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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造如此恶性刑事案件的杀人凶手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而让人三思的是,在近年来不断爆发的杀富、杀领导案中,这种心理隐隐然有成为主流或潜意识反应的趋势。大众心理似乎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凡富皆不仁,凡领导皆不廉”的极端定式。
这种心态势必严重危害社会和谐,导致人际关系紧张,造成人与人的对立,引发社会阶层间对抗,最终瓦解社会的凝聚力。有“仇富心态”和“仇官心态”的人对富人和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视为对立面,在思想和感情上疏远。
毫无疑问,“仇富”“仇领导”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但原因并不全在公众身上。追根溯源,“仇富”和“仇领导”心理是受权力与利益“苟合”所激发。而这种“苟合”的存在侵害了普通公众的利益,结果,只要其中有一名领导以权谋私,所有领导都要承担“腐败”的骂名,只要现实中还存在权力和利益的苟合,“仇领导”的阴影就会始终笼罩在所有领导的头上,而某一领导的非正常死亡就成为“仇富”“仇领导”情绪宣泄的出口。
一个权力场中人,如果不能洁身自好,公平合理地处理各种问题,如果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遭到他人的暗算,被“恶人”害死就在所难免。
做人要讲良知,当领导要讲领导干部之德,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无视党纪国法,胡作非为,除了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外,还可能会成为一些人的报复对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该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当把权力演化成一种权力寻租手段的时候,杀身之祸将会随时与你相伴。
当然,许多领导的被杀案,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死得扑朔迷离而就怀疑一切,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他的死的的确确有着一种幕后隐情。
透过这种幕后隐情,应该带给人们一些深度思考的东西。正视干部被杀的幕后隐情对于端正党风,净化社会风气,对于警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都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
这种幕后隐情常常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焦点”和“晴雨表”,正视这种幕后隐情,能及时化解很多社会矛盾,这一点不容置疑。
清醒二: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6。第六条死路罪人咬死
分析近年来贪婪的领导干部“出事”的轨迹,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大多数贪婪的干部,都是被“咬”出来的。本来干得好好的,该开会开会,该讲话讲话,该考察考察。可是突然有一天,“进去”的人撑不住了,于是就“乱咬”一气,又说给谁送过钱,又说谁也受过贿。这么重要的证据,专案组总不能不查吧?结果,“咬”上了谁,谁就开始“倒霉”。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等人的案件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他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他终于落马了。
据报道称,郑筱萸儿子郑海榕因涉嫌此案,被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郑筱萸的妻子刘耐雪也被有关部门调查。一家三口悉数涉案,其背后形成的权钱利益链亦显现出来。
另据知情人称,关于刘耐雪母子的举报信堆了很多,“他们一家三口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利益链,药品、医疗器械通吃。有关领导已经表示要彻查到底”。此前,郑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先后被逮捕和“双规”,秘书在里面“咬”出了他。
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案,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一个叫李满林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2001年12月就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逮捕。此后的几年,他也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看守所里。
但当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处李满林死刑时,他的情绪就立即失控了,随即“咬”出为自己多年来提供保护的临汾市公安局局长邵建伟,称自己曾给邵送过“重礼”。接着,受贿总额达到480万元的邵建伟就“进去”了。刚开始,邵建伟也盼着“靠山”来救自己,但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动静,尤其是当检察机关决定对其提起公诉时,他就彻底绝望了,发现只有“揭发他人”,“有立功表现”,才能得到“从轻处理”。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咬”出了他的“上线”——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说自己不仅给他送过一块价值5。7万元的手表,而且还送过10万美元和2万元人民币。真可谓贼咬一口,入木三分,侯伍杰再神通广大,也难有回天之力了。
腐败窝案往往是小人物咬出大人物、小“萝卜”带出大块“泥”。拔“萝卜”似乎成了带出“泥”的必然过程、有效手段。这些人一旦被“双规”或被逮捕,为了得到从宽处理,即便原先是贴身的秘书、发过誓的“铁哥儿们”、同床共枕的配偶、血浓于水的子女,都会咬出一大串人的。
也可能有人不解,想当初,不都是“铁哥儿们”吗?不都是“老部下”吗?不都是“天知地知”、“两肋插刀”吗?不都是“烂在肚子里也不说”吗?怎么一有风吹草动,就把“大恩大德”和“哥儿们交情”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一个人只有在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才会真正明白:凡是为巴结而给自己送钱的朋友,都不是真正的朋友。他讨好你、巴结你、奉承你、吹捧你、关心你、顺从你,为的都是你手中的权力。一旦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一旦你不能再对他提供保护的时候,他马上就会反过来恨你,骂你,咬你。
“咬”也是为了自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如果按照刑法规定量刑,就会导致大量的贪污者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要想减少刑期的唯一办法,就是揭发他人以立功。而在他们的周围,或多或少都有贪婪的人,或者是他的下级,或者是他的上级。
于是,张开嘴来“咬”这些人,就成了贪污者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管他提拔过自己还是帮助过自己,只要有把柄在我手里,我就“咬”你。“咬”当然对惩治腐败工作有利。如果这样一级咬一级,科长咬出处长,处长咬出局长,局长咬出书记……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倒一大片,一抓一大串,贪婪的领导们就再没有好日子过了。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怕“咬”。没吃过你,没喝过你,没接过你的钱,没拿过你的东西,你再愤怒,再疯狂,再乱“咬”,也“咬”不到我身上。
可见,要想不被人“咬”,就得别让人抓住把柄。别看那些人来送钱时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背地里不定咋算计你。
事不办,他不满意;事办了,他也不满意。因为在他的眼里,与你进行的只是一种交易。平安无事的时候,你好我好;一旦出了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出卖你以保全自己。
清醒二: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7。第七条死路旁人带死
上面谈到的“咬”,一般都是小的“咬”大的,而这里的“带”,一般都是大的带出小的。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事实证明,不管小“萝卜”、大“萝卜”,总要或多或少地带出一些或大或小的“泥块儿”。
吉林省有一个县公安局政委,就是被一个盗窃团伙带出来的。
曾经有一个这样离奇的故事。一个11岁的流浪儿在某大城市一个菜市场偷一位妇女的钱被捉,并被送往附近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流浪儿谎称:他是一个有一百余人组成的盗窃集团的人,为首者是一个老头儿,并称他知道他躲藏的地方。民警不敢怠慢,带着孩子走街串巷搜寻。一日,在一条小巷恰遇一老头出门,孩子上前指认,民警旋即扣住老头并立即到老头住的室内进行搜查,当场发现室内到处都放着钱。后经追问,此人并非盗窃集团头目,而是一位退休多年的七十年代的区知青办主任,其钱财都是从渴望得到安置的回城知青手中收受或者夺取的。这个人简直太不走运了。他居然是被一个素不相识的11岁的流浪儿随意指认出来的。
简直是天意!这是被无关者带出来的,下面再看看被有关者带出来的人。
“刘先超被王有杰一案带出来了!这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呀!”农历正月里,在河南省郑州市,不少人在街头巷尾议论的不是过年的话题,而是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郑州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白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刘先超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话题,因为他与河南大贪郑州市委原书记王有杰是“一窝”的。
反腐败中“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当前反映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不正常状态,也是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其意是指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查处一案带出一窝,倒下一人牵出一片的现象;其特征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为谋取私利,利用手中权力和地位影响,构筑家族权势和利益关系,形成的腐败网络。其特点是具有共同追求私利的团伙性;相互包庇、吹捧、遮掩,集体腐败的隐蔽性;一损俱损,一荣共荣的结党性;藉权营私的自利性;乱用和递延权力,谋取和扩大利益的“寻租”性;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破坏性。
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带坏家人亲属。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公然违反党中央关于管好配偶子女的规定要求,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的把妻子、子女安排到重要部门,有的为子女经商办企业大开方便之门,还有的不顾党的任用干部规定和程序,不管七大姑八大姨等亲属的素质、能力和资历是否符合条件,都封个领导、给个职位,任这些人利用其地位和权力影响,大行腐败之道,其结果是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亲属,如,王昭耀、李嘉廷、程维高等腐败高级领导,大搞裙带关系,为家人亲属大开腐败之门的事实,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带坏部属。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旦搞腐败,不仅会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且还会带坏部属。如沈阳的慕绥新、马向东,黑龙江的田凤山、韩桂芝,浙江的杨秀珠等的腐败大案,无不是一案牵涉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造成恶劣的影响,严重败坏了党风和政风。
三是带坏了社会风气。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影响力、传导力极强,如果腐败,不仅会毁灭自己、亲属、部属,而且还会影响败坏所在地区的社会风气。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在倒台后的一段时间内,他长期工作过的广西平均每个月就被查处一个县(处)级以上贪婪的领导,而且这些人有的与其并没有什么利益关系,被媒体称作“广西现象”。
可见,党员领导干部对本地区社会风气的影响巨大,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大搞腐败特别是利益集团式腐败的消极影响,绝不能低估。任其发展,就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党的执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