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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服了你！”巴兹尔坐下来大笑不已。
这时，教授的姐姐离开房间，也许回房休息去了吧，也许不是。
绿屋疑云
我们离开查德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非常晚了。从牧羊人灌木区的查德家到兰柏特的巴兹尔家，一路上既漫长又无聊。这导致第二天早上，我们睡到很晚才下楼用餐。那晚我就在格兰特家过夜了，真是不好意思，起床时竟然差不多中午了。虽然很迟用餐，然而我们却一点都不着急。餐桌前的格兰特尤其显得怡然自得，我怀疑，如果搁在最上方不是一份电报的话，他不会打开那堆信件的任何一封——在现代人漫不经心的生活中，它倒是非常成功地令人感到紧迫。巴兹尔像剥蛋壳、喝红茶那样，心不在焉地打开电报。他读着电报，虽然一语不发，可是不知怎的，就是有点不对劲，让我感觉到眼前这具文风不动的躯体突然紧绷了起来，就像是松了弦的吉他又被扭紧。虽然巴兹尔一言不发地坐着，可是我知道他头脑仿佛被一桶冰水当头泼下似的一下子就清醒了。不出我的意料，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座位，重重地坐下，像踢开脚边的丧家狗一样，把电报狠狠踢开，然后快步走到我面前。
“你觉得怎么样？”他边说边在我面前摊开那份电报。
电报的内容是：
请速至。詹姆斯精神状况危急。查德女士。
“她是什么意思？”我停了一下，不悦地说：“这几个女人老是叨念着，可怜的老教授打出生就发疯了。”
“你错了。”格兰特沉稳地说，“的确，明理的女人总认为好学的男人全是疯子；没错，实际上，女人认为无论哪一种男人都是疯子。不过，她们并不会把这种想法写在电报里，正如她们不会在电报里向你宣称草是绿色的、上帝是博爱的；这些事情是老生常谈，通常也是个人私下的想法。不过，查德小姐竟敢在邮局的陌生女子面前写下她弟弟脑筋有问题这件事，显然，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所以她才不得不这么做。她想不出其他足以让我们马上动身的方法。”
“这招很有效。”我笑着说。
“嗯，没错。”他答道，“这附近有个马车招呼站。”
我们赶紧坐车，一路上经过西敏寺大桥，穿过特拉法加广场，最后沿着皮卡地里前行，来到亚斯毕吉路。巴兹尔一路上都没吭声，直到打开查德家的大门时，他才开始说话：
“我的朋友，信不信由你——”他说，“这件事，无论在伦敦或在任何文明国度中，都是最古怪复杂的一项奇事。”
“深表同情也深感敬意，可是我不大了解怎么回事。”我说，“这个魂不守舍的老家伙，总是在虚幻世界的边缘梦游着，因惊喜而发疯，有什么奇怪的呢？他的脑袋像萝卜那样难以理喻，心灵像张蜘蛛网，没有力气去面对命运突发的变化——这又有什么不可思议？简而言之，詹姆斯·查德因为兴奋过度而精神失常，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真的一点也不奇怪，”巴兹尔静静答道，“如果教授发疯了，绝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他重复说，“我说的奇怪现象，并不是这件事。”
“那么，”我跺着脚问道，“奇怪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奇怪的地方是，”巴兹尔拉着门铃说，“他并不是因为兴奋过度才发疯。”
才进门，就看见身材高壮的查德大小姐挡在前头；另外两位小姐也各自挡在走道和小客厅前面。她们好像想要挡住什么，不给人看见。这三位小姐就像是梅特林克·奇异的戏剧作品中，穿着黑衣的三位女士；她们就像是希腊悲剧中的唱诗班，不让观众目睹灾难的真相。
“请坐下吧！”其中一位说，她的声音生硬中带着伤痛，“我想，我还是开门见山地告诉两位吧。”
她黯然失神地望向窗户外头，以平稳而机械化的口气继续往下说：
“我还是一五一十从头细说。今天早上，我在收拾早餐用具时，两位姐妹因为身体不大舒服，便待在楼上没有下来。那时，我弟弟走出房间，我本来以为他是要拿一本书。可是，当他走回房间时，手上并没有拿书，而且是望着空炉架站了好一会儿。于是我就问他：‘你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我帮你拿。’但是他没有回答我。他这种反应并不奇怪，因为他常常心不在焉。我又问了他一次，他还是不理我。有时候，他就是整个人都沉浸在他的学问里，这时只要在他肩膀上拍一下，就可以让他回过神来，所以我绕过桌子走近他。接着，我所受到的惊吓实在难以言传。现在听起来好像很蠢，可是在当时却觉得十分严重，简直让人精神错乱。事情是这样的：詹姆斯竟然只用一只脚站立。”
格兰特微笑着，关切地搓着手。
“用一只脚站立？”我重复她的话。
“是的。”这个女人的嗓音嘶哑，音调中不带一丝情绪。“他用左脚站立，右脚则翘起来，脚趾朝下。看他这副怪模样，我便问他是不是脚痛。可是，他的回答却是把一只腿弯成直角，指向另一只腿，脚趾头朝着墙壁，而且还是满脸严肃地看着火炉。”
“‘詹姆斯，你怎么了？’我不由得喊叫起来，因为我真的吓坏了。他的右脚在空中踢了三下，然后举起左脚，也在空中踢三下，接着，他像陀螺一样地把身子转了个圈。‘你疯了吗？’我叫道，‘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他停了下来，面向我，像平常那样看着我，眉毛挑得高高的，戴着眼镜的眼睛睁得很大。我把话说完，有一两秒钟的时间他还是静止不动，接着，他唯一的回答就是：慢慢从地板上抬起左脚，在空中画起圈圈。看到此情此景，我只好冲向门口，急忙呼喊克丽斯蒂娜。接下来几个小时内发生的恐怖事情，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我们三姐妹都对他说话，请求他回个话。我们好话说尽，连死人也说成活人了，可是他依旧一直板着脸孔跳舞。他的腿好像不是自己的，或是整个人被魔鬼附身了。从那时开始，他就没有再对我们说过话了。”
“他现在人在哪里？”我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
“科尔曼医生在陪他。”查德小姐平静地说，“他们在花园里。医生认为呼吸新鲜空气对我弟弟有帮助；他也不能上街去。”
巴兹尔和我连忙走到窗前一探究竟，从那儿看得见窗外的花园。这是个小巧而舒服的郊区庭院，花床十分整齐，看起来像是染过色的地毯。不过，在阳光普照的夏日里，这些茂盛的花儿却生意盎然，充满了热带风情。两个人站在明朗青翠却圆滚滚的草坪中央。其中一位男子身材矮小看起来很机灵，留着黑色络腮胡，头上戴着光鲜的帽子——我猜他就是科尔曼医师——；虽然他说起话来沉稳清晰，脸上的表情却好像很紧张。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聆听的表情像个老祖父，眼睛则像是猫头鹰眼镜片上闪烁着强烈的日光，一如前天晚上，当巴兹尔大声质疑他的论述时，他的眼镜片上映照着的灯光。此刻的他，和昨天晚上的那个人之间，只有一点不同：现在的他，虽然一脸平静地听人说话，然而双腿却非常努力地跳着舞，活像是一具傀儡。庭园的整洁鲜花和耀眼的日光，更让眼前的奇景增添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色彩；这是个由隐士的头加上小丑的腿所组合而成的奇景。奇迹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果发生在夜里，反而显得可信而稀松平常了。
这时，查德教授的二姐走进房间，有点虚弱地凑近窗子。
“你知道吗？阿德莱德，”她说，“大英博物馆的宾厄姆先生三点还会过来。”
“我知道啊。”阿德莱德难过地说，“我得实话实说。唉，为什么运气总是这么差。”
格兰特突然转过身来。
“你说什么？”他说，“你要对宾厄姆先生说什么？”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教授的姐姐凶巴巴地说，“我们要把他可怕的发病情形如实相告。你想，像他这个样子，还能负责亚洲古手稿的事务吗？”
好一会儿，她指向院子里的那个人；教授洗耳恭听的脸闪亮着，他的脚则动个不停。
巴兹尔突然把表掏出来看。
“大英博物馆的人什么时候到？”他问。
“三点。”查德小姐简要地回答。
“那么我还有一小时的时间。”
格兰特二话不说就拉开窗户，跳进花园。他没有直接走向医生和疯子；而是绕着花园小径小心地接近他们，却又装作一脸平静。最后，他在他们几英尺之外停了下来，看起来似乎正数着裤子口袋里的零钱，此外我还看见他不住抬头张望，并以帽子的宽边做为掩护。
突然间，他走到查德教授身边，以一种亲切的大嗓门说道：
“嘿，老家伙，你还认为祖鲁族比我们卑下吗？”
医生不安地皱着眉头，像要说些什么。教授平和的秃头友善地转向格兰特，可是并未答话，只是懒懒地伸出左腿。
“你用腿说服了科尔曼医生了吗？”巴兹尔继续用清亮的声音发问。
查德只抽动了一下双腿，然后举起一只腿轻轻一踢，他的表情仍然仁慈而充满好奇心。医生这时不客气地插嘴：
“教授，我们该回屋子里去了吧？”他说，“您已带我参观过花园了，这花园真是美丽极了。我们进屋去吧？”他说着，便尝试去拉这位踢跳中的人种学家的胳膊肘，同时又对格兰特悄声说：“请不要用问题去刺激他。太危险了！他需要镇静。”
巴兹尔仍用原先的声调，冷冷答道：
“医生，我会努力服从您的指示。可是，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同意，让我可怜的朋友和我在花园里独处一个小时，希望这个请求不会有所冒犯。我想好好观察他，科尔曼医师，我向您保证，我不会向他多说话；就算我说了什么，那些话也会像糖浆一样甜美，绝对不会刺激到他。”
医生面色凝重地擦起眼镜镜片。
“你这样做很危险，”医生说，“没戴帽子在烈日下晒这么久就已经很不妥了，何况他还是秃头。”
“这不成问题。”巴兹尔大方地说。
他随手脱下自己的大帽子，扣在教授的鸡蛋脑袋上。教授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是自顾自地跳舞，眼睛望着远方。
医生戴上眼镜，严肃地看了巴兹尔好一会儿，接着像小鸟般地把头歪向一边，简洁地说道：“好吧。”便回到三姐妹等候的屋里去了。她们从窗口焦急地望着花园，一动也不动地待了几乎整整一小时，然后目睹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奇观。
巴兹尔·格兰特对查德教授提出了一些问题，可是那疯子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自顾自地使劲跳着。这时候，巴兹尔从口袋里慢慢地掏出一本红色的笔记本以及一支铅笔。
他开始快速地记笔记。每当查德从他身边跳开，他就亦步亦趋地跟上去，继续做笔记。就这样，他们绕着这圈可笑的草皮追逐着。一个手持铅笔写字，摆出解决难题的表情；另一个，则像是个孩童般地跑跳嬉戏。
这种愚蠢的场景大约维持了四十五分钟之后，格兰特便把铅笔收回口袋，不过手里仍然拿着摊开的笔记本。他绕着发疯的教授踱起步来，最后，就停在教授的正前方。
虽然那个早晨已经够古怪了，可是接下来的事却更离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