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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中的牺牲精神，是高尚人格的展现和对爱的虔诚的高贵奉献，与自贬自虐自我作贱截然迥异。在爱情的领域里，两个人是平等的，付出感情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真正有爱。因为怜悯、同情或别的什么原因的异性交往，是另一种行为表现，与爱情无关。爱情中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是自辱。能够厚颜自辱的人，即使在恋爱中也充分地流露出人品的粗劣。记得以前有位女同事，丈夫追求她时自称是“狗”：“只要你爱我，我情愿做狗。”她叙述这件事时谈得津津有味，言语之间颇有点自豪的口气，听的人却大有作呕之感。
首先我认为这个男人趣味低级，既缺乏做人的原则，又不懂自重和重人。她爱他，只因为他是个值得爱的男子，并不因为他像一条狗。能爱上一个如狗的男人的女人，必也不很高明。
两个真正相爱的人，心灵的感应是互动的，冥冥中仿佛有默契，你想念他，他也正在想念你，你为相思忧伤，他也正在为怀念痛苦，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是爱情中人最神奇美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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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7733
Title ：一个历史与现实的恶梦
作者 ：郑若麟
出处《读者》 ： 总第 143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3。2。12
Nation ：
Translator ：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个炎热的上午。生活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人对这一天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这是他们的“圣盖伊节”。这是一个纪念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节日。在那次战役中，塞尔维亚人为保卫自己的独立和宗教信仰，面对十倍于己的土耳其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最后终于失败。但是，这是一次极其光荣的失败。不仅土耳其苏丹穆拉德毙命于此，而且塞尔维亚人由此向历史和世界证明，这是一个宁做殉难者也不甘为奴隶的民族。
这天，吞并了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王储弗朗索瓦…费迪南前来萨拉热窝视察驻扎在此的奥匈帝国第15和16军团。10点10分，奥国王储的车队经过警察局门口时，一枚手榴弹掷来，在车旁爆炸。但王储安然无恙。
火冒三丈的王储下令改道而走。然而，一个疏忽发生了。改道的命令竟没有通知司机。于是，王储的车子起动并照预定路线驶入了费朗索瓦…约瑟芬街。当卫士们发现这一错误而急急让车子停下来时，他们没有注意到，就在这意外停车处的两步之遥，有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加弗利罗·普林甫，只见他毫不迟疑地掏出一把手枪，瞄准奥国王储连发四枪。王储夫妇顿时一命呜呼。这时，教堂钟声响了，“圣盖伊节”弥撒开始了……
这位塞尔维亚学生在阐述谋杀王储的理由时说：“……因为报纸上说，此人是斯拉夫人，特别是我们塞尔维亚人的敌人。”
这几声枪响的结果，众所周知，就是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79年以后，1993年1月8日，萨拉热窝的一个寒冷的傍晚。波斯尼亚的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简称“波黑”共和国）副总理哈吉亚·土拉基利奇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辆装甲车的保护下，从机场返回市中心。土拉基利奇是波墨共和国的第三号人物，是穆斯林的领导人之一。他刚刚在机场上会晤了一个土耳其代表团。会谈中，他对被称为“和平的最后希望”的日内瓦波黑三方会谈表示悲观。当土拉基利奇的装甲车离开机场大约一公里处的一个三叉路口时，两辆塞尔维亚族武装的运兵装甲车和近四十名塞族民兵迎面而来。波黑的塞族武装早就怀疑同属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在暗中支持穆斯林。这架土耳其飞机出现在萨拉热窝机场后，更加深了他们的怀疑。在塞族民兵要检查装甲车引起冲突调解无效时，三个塞族民兵不顾其队长的劝阻冲出队列，试图将他们并不了解其身份的副总理拉出车外。其中一人推开了站在土拉基利奇面前试图保护他的萨特上校，向波黑副总理开了火。后者身中七发子弹，当即身亡。
各方对这一事件均有自己的解释。萨特上校认为是一起偶然事件，穆斯林认为是预谋的凶杀，目的是使穆斯林退出日内瓦和谈并将和谈失败的责任推给穆斯林。而塞族武装则称该民兵的全家均被穆斯林所杀死，因而他才会擅自作出上述行为。
不管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在这一谋杀发生后，人们都在问：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将走向何方？
历史上的“欧洲火药桶”
大多欧美战略家们都认为，今天的欧洲已经不再是80年前的欧洲，巴尔干半岛也已今非昔比。因此，没有理由将两者相提并论。然而，在当前波黑的局势面前，和平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黯淡。尽管日内瓦谈判仍在继续，但战争也在谈判声中越打越热。打开欧洲的地图看一看，就可以发现，历史的演变并没有完全消除巴尔干半岛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欧洲的火药桶”。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东西南北各民族的交汇点，素有“陆桥”之称；巴尔干更兼有亚得里亚海之不冻港，为欧洲内陆国家梦寐以求的最为理想的出海口。因而，巴尔干半岛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土。历史上，巴尔干曾发生过四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从这里引爆。因此人们称之为欧洲的“火药桶”。而南斯拉夫就位于这“火药桶”的中心。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巴尔干半岛成为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特殊地区。正是由于多民族的特点。使巴尔干半岛形成了极为复杂和悲惨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先后统治过今日的南斯拉夫这块历尽沧桑的土地的国家和王朝，包括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各种大大小小的王朝，以及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每一个统治者都在上述不同的民族之间留下仇恨的种子，形成今日各民族之间水火不相容的局面。翻开这片土地的历史，几乎每个世纪都曾留下民族间仇杀的血的记录。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为今日的南斯拉夫留下深刻的创伤。
历史似乎还嫌这块土地的灾难不够深重，在多民族间，还刻下了各类不同的宗教信仰的痕迹。生活在巴尔干东部地区的大部分塞尔维亚人皈依了东正教，而罗马天主教则征服了生活在巴尔干西部的克罗地亚人，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及其长达五百年的统治，又迫使部分塞尔维亚人改信伊斯兰教。这就是今天斯拉夫穆斯林人的来源。于是，在民族矛盾之上，又加上了宗教的冲突。
正因为巴尔干半岛的上述特殊性，人称之为“微型欧洲”或“欧洲的缩影”。甚至有些历史学家称之为“欧洲的心脏”。每一次在这里发生的冲突或战争，很容易引起欧洲其他各民族的反应，从而引发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巴尔干半岛被冠上了“欧洲的火药桶”的“美称”。
今天，这个火药桶的中心，信仰着三个不同的宗教的三个不同的民族正在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
如果说南斯拉夫恰好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心的话，则波黑共和国恰好位于南斯拉夫的中心。今天在波黑展开的既是以穆斯林与克罗地亚为一方、塞尔维亚为另一方的战争，但同时在穆斯林与克罗地亚人之间也在寻机厮杀。无疑，波黑的塞尔维亚族武装得到北邻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全力支持，而克罗地亚族武装则得到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支持。从表面上看，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没有别的穆斯林共和国，但不能忘记包括伊朗、特别是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土耳其等国家的影子。如果再向远处眺望，则在克罗地亚背后可以隐约看到德国、奥地利等国的轮廊，而塞尔维亚背后则有法、英，特别是俄罗斯的存在……
二次大战的惨痛创伤
但对于克、塞和穆斯林之间关系影响最深的，则首推二次大战。
在德国入侵波兰的同一年，即1939年，塞族人和克族人曾经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但是翌年即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和解中断。1941年，德国军队侵入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王出逃并流亡国外，南军队宣布投降。至此，南斯拉夫便被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瓜分。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大部分以及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则在德国法西斯的扶植下成立了“克罗地亚独立国”。
傀儡国克罗地亚独立国在极端的克罗地亚分子昂特·帕维利奇的领导下，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大肆残杀塞尔维亚人。当时“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人口构成半数以上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约占三分之一。帕维利奇一心想把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斩尽杀绝。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数不胜数。成千上万的塞尔维亚人被屠杀，其中包括儿童和妇女。有一名意大利记者曾经报道，在帕维利奇的办公室里，他亲眼看见一只篮子，里面装着20公斤被屠杀的塞尔维亚人的眼珠子。在法国，至今还生活着一批当时从南斯拉夫逃出来的塞尔维亚人。他们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据战后统计，死于二战期间的南斯拉夫各族人共达170万，平均九至十个南斯拉夫人中死亡一人，几乎涉及到每个家庭。死亡的人员中，仅一小半是德国占领军所杀害，而另外一大半则死于上述各种武装所进行的种族仇杀之中。今天，塞尔维亚人指责当时站在德国人一边的克族人为“法西斯分子”，而克族人则指责塞尔维亚为“切特尼克斯分子”，即杀害穆斯林的保皇武装。这些都是从二战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不言而喻，二战中的阵线应该是十分明确的。是非恩怨，在历史面前应该有一个标准。但是，在一些国家的报道中，这一点却已十分模糊……
今天正在南斯拉夫这块土地上相互杀戮的人们，不是亲自参加过二战，就是其父辈或祖辈曾经领略过二战的硝烟。这显然比本世纪初甚至更久以前遗传下来的信仰要更为重要得多。
然而，在欧洲国家的传播媒介中，今天被指责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不是当年在法西斯德国一边的克罗地亚，而是塞尔维亚共和国。
西方主要指责塞尔维亚有两点：一是集中营，二是强奸妇女。
自波黑战争开始后，二战后埋藏在三个民族心底里的仇恨全部翻腾起来。三方彼此残杀有时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从克罗地亚和波黑不时传来大批无辜平民被屠杀的消息。到去年8月份，开始传出在波黑存在着“死亡集中营”的报道。一些寻找轰动新闻的西方记者来到波黑，拍摄了一些被关押人员的镜头，便报道说，塞族武装大量关押穆斯林和克族人，并施以酷刑和屠杀。波黑执政的穆斯林也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报告，声称在波黑境内，塞族武装共设有上百个集中营，专门关押和屠杀穆斯林。而塞族武装断然否认这一指责，认为在塞族武装控制的区域只存在着关押战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