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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治疗药物其费用也是高得惊人，例如一种目前使用有一定效果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ＡＺＴ的年人均治疗费用约为２２００～６０００美元，比１９８７年时的年均８０００美元已有所下降。供不能服用ＡＺＴ的患者使用的第二种抗艾滋病的药物ＤＤＩ，估计它的年治疗费用约为８５０～２３００美元。显然，对这么高的费用，发展中国家是负担不起的，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每年人均保健费用往往不超过５美元。联合国的材料表明，美国联邦政府每年为治疗艾滋病的支出总额超过２０亿美元，每个美国艾滋病患者一生的治疗费用约为５～６万美元。再以美国的旧金山市为例，过去１０年花在艾滋病防治上的费用高达２．８８６亿美元。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只花了１８万美元在艾滋病的防治上，但到了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度用了７３３０万美元，增加了４００倍还多。旧金山市政府所花的每一元钱中，有三角半是用在艾滋病上面。在艾滋病患者越来越多、防治费用越来越增加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实在是不堪负担的。
一边是贫穷，一边是死亡，两军对垒，各不相让。今天，如何降低艾滋病治疗药物的价格，不仅是各国政府相关部门考虑的迫切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争端。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在多哈结束的ＷＴＯ第四届部长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花了整整６天时间来讨论这个议题。以印度、巴西为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ＷＴＯ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ＩＰＳ）允许各成员国在发生大众健康危机时采取特殊措施，比如允许本国企业仿制外国专利药。而美国和欧盟则担心类似的特殊措施被滥用，从而影响本国制药业的利润和研发积极性。
正当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相持不下时，另一个怪物闯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之中，这怪物就是炭疽热，炭疽热帮了发展中国家一个忙。当炭疽热神秘地袭击美国本土时，美国感到了十二万分恐惧。美国人发出威胁，如果德国拜耳公司不愿廉价提供对付炭疽热的药品的话，美国将推翻拜耳公司的专利。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各方同意，发展中国家在执行ＴＲＩＰＳ规则时有１５年的宽限期。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利用时间差合理地仿制一些艾滋病治疗药物，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提供给本国患者。
在上个世纪末发生在艾滋病重灾区肯尼亚的怪事似乎又给人们带来了彻底解决艾滋病的曙光。
这一年，世界各国的艾滋病研究专家们在内罗毕城贫民窟中找到４０多名以卖淫为生的职业娼妓作载体进行检测实验。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这些职业卖淫者似乎天生对艾滋病有一种免疫力，她们连续多年暴露在ＨＩＶ之下，但仍没有被ＨＩＶ击倒，甚至连ＨＩＶ的一点儿灰尘也没有沾上。实验显示，在她们的血液中，既没有病毒也没有任何抗体的踪迹！
科学家们感觉到，这些女人似乎继承了某种能在病毒造成任何破坏前杀死它们的细胞。其中两个研究对象是一对姐妹，她们有５个女儿。７名妇女都从事卖淫活动，但都对ＨＩＶ呈阴性！
来自英国、北美和肯尼亚各大学的研究者们画出了这些妇女的基因图，试图发现是什么让她们免于传染，希望最后能从她们的发现中设计出一种疫苗，彻底将人类从艾滋病的阴影下解放出来。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探索没有成功，谜还是谜。
一丝黎明前的曙光又被黎明前的黑暗所遮掩。
谜何时揭开？夜究竟有多长？人们期待着。
第十九章 神圣的反击战防与治：反击艾滋病的双刃剑
当治愈艾滋病的探索还是一头雾水时，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们想到了东方中国一句古老的哲言：防患于未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全球艾滋病流行汇总报告”中指出：“艾滋病仍然处于低流行水平的国家应当防止流行的潜在传播，而不应当满足于目前的低感染率。在艾滋病的流行尚没有对更广泛的人群造成威胁、感染率较低的地方，预防艾滋病的关键是使那些易感染人群采取安全的性行为和注射吸毒行为，阻断艾滋病在这些人群之间的传播，并争取时间让更广泛的人群具备保护自己、避免感染的能力。”
这份“汇总报告”还指出，艾滋病流行以来２０年已经过去，数百万计的年轻人对艾滋病仍然知之甚少。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数十个国家中５０％以上的年轻人（１５—２４岁）从未听说过艾滋病或对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方式存在严重的误解。
中国的情况亦不容乐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的一项遍及全国６０多个城乡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艾滋病的无知达到了可怜的程度！
在潘教授的调查中，只有３．８％的人知道ＨＩＶ的３种传播途径，８０％的人不知道ＨＩＶ是不会通过空气与呼吸系统传播的，他们认为打喷嚏、用ＡＩＤＳ患者的碗筷都会被传染。
泰国是艾滋病高发国家之一，但近几年泰国在艾滋病预防方面却走到了世界前列。泰国如果没有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积极开展艾滋病的干预项目，那么今天总人口的１０％～１５％都会被感染上ＨＩＶ！在过去的１０年中，至少有５００万泰国人在艾滋病的阴影中幸免于难，这主要归功于泰国社会各界对预防艾滋病系统工程的积极响应。
泰国参议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特使莫猜先生在《我们怎样反击艾滋病》的文章中写道：“……艾滋病是一场战争。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全国人民都会共同对敌，艾滋病是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艾滋病之战中，我们不仅会失去人，而且会失去战争中会失去的一切。”
莫猜说，有人认为艾滋病只是健康问题，是健康方面的灾难，但我认为它不是健康问题，而是行为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得艾滋病？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吸毒、性爱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艾滋病是行为问题、社会问题、发展问题。
要改变人民的行为，必须有各种力量的参与，比如宗教人士、老师，甚至加油站。我们建议每一个加油站都准备一些安全套，然后向你们的消费者进行宣传。
泰国及时地开展了全国性的教育活动，在全社会推广使用避孕套，每年免费发放７０００万只，不用不行，有时是强制性使用。在泰国，正是使用避孕套运动和其他的教育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艾滋病在这个国家的流行势头得到了遏制。淋病和梅毒的发病率在１５岁至４９岁的年龄组分别从１９９０年的０．２４％和０．１１％降至１９９３年的０．０３％和０．０２％。男性全部性病的总发病率在１９９３年比１９８７年下降了８０％以上。在年轻士兵中，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也从１９９２年的７．５％下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３．４％。可以说，泰国为迅速行动抵制艾滋病的袭击提供了一个好的榜样。
莫猜认为要解决艾滋病问题，必须有每一个人的参与，比如法官、农业官员和警察。在泰国我们有一个除夕夜计划，就是请警察在除夕夜一见到小偷就发个安全套给他们而不是抓他们，因为在新年夜，比较起来，可能引起艾滋病的行为比偷东西更危险。
莫猜还说，在艾滋病问题上，只要你肯打开思路，就能想到好的办法，而且教育宜早不宜迟。泰国从小孩子四五岁就开始把正确的艾滋病信息传授给他们了，而不是八九岁。艾滋病和腐败问题没有区别，莫猜认为社会在腐败问题上的教育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都太迟了，在艾滋病方面不该再迟了。
在预防艾滋病侵袭的战争中，泰国政府和人民无疑是胜利者。
失败的例子很多，最为典型的就是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是世界上ＨＩＶ感染率最高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感染了ＨＩＶ，５岁以下的死亡儿童中有６４％死于艾滋病。面对国家与民族目前所处的危境，博茨瓦纳总统莫加不得不仰天长叹：我们的国家正受到整个民族灭绝的威胁！
什么原因？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份报告指出，ＨＩＶ之所以会在博茨瓦纳等国家蔓延，是因为他们被ＡＩＤＳ侵袭得最早。在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人们对ＨＩＶ的来源、漫长的无症状期以及传播方式都没有充分认识。直到传入境内很多年以后，这些国家政府才开始实行行为干预。到了这个时候，艾滋病已经在整个人口中广泛传播，ＡＩＤＳ患者的人数上升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博茨瓦纳的前车之鉴是深刻的，也是血淋淋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曾对全球１０３个国家政府行为干预政策介入时间进行调查，结果是，在首个ＡＩＤＳ患者发现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４年间的国家，政府大约在第５年开始实行全国性的预防。而首个ＡＩＤＳ病例发现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６年间的国家，３７％的政府从１８个月后开始实行预防。
中国在政府行为干预介入方面是位姗姗来迟者。
中国首例ＡＩＤＳ患者发现在１９８５年，直到１３年后的１９９８年７月，国家卫生部才成立了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根据当时的报道说，卫生部艾滋病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全方位的推进开始。
在此之前，有关部门也进行过干预，但其力度几乎为零。
有资料显示，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中国政府用于艾滋病防治的预算是２７５万美元。根据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研究员吴尊友计算，单在全国４００万妓女和６００万吸毒人群中开展最简单的宣传和行为干预，一年最低的预算是６０亿人民币。
干预的滞后，经费的缺乏，已经使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捉襟见肘。但其影响最大的还是观念等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被人们誉为“艾滋病博士”的吴尊友先生认为，所谓干预，就是深入那些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中，改变这些人能够导致艾滋病的传染传播的行为，从源头上阻断艾滋病。他还说，国际上公认的、东南亚国家有惨痛教训的易导致艾滋病传播的行为，一个是性乱，一个是吸毒。
吴先生所在的部门被称为“行为干预室”，即在感染ＨＩＶ危险性最高的人群中进行宣传，改变他们容易导致感染ＨＩＶ的行为。然而，在吸毒人群中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在卖淫者中免费发放安全套，做安全套广告，这些已被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最为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不但有违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而且与中国现行法律相悖。
《南方周末》记者甄茜曾经与相熟识的警察交流过关于注射器宣传与安全套发放的问题，那些警察朋友认为，公安部门正在努力打击卖淫嫖娼与贩毒吸毒行为，这才是最好的控制艾滋病传播的途径，向吸毒者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与向卖淫者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