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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个人身的形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以左右理智，那就要从传统医学的黄帝《内经》去认识，配合现在的生理、生物等科学去理解，自可了然于胸。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出过《内经》有关喜、怒、哀、乐等生理上情绪的变化，就是这个缘故。如果要比较深入一点去探讨，首先要搁置形而上先天性的哲学范围，只从后天人身生命的形成说起。
我们都知道现在医学的说法，我们的身体，起初是由男性的一个精虫，和女性的一个卵子，两相结合，产生一种“生命的动力”，古人叫它为“气”，也有叫它为“风”。因此在母胎中分合变化，将近十个月而完成为一个胎儿，出生以后便叫婴儿。他虽禀受父母两性的遗传，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碰上精虫和卵子本身的强弱好坏，又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住胎时期，母性的生活、饮食、情绪、思想，以及父母两性的生活环境、外界的时代背景等，非常复杂的种种因素，凑合一齐，幸而出生入世，变出一个人身。但是他内部的结构，血肉、神经、骨骼等，形成所谓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膀胱、三焦、大肠、小肠），以及外形的眼、耳、鼻、舌、身体。全盘联结在一起，大如外形躯体，细如每一毛孔，整个系统，自己都具有一种触觉的作用，这是生理的、物理的反应。当触觉的反应交感与知性的知觉相结合，便形成为心理、意识的种种感受。由此配合“所知”发生作用，便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行为。
行为大半受情绪影响
换言之，每一个人的行为，通常大半是受情绪的影响最为有力。例如，我们经常说某人的脾气我知道，或是说某人的个性我知道，这所谓的“脾气”和“个性”，就是情绪为主。情绪并不是代表某个人“所知性”的分别意识所生的聪明才智。情绪的作用，是来源于生理禀赋，由于身体内部健康状况的作用。换言之，健康与不健康，和情绪关系很重要。如《内经》所说：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所以子思著《中庸》，开头就先从天命之道的“知性”，提到《大学》所谓“诚意”的“慎独”。以后便特别说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历来关于《中庸》开始的第一节，人多数都把喜、怒、哀、乐当作心理的状况，加以解释，那是绝对错误的。不管他是古圣贤或今儒家，错了就是错了，实在不敢苟同。喜、怒、哀、乐是情绪，属于修身范围，不属于修心的心、意、知性范围。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读《中庸》一书的“中”字，固然可以把它当作中心的中，中肯的中来理解，但可能是不完全准确的。《中庸》的“中”，应该以古代中州音发音；例如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山东，以及中州的河南音来读，等于南方人发音的“种”字音就对了。所有中原地带的人，刘于某一件事，某一个东西，认为是对了，便说是“中” （音种）。如果你有这样的了解以后，对于《中庸》的道理，“虽不中，亦不远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指“情绪”没有发动的境界。换言之，是并未动情，更未引发“意气”的情况。但人到底是有情的动物，“无情何必生斯世”，“天下谁能不动情”，只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因此子思把“中和”的境界和作用，高推到“大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圣境上去，是多么的真善美，而且又很切实于人情的平凡状况，这就是人道的真现实，并不外于人情。可是，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再回转来看“大学之道”，要教化社会上的人，上至天子，下及任何一个平民，都须具有这种儒者的学问修养，才算是完成了一个国民人格的教育标准。如曾子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能吗？尤其从南宋以后，推崇尊敬程、朱之学的后儒，硬想把《大学》、《中庸》变做帝王们必读之书，必修之课，而且还要他们做到安静修心，不动心、不动情，学做想象中的尧、舜，岂不真到了迂腐不可救药的地步吗？看看历史上的帝王们，连要找出心理正常的，都不可多得啊得
我们讲论《大学》，到现在为止，还是停留在“明德”的“内明”范围．由“致知”到“修身”，虽然研探了五个学养纲目，除了“修身”是介于“内明”（圣）与“外用”（王）之间外，前面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纲目，始终还属于“内圣”之学。如果“内明”（圣）得达“明德”境界，由此起而“外用”用（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须从“修身”立德开始，所以便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非常肯定的提示。由此可以了解孔门心法，始终是遵从孔子著《春秋》的宗旨，志在责备贤者。但须了解，在春秋前后时代，所谓“贤者”这个名词，并非如秦、汉以后，专门把圣贤两个字，当作学养兼备、修道有成者的代号。在春秋的前后阶段，贤者一词，有时候是对在职在位当权者的礼貌称呼。
尧舜周公的好榜样
曾子著述《大学》，是在夫子逝世以后，当时上至中央的周天于，下及列国的诸侯们，都是做君上者，不成其为人君；做臣下者，不成其为人臣的丑角，既乏内养的品性，亦无立身处事外用的德行。因此他以悲天悯人的心情著述《大学），宏扬孔子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法，留传后世。这也就是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只以师道自居的精神所在。那么，中国文化中“内圣”、“外王”之学的中心精神是什么呢？那你必须要冷静地好好研读《礼记》中的《礼运》篇，它与《大学》、《中庸》是互相关联、绵密一致的孔门心法。其次，还须从孔子删定的《尚书》（书经）去了解。那是用断代史的手法，截去远古史的残破资料不讲，只取有文献可征的史料开始，以唐尧、虞舜作先驱的榜样。然后从传统历史的变革，以夏、商、周三代为继统。但在三代之后，尤其推崇周文王的品德。对于周武王，只是循历史的趋势，当然承认他是一个划时代革命性的象征，有如成汤一样，可以相提并论。但对周室七百余年的政绩，只是如记流水账而已，可取者并不多。特别值得崇拜的却是周公姬旦，尊敬他为中国文化集大成者；又为周室设计分封诸侯建国，联合治天下的封建制度；以及士地公有、权益均等的井田制度，为当时奠定以农业经济建国的好榜样。
孔子重视仁民爱物而尊王
换言之，孔子的尊王主张，是他眼见当时春秋时代的政治、社会演变趋势、文化堕落，当权有力者不以“立德”为功，只以智谋权力作为霸业的手段，天下将必大乱。大乱的结果，当然是民不聊生，吃苦受害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他主张，仍然尊重周室的政权王统，要使他随势“渐变”，不至于大乱。如果要求“突变”，必会造成再来一次如“汤、武”一样的革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当时孔子的尊王主张，是由于仁民、爱物的思想出发，并不是如后世的儒生们，只要是那个称王的，就可以如俗话所说，“有奶便是娘”，甘愿臣服而事之。只知道孔子开口尧舜，闭口尧舜，就是尊王。因此后世的儒生，为了出卖学问知识，争取功名富贵，便臣事于人，不管是什么样的皇帝老板，便称他为“当今尧舜”，岂不可笑之至。孔于所标榜的尧舜，是真民主，假帝王。后世与现代的民主，是真帝王，假民主。这个道理界限弄不清楚，便好像《红楼梦》上林黛玉笑贾宝玉的诗所说，“不悔自家无见识，翻将丑语诋他人”，那就无话可说了。
如果你要彻底了解这个道理，明白孔子所代表中国文化史现的奥妙，必须仔细研究子思所述著的《中庸》。我们现在只摘出其中的两句话，作为这个观点的一只眼。那就是于思说的，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如大禹，也并不提到。因为以尧舜禅让为立德而“止于至善”的标准来看，大禹立功，泽及万世，固然功德很大，但很遗憾的是，他井未在生前安排好继承尧舜之德，却从他的儿子“启”的手里，将中国传统禅让美德，变成了“家天下”，为三代以后所借口，永为天下私有的法式。因此使曹操的儿子曹丕篡位时，说自己总算明白了上古历史所谓的禅让，是怎么一回事了。但大禹治水的功德，的确不能轻视，所以孔子只有在平常对弟子讲学的时候，很感慨地说了一句，“禹，吾无间然矣”。换言之，孔子说，对于大禹，我实在不可以再在他的功业当中，挑剔什么啊！
继“诚意、正心、修身”等“内明”（圣）之后，真正转入“外用”（王）之学，便自“齐家”开始。所谓“家齐而后国治”的标榜，是从孔子开始提到尧、舜与周文王、武王之外，在后来的历史上，几年来是绝无仅有的事。不过，讨论“齐家”问题，必须要特别了解，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上，“家”是聚族而居的群体大家庭，也就是宗法社会的中心代表。用现代话来讲，“家”就是一个族姓社团，并不像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学步西方文化，只有一对夫妻，或加上父母、子女的小家庭。当然，无论为聚族而居，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或是小两口子的小家庭，总是以父母、夫妻、兄弟、姊妹、子女为主体所组成的。
“齐家”的妇女真伟大
天下、国家、社会的基本单位便是“家”。所谓“齐家”的“齐”，在古代读作持家的“持”，也有读作治国的“治”，同时也包括有维持和治理的两重意义。
如果了解了这个基本道理，可以说，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儒家理想中的“齐家”，只有在过去朴实无华的农村家庭里，每每可以看见那种“满眼儿孙满檐日，饭香时节午鸡啼”的情况。不过，这样的殷实家庭，一定是有一个有德而有持家之道的老祖母或主妇，作为真正幕后的主持者，并不一定是当家的男人或老祖父的成果。所以我经常说，中国文化中，维持传统的家族人伦之道的，都是历代中国妇女牺牲自我的成果，是母德的伟大，不是男士们的功劳。至少由上古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如此，中国宗法社会的大家族观念，还未完全转变。也许我的所见不尽然，但须要人家再冷静一点仔细去研究，母教，才是天下文化教育的大教化事业。大至国家、民族，小至一个儿女，没有优良传统贤妻良母的教育基础，那就什么都免淡了！
帝王家庭问睿�
从东周开始，直自秦汉以下而到清末，每朝每代的帝王家庭，都是有大问题的家庭。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都是一团糟的宫廷，哪里够得上是“家齐而后国治”的标准。所以孔子著《春秋》，第一笔账，“郑伯克段干鄢”，就是记载由于郑庄公的母亲武姜，有偏爱心理所造成的过错。从此以后，所谓春秋时期一两百年间的“五霸”，如齐桓公、晋文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