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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绣出走，是在当时封建势力核心人物头上动了一把土，不能不激怒那顽固存在的旧世界。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们如黑云压城般向这位不愿再当皇妃的青年女子压了过去。打前阵的不是别人，却正是文绣的族兄文绮！这位族兄在信中写道：
惠心二妹鉴：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是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德。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廖万分矣！
文绣并不屈服，她给文绮复了一信：
文绮族兄大鉴：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
………………
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这封信写得有理有据，何等痛快！当时有人把淑妃出走叫做“妃革命”。
溥仪虽然采取多种办法调解，文绣断然拒绝，坚决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了诉状。文绣硬了，溥仪也就软了，让“皇帝”在法庭相见，简直是要他的命。经过双方律师两个月的磋商，终于签字和解，双方协议完全脱离关系。溥仪给文绣5。5万元的生活费。文绣永不再嫁。双方互不损害名誉。
文绣用这笔经律师、中间人和家人克扣后所余甚少的赡养费办了一所小学，亲身任教，终身未嫁，直到1950年因病去世。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当过教师的皇妃。
贵妃谭玉龄之死
1937年，溥仪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
谭玉龄那年只有17岁，正在北京的中学堂念书。按祖制规定，清朝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八级。玉龄被“册封”为“祥贵人”，是皇帝的第六等妻子。
溥仪很喜欢摄影，有人曾根据宫中散落的照片进行统计。据说数千张照片中，皇后婉容露脸的只有8张，而谭玉龄的却有33张之多，可见溥仪爱情之所在。溥仪确实很喜欢潭玉龄，直到这位皇帝成为公民后，还将玉龄的照片贴身携带。
“宫廷学生”毓之妻杨景竹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对谭玉龄的印象；祥贵人，1。6米左右的个头，体态苗条，在那五官端正的凸形脸上，只见长长睫毛下，有双不大不小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头发是用火剪子烫出的大卷，双耳都戴着玉坠，穿一身苹果绿颜色的丝绒旗袍，这一些更显出她裸露在外的面部以及手臂皮肤的白嫩与细腻。从杨景竹的回忆录中，还可以看出，谭玉龄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女子，不摆皇妃架子，礼貌待客，对下人十分和气。溥仪有时受了日本主人的气后，回到寝宫心情烦闷而又暴躁，往往无缘无故地对谭玉龄大发脾气，有一次甚至把“祥贵人”身上穿的旗袍撕得粉碎。对此谭玉龄不仅能够忍耐，而且还宽慰丈夫，使他心平气和下来。
溥仪没有想到，过了7年如漆似胶的日子后，24岁的谭玉龄却一命呜呼。关于谭玉龄的死，至今还是个谜。
当时在宫廷中的毓先生的回忆，提供如下情况：
溥仪的第三个妻子叫谭玉龄（初封“祥贵人”，死后封“明贤贵妃”），身患膀胱炎，引起症。经吉冈推荐。满铁医院小野寺院长前来治疗。据说，小野寺来时和吉冈在内廷候见室谈了一个小时的话。然后进入内廷“辑熙楼”的玉龄寝室内诊治。不料经注射后不到天明即行死去。人们都说玉龄之死是吉冈所下的毒手。因为早在婉容精神失常以后，吉冈就向溥仪提议选一个日本女人入宫。溥仪推说已在北京选好，不久即将接来，这就是谭玉龄。吉冈当时虽然不满，但也不便过分干涉。恰好玉龄有病，遂下此毒手。
“吉冈”就是在皇帝身边监视他一举一动的“御用挂”，他的全名是吉冈安直中将。谭玉龄是否确系吉冈所害，众说纷纭，没有更多的证据，溥仪对此也深表怀疑。
“福”贵人最终得福
谭玉龄死后，吉冈向溥仪又提前议，并给溥仪找来不少日本女人的像片，让溥仪选择。溥仪害怕自己的私生活会让日本人知道，便推托说：“谭玉龄尸骨未寒，暂时不想结婚。”后来，在60多张伪满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中，溥仪选中了李玉琴。因为李玉琴才15岁，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的天真、单纯和幼稚，这正是溥仪所需要的。
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溥仪看着胖乎乎的玉琴说：“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以克住了。”
李玉琴真的有“福”吗？今天当她接近退休时，当上了长春市政协委员，有自己温暖的家庭，可以说她是幸福的，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她走过了一段多么曲折的路啊！
李玉琴出身贫苦，入宫以后，常常被人看不起。溥仪为了控制她，首先订出了让她永远不能翻身的21条，主要内容是：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清王朝的祖制；一切言行都要顺从溥仪，即使和父母通信也要先得到批准；必须忠实地伺候溥仪一辈子，思想上偶然起了不该起的念头，也要立即请罪；不许回家和亲人见面，不许私蓄一分钱，不许打听外事，不许愁眉苦脸等等。溥仪让她亲手抄写“笔据”，在佛前立誓后焚烧，让她终生为自己承担义务。
溥仪高兴时就让李玉琴唱歌给他听，或是做体操给他看，不高兴时就申斥她，用笤帚打她，发完脾气还要捧出“21条”不许愁眉苦脸，强迫她破涕为笑。
日本投降以后，随着“满洲帝国”的垮台，李玉琴生活在溃逃、流离和动荡的日子里。那时溥仪已到了苏联。1946年解放长春以后，李玉琴回到了娘家，由于娘家人的坚持，又把她送到了天津溥仪的族兄溥修家里居住。溥修是个顽固的清室遗老，他禁锢李玉琴如同囚犯一样。李玉琴在这个封建家庭里生活了5年，做饭洗衣，如同奴仆，还常常挨饿，连手纸都不给。天津解放后，玉琴要求出去工作，溥修却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李玉琴只好靠织毛衣度日。
李玉琴因为是贫农出身，虽然在同德殿里逐渐变得满足、娇懒，但她在思想感情上和那些贵族是不一样的，在新社会的影响和政府的帮助下，她明白了许多道理。她参加了扫盲班，以后又回到了东北，参加了工作，并于1957年和溥仪离了婚。当时的溥仪正在抚顺接受改造。
李玉琴离婚后和当时在长春广播电台的一个工作人员结了婚，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家庭。
爱人、妻子李淑贤
溥仪得到特赦后，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1962年他又结婚了，对方就是李淑贤。结婚那年，她是个三十七岁的大姑娘。
她是杭州人，从小失去父母。当时她是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几乎达到不能分离的地步。溥仪曾向李淑贤说：“以前我在宫中时，根本不懂夫妻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妻子是我的玩物和摆设，高兴了就去玩一会儿，不高兴就几天不理。我是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只是遇见你，才晓得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
溥仪无微不至地关怀妻子，1963年夏季北京暴雨如注，公共交通一时受阻，溥仪下班后，急忙从家中取了一把伞，冒雨趟水去接李淑贤。他等了半天，不见李淑贤的人影，只得往回走。突然，他发现路上有个没上盖的水道口，溥仪生怕妻子路过那里踩了进去，于是，就在那里直挺挺地守了好一会儿。
溥仪和李淑贤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5年。1967年10月7日，溥仪因患肾癌而逝世。溥仪逝世时，正处于“文革”期间，李淑贤在周总理和政协的关怀下，生活一直很好。
Number：3783
Title：爱因斯坦的两首诗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51期
Provenance：爱因斯坦谈人生
Date：
Nation：
Translator：高志凯
一
1927年爱因斯坦把自己的一张照片赠送给一位老朋友科内莉亚·沃尔夫，他在照片下面写了几行诗：
无论我去到何方，
到处有我的肖像；
在书桌上，在大厅里，
或挂胸前，或悬高墙。
人们的游戏多么新奇，
殷殷恳求：“请你签名。”
不容学者有半点儿推辞，
非要他写下几笔才行。
听着耳畔这阵阵的欢呼，
有时我被弄得稀里糊涂；
偶尔清醒时我竟会怀疑
真正发疯的莫不是我自己。
关于这张爱因斯坦题赠的照片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尔夫夫人渡过大西洋来到哈瓦那，以后又要去加利福尼亚。当轮船在特立尼达停泊时，一位英国军官盘问了她（她持有德国护照），并准备检查她的行李。那个军官发现这帧照片后立即停止了盘问，并且彬彬有礼地问她是否愿意把照片借给他，他想把照片上的小诗抄录下来，并想把照片给同事们看一看。沃尔夫夫人告诉这位军官他甚至有权扣下这张照片，但他却说第二天开船前一定奉还。第二天他果然毕恭毕敬地把照片送了回来，也没有再进行盘问或检查行李。
二
192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的50寿辰，这是一件盛事，各种礼物和贺电贺信从世界各地潮水般地涌来，五花八门的新闻记者都争着要进行采访。爱因斯坦早就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事先就逃出柏林的寓所躲了起来。事过之后，爱因斯坦面临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感谢那些为数众多的祝贺他生日快乐的朋友们呢？他提笔写了一首诗，请印刷商把他自己亲手书写的原稿印刷多份，分别寄给他的朋友：
今天人人都祝我快乐，
用最美好的方式向我道贺。
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
给我寄来真诚的问候。
还给我寄来精美的礼品，
连我这挑剔鬼也觉得称心。
大家都在尽最大的努力，
使我这个老人满心欢喜。
他们用乐曲一样的优美声调，
把这一天称颂得无比美妙。
连街头小贩及其好友，
也为我献上小曲多首，
我快乐得好比进了天堂，
象一只雄鹰在长空里翱翔，
现在漫长的一天即将终了，
请让我来向各位问好。
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太阳都为之兴高采烈。
阿·爱因斯坦
1929年3月14日
Number：3784
Title：四季歌
作者：铁凝
出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