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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情况发生突变，是因为赵全国贴了一张大字报。赵全国是表演系一年级学生，可这人胆子不小，院党委的一些问题看似平常，经他往纲上一提，那红旗就成为黑旗，共产党也变成了保皇党。大字报是六月二十二日凌晨贴出的，到天亮就被闻讯赶来的群众围满，许多人读了大字报都说当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景历历在目，个别教师感情比较脆弱，当场就哭了。人们除了驳斥赵全国的无耻谰言，还要表达对院党委的赤诚之心；除了大字报，还有大标语：墙上贴不下，干脆刷上了水泥路。就在这天中午，我坐在红楼的一间教室里陷入了沉思，我想赵全国这人可能思想偏激，给院党委的结论也下得过于武断，但那也是一家之言，让他说就是，何必兴师动众如此对待。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我觉得有必要这时候站出来制止乱局拨正革命的航向。带着这个目的我提笔写了一张大字报《不能刹车》，呼吁全院师生立即停止对赵全国的围剿，大家回归正道继续揭发院党委的问题。我刚写完，教室里又走进五名同学，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遗憾的是我的一番好心被群众严重误解了，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遭到愤怒反击，我们被看成了赵全国一党，我的造反派生涯也就从那天正式开始。起初，我们的压力很大，不久最高统帅下达了炮打司令部动员令，形势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可是一段时间过去仍有许多同学死保着院党委。这让我痛心疾首，于是就创作了这幅漫画。
这时候我们已走出树林重返红楼，完成了一次战略转移。天气转凉，西风凋碧，在这落叶深秋，迎来了我们艺术创作的春天，根据蛇打七寸的原则，我首战就把党委书记推上了墙。漫画是我的拿手活，我很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弄成奇丑，再画龙点睛，给它个呼之欲出，我班同学没一个能逃脱我的魔手。关于这点党委书记本人也有一个说法，不过这话她是在四年以后说的，那时候她同造反派女生张炼关在一起，两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过去的对手成了知心难友。回首当年点评得失，于是说到了这张画。党委书记首先对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给予肯定，而后她说：这事把我们全家都惊动了，我婆婆同我很亲，马上跑过去看，老太太一下子就从画上认出了我，不晓得我出了什么事，吓煞了。党委书记有五十多岁年纪，性格沉稳，不苟言笑，说到这里却动了情，郁郁地半天没再作声。
我的才能远不止此，这画的构思也很巧妙，画面上党委书记头戴一顶厨师帽请学生干部吃粥，她一边把镬子里的粥舀到学生干部碗里，一边问饱不饱。学生干部一个个摸着鼓起来的肚子连声说饱饱饱。镬子里的粥比喻党委指示，饱与保谐音，所以漫画的题目就叫《吃一顿，保一阵》。此画一贴出立即招致轰动，我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我系的那个同学当场就跳着脚骂我狗崽子，更多的人则拿笔直接在画面上“戳一枪”。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了画拍手称快，那时候大串联已经开始，一个河南来的学生说，他那个学校的领导也常常请学生干部“吃粥”。他把每次“吃粥”的时间地点以及引起的保皇浪潮都详详细细“戳”在了我的画上。随着漫画作品的不断涌现，红楼那长廊天天人似潮涌，热闹如龙华寺的庙会。每当人群散去，总留下一墙的斑驳，疮痍满目，那场面好不叫人得意！但这种得意没维持多久我就栽了，给我带来了悲惨命运的是另一张漫画。
这时工宣队已占领学院，红楼再度易手。几百名产业工人开进校园将造反派学生一个个捉进隔离室，让灿烂的笑容又回到了昔日对手们的脸上，文化革命的箭头这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一天我被关押的教室里走进一名同学，我四年级，他一年级，是我的学弟。也许对我带点崇拜，他常常模仿我的笔迹写毛笔字，也一直在收集我的作品。此人原来也是造反派，据说因为能够及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而被工宣队派进了专案组。他坐到我的对面，拿出一幅画让我认。题目为《大人物》，画面是刘少奇的半身像，穿一件中山装，四个口袋装满了探头探脑的坏人。我想起来了，那时候全国批刘正搞得如火如荼，一天报上公开了毛泽东过去的一封信，其中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小人物指的是李希凡和蓝翎，信上说得很明确。大人物却没有点名，但谁都能猜到那个人就是刘少奇，我一阵激动，当即提笔蘸墨作成了此画。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每当我回想起此事就心情沉痛。有人觉得诧异，就劝我说：那个年代，那种形势，谁不批刘？谁敢不批刘？对于这话我很不以为然。别人做什么我不管，我却不能做这种事情，因为我得到过刘少奇的好处，我能考进大学有他给我的一份帮助。不要以为刘少奇替我写条子什么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过去高校招生比较看重家庭出身，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女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正规的说法就是贯彻阶级路线。当政策收紧时这个比例就更小，甚至只给百分之二。而有两种人的子女还不在里面，一为著名右派；一为关管杀中的杀。但这只是内部掌控，对外并不宣布，所以报名处对这两种人的子女也仍一视同仁，交上一笔报名费，让监考老师陪着进入考场兜个圈玩一把，然后拜拜。我考的是舞台美术系，这个系的政审更严，倒不是该专业带有保密性质，那是为表演系考虑的。我们的舞台不能光让工农兵站着，否则就没有戏，那些细皮嫩肉的配角反角往往来自于比较复杂的家庭。所以到时候该系就得发扬风格让出一定的指标，使得招生工作在整体上政治达标。我当然对于这一切浑然不知，要不然早就没了状态。初试复试都顺利通过，最后进入面试，四位老师在我的对面坐成一排，先是出了几道知识题，我均回答正确，双方颇为融洽，然后转入家庭调查，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关于父亲的，我回答说我父亲是个国民党反动军官，解放初已被人民政府镇压。我想我的回答没有错，可是四位老师的表情却起了变化，考场里的气氛也凝重起来。停顿有几秒钟，老师又开了口，他们不问别的，还是问我父亲，问得很详细，等我走出考场发觉自己比别人多考了将近一倍的时间，这才感到情况有点不妙。
招生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这一天要决定录取名单。一张大桌上排开了两条长龙，上面一排为我们的考卷，下面则对应摆上了政审材料。政审情况看来不能令人乐观，我那一本卷宗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老师们站在一旁紧皱着眉头，谁都不敢上前拍板。这时系主任孙浩然走了进来，他也是系招生办的主要负责人。孙主任走到桌前朝那两条长龙浏览一遍，然后伸手往中间一劈，说道：今天我们只看上面不看下面。一下将我劈进了大学之门。这是我的绘画老师最近告诉我的，他目睹了当年这惊险的一幕。可惜孙主任已经去世，否则我一定要当面去问他哪来的这个胆量。其实我不问也已经知道，他背后有人撑腰。史料表明，那年一月中央在北京开了个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以后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宽容政策，那年的高考也淡化了阶级路线。是刘少奇轻拂橄榄枝将党的一滴雨露洒到了我身上，对于这样一位恩人，我不仅没能结草相报，反而在他落难之时投井下石给了他这张漫画。
我作画一般不打草稿，也不留底稿，墨迹未干就贴到了红楼墙上，我常常这样奢侈地对待自己的精神产出。这张复制品让我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我打算将我的创作意图对我这位学弟作一次全面：的阐述，趁这个机会表一表功劳，没有功劳嘛也有苦劳。我刚要开口，他却转身走了。这个人平时沉默少言，表情也很含蓄，叫人摸不准他的思路。不过他对我的态度很和蔼，甚至还带有一分敬意，可是他的来访总令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分明看到那四个口袋上分别写着共产党员四个字，尽管它们都被打上了引号。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那同学是来履行一道程序的，在我供认不讳之后，这幅画就被制成了影印件。凡有东西被制成影印件就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我的行为也因此有了作案的嫌疑。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友谊电影院开了一个重要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上海市四位最高领导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和王秀珍。我的作品就在这个会上被高规格地展示出来，徐景贤拿着影印件向台下介绍起了画面内容。我的作品由徐景贤来介绍应该不是偶然，因为他同我们．的漫画有点缘分。那事情还要从六六年说起，大约在十月底，一天我路过红楼走廊，被一个同学叫住了，他从围看漫画的人群里指着一个瘦瘦的中年人告诉我，那是市委写作班的徐景贤，我于是也认出了他，确切地说我先认出了他头上的那顶解放帽。
那还是两天前，我们在文化广场成立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徐景贤被上面派来出席会议。由于这是上海造反派的首次集会，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大会也开得轰轰烈烈，最后让徐景贤代表市委表个态。没想徐景贤站上了主席台却支支吾吾说，这一类全市性的组织上面不给搞，他不能擅作主张给予承认。徐景贤一盆冷水泼下，反而让群众火冒三丈。有人一把抓过话筒高喊打倒奴隶主义口号要徐景贤朗读最高指示，不料徐景贤一摸口袋忘了带毛主席语录。这性质就严重了，顿时全场乱成一片，愤怒的小将纷纷朝台上冲来，有的已经爬上了台唇。我那时站在侧幕后面注视着现场有点着急，我想徐景贤再不是东西也得对他讲政策，看他这一副身架也经不起群众的三拳两脚。眼看事态就要失控，就一步上前按住了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他是扬剧团的演员，我去该团实习时就认识了他，他来自苏北一个农村苦大仇深，那双眼饱含着泪水已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被我劝住了。可后面仍不断有人涌上，有几个已越过了警戒线把徐景贤围在中间，其中一个一把抓下他那顶帽子并将它扔到了地上。
眼看徐景贤就要吃亏，我们在台上的几个学生只得奋力插入将他与群众隔开，并把他保护进了后台的一个化妆间。司令部的几个头头关起了门继续同他谈判，但徐景贤仍是不肯松口。他靠着一面镜子站着，垂头耷脑，那顶帽子已经被他拣起来又重新戴到了头上，也许是紧张，那帽子没戴正，看上去总觉得碍眼。不知怎的他这个形象就从此刻进了我脑子里。这以后徐景贤频频向公众露面，可我老觉得他那顶帽子戴得不够妥帖，表情也有点滑稽。这或许不能怪徐景贤，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
这时只见徐景贤脖子歪歪在人墙里钻进钻出看得很投入，完全没注意到背后有人正对着他虎视眈眈，我那位同学要拖我上前去与他理论，也许还想把他教训一顿，可我正忙着，再说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就抬抬手放了他一马。没过几天徐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