄得谁都不好出头替他说情，一些西北军将领也以划清界限的方式来撇清自己，使杨虎城的声望急剧降低。
连共产党为了抗战都不骂蒋介石了，其余的地方势力哪个不是以抗战大局为重？
谢昌云很不理解为什么在西安事变中相对低调一些的杨虎城，会有这样的突变，也不知是脑子不清醒了还是受了什么人在中间的蛊惑？
当然谢昌云以后还是会站出来为杨虎城说话的，起码待遇和人身安全上要加以保证。
谢昌云原来想从何国柱身上先着手，对东北军势力进行进一步的拉拢，主要还是为了图谋新疆和绥远。可谁知遇到了于学忠部要进军苏鲁敌后这个契机，得以让他可以提前实行并扩大向北发展的计划。
但这两处东北军的行动已经归入到了自己的整个全局战略规划内，力度肯定要增加。所以高兴之余，谢昌云也要很好的思考一下，把最初几步怎么来走好。
谢昌云因为招揽了东北军而大获丰收，除了认真总结前期对日作战经验之外，对衡山军事会议其他方面的事越发不怎么过问了。
大家只当他是因去年关于徐州作战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以及后来在毁掉日军重炮联队的事情上收到了何应钦等人的诬陷，因而不愿公开表露想法，因此也就没有再对他做强求，反而为了搞好与谢昌云的关系，把那些过去的事又翻出来为谢昌云抱打不平、极尽安慰。
这次在衡山开会，除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居住在何健的私人公馆之外，其余将领全部集中住在磨镜台宾馆，而且因为是重要军事会议，也不准携带家眷同住。
不过这些将领、哪怕是个少将师长，至少也要带两个随从，像陈济棠、谢昌云这样的战区头目，带的随从更是一大堆。
所以磨镜台一带的在警戒圈内的旅馆和闲置别墅公馆都被会务或是个人包了下来，用于安排这些多达数百人的随员。
四战区离得近，最先下手包下了一个旅馆和两处属于湖南要员的公馆，把十几个将领的六十多名随从全部集中安排在了一起，并且架设起了电台。
其中一所公馆的楼上是何欣怡、王秋住了，而楼下则用来作为谢昌云在会议外与人交往的场所，但吃喝宴请主要是在另一处公馆。
所以并不是很紧张的会议和研讨，让谢昌云获得了一个充分交际和调整的机会。
会议结束前，谢昌云与于学忠再次碰面，将两个人几天深思熟虑的问题汇总在一起做了筛选提炼，一个在中间逐步集中、于两翼重点发展的总体计划以及主要实施步骤就清晰的形成了。
而对苏鲁战区第一笔的支助，也不再是一些药品和十万法币这么简单了。
于学忠回程途中在汨罗暂住、并看望新一军的东北军旧部时，六千支步枪、三百挺轻重机枪、一百具掷弹筒、五十门六零迫击炮、六十具火箭筒、一万五千套防毒面具等大批武器装备，以及两百公斤的金条、五十万元法币和大批药品、三十部阵地电台、三台小型发电机、三十五辆卡车、三辆越野车已经给他预备好了。
准备与他同行的还有四战区的三名联络官、二十名教官、二一八师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特战分队。
汽车不是送给于学忠的，而是运载人员和物资装备，经湖南常德、澧县，再进湖北过长江，走鄂中、鄂北入河南，从信阳以北穿过平汉铁路进入大别山腹地后，再转头前往陕北，归属准备在那里建立的西北兵站。
不是谢昌云舍不得几十部车，于学忠下一步要率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挺进鲁南，一路要穿过日军几道封锁区，只能以师级以下单位分批分路行动，而且多是选择小路，汽车根本无法伴随。
二一八师的一个营和特战分队，倒是谢昌云特意派给于学忠放在身边作为核心部队掌握的。
四战区的基层部队目前都是大编制，一个营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一个连又有四个步兵排和一个机炮排，加起来有八百余人，不考虑飞机大炮的因素，正面付日军一个一千余人的大队还可占据优势，要是打伏击甚至可以将其消灭。
看着往车上搬运的成堆的军火物资、再看看二十几只摆放的整整齐齐的皮箱，于学忠也被谢昌云的大手笔着实震撼了一把。
蒋介石虽然采取了离间粤桂关系的手段，但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粤系和桂系的巨头等都是玩弄权谋多年的老手了，岂能会轻易入了蒋介石的圈套？从蒋介石那里该得的利益要得，但想让两家彻底翻脸是不可能的。
在衡山军事会议上不好多接触，但军事会议刚结束，白崇禧便以巡视军事为由来到了韶关。
视察军事是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正常职责，但与他同机到达韶关的还有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其中就包含有另一层的意思了。
陈济棠和谢昌云陪同白崇禧、林云陔和方鸿进陪同黄旭初，分别对赣州、韶关等地的军事以及经济情况进行了视察和考察，回到广州后便就加强两地经济合作开始了正式磋商。
亲眼目睹了广东及赣南数年发展的成果，白崇禧和黄旭初感慨万分，并从各个角度感觉到了其继续发展的强大潜力。
可以说，广西与广东现在已经不是站在一个层次上了。
三年前的两广危机是双方进行全面合作的一个契机，广东不但促成了南（南宁）防（海防）铁路的建设，而且在军事方面也给予了广西很大支持，双方还在西安事变中密切联手，表面上是进入了一个蜜月时期，但实际上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合作一直止步不前，而且军事合作随后也冷淡了下来。
其中原因白崇禧和黄旭初自然十分清楚，这怨不得别人！
如果没有粤系的崛起，桂系尚能在各地方势力中一领风骚。但现在其影响和地位日益萎缩，只能在蒋介石、粤系、共产党之后勉强排在第四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山西大半沦陷，怕是从经济实力上还要居于阎锡山之后。
这个结果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等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在独立难支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从以上几股势力中选择一个能够紧密合作的伙伴。
不用多做分析，只有粤系才是惟一能够的选择。
特别是在广西军费支出浩大，已经四战区获得了湘南两个督察区的管辖权之后，与粤系改善关系则成了当务之急。
但对于具体如何做，白崇禧与李宗仁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白崇禧则认为广东的崛起已经彻底断了桂系向南发展的路，而向内地发展更是受到多重制约，所以还是应切实拿出诚意，以粤系为主形成联合体系。
而李宗仁是个不甘居于寂寞、同时又不依附于他人的人，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来借力。
陈济棠等对白崇禧和黄旭初虽然接待十分热情，但轮到谈实际问题时，却之言经济而不谈其他，并以广东发展为例说明经济才是全面发展之根本。
言之意下，双方的再次合作必须首先从经济方面入手。
虽然有些失望，但黄旭初还是很快拿出了七个领域、二十多个希望广东进行投资的项目作为初步商谈的内容。
白崇禧很明显的看出来了，如果不拿出真心实意来，很难与粤系的关系再进一步了。
但桂系走向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李宗仁那里，要想说服李宗仁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催之过急搞不好就要使桂系陷于分裂。
所以白崇禧也只能走一步看一部了！
而谢昌云也并非不愿与桂系根本改善关系，但他还需要等待国内国际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有利时机。
第二三五章终于跑了（）
一九三九年是国际形势发生剧变的一个里程碑。
在谢昌云的记忆力，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被前世定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还有苏日诺门坎之战、苏联入侵芬兰，都是发生在这一年间的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事件和战例，都被列入了前世的中学课本以及军事学院的教材中。
另一方面，日军肯定会不甘于在华南的失败，也绝不会信守在华南、华东和华中一年内不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承诺，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发起攻占广州的军事行动。
这些国际国内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始终被谢昌云所注意。
但最先发生的一个大事件，却是意料之中、但谢昌云很难回忆起准确时间的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
抗战之初，汪精卫虽然也跟着四处呐喊抗战，但骨子里并没有放弃“不战尚可保全、战则必然亡国”的妥协投降主张。
而对国民党内部矛盾了解十分透彻的日本，也很快的就盯上了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内的二号人物。
徐州会战失利之后，汪精卫就开始放出了“和谈之门尚未关闭”的论调，除了与作为中日调停人的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频繁会晤外，还多次派人赴秘密赴上海与日本对华最高特务机关进行接洽。
孰不知汪精卫派出的这个人竟是个双面人物，他一方面在日本人那里讨价还价、极力为汪精卫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一方面却把每次汪精卫的授意以及与日本会谈的结果全都报告给了蒋介石。
所以蒋介石对汪精卫这个一直不甘于寂寞的政治对手的动向，是掌握的一清二楚。
而不急于对汪精卫动手，一方面是由于汪精卫有着早年参加组建同盟会、并策划刺杀清王朝摄政王、被捕入狱后写下了“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流传诗句、以及后来起草孙中山遗嘱等特殊经历，在党内及民众间有很高声望，只要没有抓住汪精卫本人与日本联系叛变的直接证据，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