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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在《水浒·序》里说：“男过30未娶则不应更娶”。1962年被摘帽，首先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5年的改造使我的头脑明白了一点：如果自己还想结婚，就不能墨守外国小说里的框框，走“认识交往发生好感有了感情谈恋爱定关系订婚结婚”这么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而必须“用夏变夷”，走多数中国人习惯的“介绍谈对象结婚”这条简便易行的道路。
于是，我就站在婚姻介绍的天平盘子里，任人称量。
六十年代初，我30出头。拿今天的话说，那时候我算个“大龄青年”大则大矣，年尚轻也，何况还是一个大学生，找个“老婆”岂有难哉？我这样想，别人也这样想。热心的同志纷纷登门了。
第一个介绍人是一位演员，而且是一位很“红”的演员她在台上演红娘，在台下也乐于当“红娘”。我过去爱看戏，偶尔写写剧评，认识了他们两口子（她丈夫是导演），算是老朋友。我摘帽后，她立刻帮我找对象。她为我介绍了一位青年演员那是她学艺时的师妹，至于人才长相嘛她武断地说“你就不用挑啦！”一天下午，她刚排完戏，兴冲冲来到我们单位，给对方挂电话。她一手按那部老式电话机，另一手使劲地摇，“呱呱呱呱”摇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打通。她拿出小手绢擦擦汗，命令我：“过来，给我打通电话！”我也“呱呱呱呱”摇电话机，打通了。她和对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见面了。那位演员的“条件”真是“不用挑”。介绍人还转达了她的回答：“愿意考虑。”介绍人也很乐观，夸口说：“作为师姐，能当她一多半家儿！”
“这倒比张君瑞省事！”我想。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时间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过去再没有下文。我登门去找介绍人。演员不好意思地说：人家原来愿意谈，可是听说你“犯过错误”，就不谈了。还埋怨她说：“姐，你给我介绍个这样的人，还不如不介绍哩！”
我愚蠢地问道：“我不是已经摘帽了吗？”因为，在宣布对我“摘帽”的大会上，领导明明讲过：“以后就一视同仁了。”
演员脸一红，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类似的经历还有几次，都是这样先喜后忧，不了了之。
一位基层女干部（女同志当中的热心人特别多）见我“傻得不透气儿”，就对我把话挑明。她说：一位领导干部向她亮了底：所谓“摘帽右派”，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仍然属于“内专对象”一有运动，还要“掂出来”“咱们不外气，这话我才对你说。你想想，这么厉害，谁敢跟你结婚？”
不过，也有人不知道害怕。在经济困难那个时期，有一些家境不好、文化不高的姑娘不怎么顾虑我的“摘帽右派”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情况，问题又出在我身上了知识分子即使倒霉了，“落魄”了，一旦处境稍有好转，由于“食洋不化”或者“食古不化”而留在头脑里的“混帐话”仍然要飘浮起来；尽管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本本主义”还是难以彻底改掉，内心深处还在想着“郎才女貌”、“志同道合”、“共同语言”等等。结果，就像另一位介绍人替我总结的：“你愿意，人家不愿意；人家愿意，你又不愿意！”
摘帽后三四年平静的年月就在这“愿意”、“不愿意”的交错中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果然立即被“掂出来”，头上被扣上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可怕。这几年的处境使我非常怀念1957年那“和风细雨”的批斗。
然而，在连年的急风暴雨之中，喜事的光芒也曾在我面前一闪。
1968年冬，我正在“清队学习班”里写着自己的“罪行交代材料”。一天傍晚，红卫兵通知我：有人找。我以为是“外调”。跟他到办公室一看：原来是我过去认识的一位在街上摆茶摊的老太太，在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媳妇。这位老太太是城市贫民，所以她敢在那种时候“如入无人之境”地直闯“白虎堂”！
老太太给我说媒来了。她说：这个媳妇“过门”以后一直受气，被她男人“打神经”了，刚离了婚，求她给她找个人家。她马上想起了我。老太太说：“你们俩怪般配！你一个月50来块钱，两人也够花！”
我看看那个年轻女人，她头发散乱，脸色黄瘦，眼神绝望无助，一副典型的“挨打受气小媳妇”的形象，跟我倒真“般配”。可是
我对老太太说：“你看，我还受着审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老太太顺口给我讲讲政策这大概是红卫兵预先教她说的。但她又赶快对我进行前途教育：“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老太太好心好意，还把我当“同志”。
我不知该说什么。
可是，站在旁边的小媳妇发言了。看来，尽管老太太说她被“打神经”了，她在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神经”。她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很清醒地向老太太提出抗议：“他怎么那么老呀？”
老太太大概对她隐瞒了我的年龄，听了这话，猛然一愣。
小媳妇说完那句话，就把身子背转过去。停了一刻，她低着头慢慢走了。老太太也跟她走了。
我摸摸自己的脸胡子两个月没有刮，厚得像一片片的毛毡。我忘了自己什么时候已经过了40岁！
从1966年到1971年，就这样在不停的批斗和“审查”中度过。
奇怪的是，生活一安定下来，就有人从四面八方把温暖的关怀送到我身边来。
一位老画家在农场慨然答应给我帮忙，甚至连对象都选好了可惜，我们回城，正碰上春节，他一高兴，喝了一杯酒，突然中风去世。
一位退休的戏曲演员，身患重病，叫我到她家，把她的亲戚（一位回乡女知青）介绍给我。因为我“成份不对”（这在农村是最关紧的问题），没有谈成。不久，这位演员也病故了。
一位园艺工人介绍我认识一位上过大学的技术员。她很坦率地告诉我：“你划过右派。我又心软。要跟你谈，很可能就会同情你。可是一同情你，连我也掉进去了！”掉进去”当然可怕。
我的婚姻太不顺利了。一位老先生给我介绍对象时，叫我写个”简历“，还特别嘱咐我“一定要用带红道道的纸”，好取个吉利。可是“带红道道的纸”也帮不了我的忙。
还有人动员我算一卦。我说：“自断此生休问天！唯物主义，不信命运！”可是我心里也嘀咕，“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耶非耶？”这是司马迁的话。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一位有古侠客之风的介绍人。他是一位锅炉工，生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好一条虎彪彪、黑凛凛的汉子！简直是从《水浒传》里走出的人物。一天，他闯进了我的斗室。他那横冲直闯惯了的粗壮身体，进入我这间狭窄的小屋里显得很受拘束；他那大声喊叫惯了的高嗓门，在我们这个大家屏声息气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显得太肆无忌惮。他来，是受人之托，要为我介绍一位离婚的女同志，先来“相亲”的。可是，跟我谈了一阵儿，他主意改变了，提出来干脆把他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他说：“按规矩，不兴这样。我看你是老实人，咱就不管那一套！”
他的妹妹一位20多岁的姑娘，脾气跟她哥哥一样热情豪爽也和我见了面。她哥哥把我的“条件”都向她交了底。她愿意和我见面。我们在一起谈得很好。我想这一回大概可以“谢天谢地”了吧？不料，有一天见面，她哭了。问她，不肯说。第二天，她哥哥来，气愤地告诉我：“你们单位的人对你不说一句好话！”原来，当这个姑娘为了想“明确关系”，高高兴兴到我们单位进行一次最后的了解，听到的评语是：“右派！神经病！”刚刚产生好感的萌芽被野蛮地摧毁了。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介绍人都一一写出来，因为在那20年间，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太多了。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好心都落了空。这一大半怪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一小半也怪我自己，因为在婚姻问题上我对自己要求的还勉强得不够。我觉得：人自然必须从少年时代的好梦中走出来，但是，人毕竟是一个人，总不能像“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那样配合。因此，我的光棍儿生活就一直拖到50岁以后。
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了。这时候，我本来应该马上结婚的。但我想抢回一点儿工作时间。我拼了命写出我的第一本书，直到1983年，当我57岁时，我才像一个正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样结了婚。这时，我发现：结婚其实很简单。过去那样复杂的过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现在，那些在我逆境之中帮助过我的人，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的仍然健在，但年纪也不小了。我永远怀念他们，感激他们。他们的面影一个一个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渐渐地，他们形成一座高大而亲切的群像我猛然醒悟，这不就是我们正直善良的人民吗？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啊！当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陷入困境时，他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一个接一个伸出手来拉他，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扶持他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想起他们，我感到自己欠着人民太多的债。这个债恐怕今生今世是还不清了。写此小文，只是为了向上边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故世的和健在的一切关怀、帮助过我的人们，总的说一句：
谢谢你们啊，介绍人！
Number：1362
Title：七美元实现的梦想
作者：玛丽·路·克林勒
出处《读者》：总第86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美国
Translator：宋蜀钰
“需要：小提琴。不能付过多的钱。请与……”。
为什么偏偏会注意这条广告？我不由地自问，因为我很难得看一次分类广告。我把报纸搁在膝盖上，闭上双眼，回想起许多年前的事。那时正是大萧条时期，我们家靠自己的农场维持生活。我也想要一把小提琴，但我们没有更多的钱……。
当我双胞姐姐们开始对音乐感兴趣时，哈里特·安娜学着弹奶奶的竖式钢琴，苏姗妮用爸爸的小提琴拉练习曲。简单的曲调经过双胞姐妹的多次弹奏，变成了美妙的音乐。随着音乐的节奏，爸爸哼着，妈妈吹起口哨，小弟弟满屋子地跳，我只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胳膊够长了，我就试着拉苏姗妮的小提琴。我最爱听弓稳稳地从各弦拉出的圆润的声音。噢，我太想要一把琴了。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一天晚上，两个姐姐在学校的乐队里演奏时，我紧闭双眼，把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我默默在发誓：总有一天我也要坐在里面。
那一年太不景气了，庄稼的收成并不像我们预计的那么多。虽然生活还是很艰难，可我忍不住提出了要求：“爸，我能有自己的小提琴吗？”
“你不能用苏姗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