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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克己”求仁。
『22』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孔子说：“君子自重而不与人争，合群而不拉帮结派。”
矜不是矜夸，而是矜持、自尊自重。君子有所持重的是德不是利，所以能够不争。群指乐群，不高高在上。君子德高望重，但又平易近人，对人一视同仁。
『23』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孔子说：“君子不会因某人话说得对就举荐他，也不会因某人品行差而不采纳他正确、有益的话。”
佛家说：“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坛经》也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无意智。”就是叫我们凡事抛开主观成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唯上、不唯书、而以实事求是的心态考察人、事。这是君子处事之道，以清净平等之心为评判标准，与上章一样属于“复礼”的范围。
『24』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有一个字就能奉行终身的吗？”孔子说：“应该是‘恕’吧！自己不想要的，就不强加给别人。”
子贡发问，其欠缺在恕，即“不能匿人之过”，孔子是要求他拓宽自己的心量，包容世间万事万物。《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当人们要用石头砸死一名妓女时，耶稣说：“如果你们当中谁是无罪的，就可以用石头砸向她。”结果，人们纷纷放下了石头。所以，“恕”的立足点不在于怎样对待他人的过错，而在于随时能反省自己的过错。由此进一步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仁道的精神。“恕”即是礼，而礼正是修行仁道的纲目，可贯彻始终。
实事求是谓之忠
『25』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说：“我对别人，诋毁、赞誉过谁呢？如果要赞誉他，就应该对他有所考核。这样实事求是的民风，就是夏商周三代得以直道而行的原因。”
民指普罗大众，在这里引申为民风、社会风气。
对人赞誉、批评，必须有所考核，否则闹出劳动模范、廉正先锋锒铛下狱的丑闻，会令百姓失去信心。轻易表扬、立榜样，容易使人生起弄虚作假、贪求名利之心。所以，选择“感动中国”的案例，能不谨慎小心地核查吗？再如社会上的匿名信，也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看待，当中有些是真的告发佞人邪行的，也有些是政敌、宿怨写来诬告贤明的，鱼目混珠，不可不察。对赞和毁、提拔和惩罚持谨慎态度，依据考核而行事，能帮助建立实事求是的社会风气，从而使整个社会直道而行。
『26』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孔子说：“我修史的时候，还能象古时候的史官那样，对缺乏资料考据、存疑的地方空出来留待后人索解，就象在过去，家里有马难驯服的人，会借给他人骑乘一段时间加以驯服一样，现在就没有这种人了。”
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孟子曾说“诸侯恶其害己，皆去其籍。”是说一些对诸侯不利的文献典籍被人为地毁掉了。当然，“史文阙轶”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史之阕文”是孔子对上句“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精神的补充，孔子对资料不充分的地方不会象胡适老兄那样“大胆假设”，而是予以留白，留待以后发现新的资料再去补充和判断。
“有马者，借人乘之”是说过去的人，自己不能驯服马匹，能借给别人帮忙驯服。有人说是这句话是放错地方了，放在本章不通。也有人说“有马者，借人乘之”是孔子希望其他拥有历史资料的人，能够借给他参考，好查缺补遗。可就我个人的观点，“有马者，借人乘之”与“史之阙文”是并列关系，都是表明孔子对人、事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会自己逞能，以虚为实。
『27』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孔子说：“花言巧语会败乱德行。小的地方不能忍耐，就会败乱大事的谋画。”
巧言乱德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小人巧言令色，迷乱我们的判断，从而使我们做出败德的事情。二是我们平常如果喜欢巧言、逞佞，就会动摇德性，渐行邪道。所以后边的“小不忍”，也可作两种理解，一是对别人的花言巧语，要先忍一忍，不要急于判断，以免作出错误的决定。二是对自己的欲念，应在小处就先行克制，不要图快、图便宜，而令大事不畅顺。
根据前几章都是谈实事求态度的内容来分析，巧言首先是叫我们自己不要巧言，其次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慎察他人的言谈。“小不忍”既是叫我们自己别在小处贪图便宜，也是劝我们行事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事情的真相。
『28』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孔子说：“大家都讨厌他，一定要认真考察原因；大家都喜欢他，也一定要认真考察原因。”
自古用人有两处必察：一是人皆好之，须察其野心。二是人皆恶之，需察其忠贞。有野心的人，好比《论语》前文提到的田常，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方法笼络人心，这样的人未必是国家之福。相反，铁面无私的人，比如审计人员、纪检委的官员，容易得罪人，别人欲除之而后快，人人喊打的也未必是国家的祸害。真正的忠良之士，是善者好之，而恶者恶之的。
李世民曾感慨地说：“朕所以能成事业，在乎用人，用人之事，在乎择人，择人之事，不可草草。”凡正直之臣，必有小人攻歼，这时能谨慎察人、用人不疑就非常重要。唐太宗的辅弼重臣魏征、李靖等，都曾被人诬告谋反，但唐太宗能明辨是非，不为谗言所误，所以能保全功臣，为其他开国帝王所不及。《孟子·梁惠王》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可见任用人才是政治当中极重要的大事，必须谨慎考核，万不可人云亦云。《论语》用“公冶长”整篇讨论知人、察人即意在慎重其事。
本章是侧重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察人。
『29』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能弘扬人。”
道不是装点门面，捞取名利的幌子，而是要落实到言行才可为人师表的。人有道则道自宏，因为你一言一行无不合道，时刻在作表率。相反，那些欲借圣贤之道来提升自己形象的人，是不能得逞的，因为他的言行自私自利，处处不合于道，所以无法瞒骗世人。正如很多知识分子喜欢去凑“禅”的热闹，有谗无禅，成诸笑柄一样。
本章是强调实事求是对修道、成道、弘道的重要作用。
『30』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孔子说：“有过而不能改，这就真叫过错了。”
人不可能不犯错，圣贤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圣贤对自己的过错时刻警醒、改正，而一般人喜欢文过饰非，知错犯错。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一件事，结果错了，我们也许不用严厉批评他，因为他事前认识到严重性，能吃一堑长一智。如果一个人不加考虑就做出错误的言行，这时反而要严厉提出来批评，因为他已错成习惯，将来必定会酿成更大的祸患。错越改越少，心地会越来越清净，则近仁。喜欢文过饰非的人，毛病越来越多，习气越来越重，想回头就难了。知错、改错的美德，便是善道、邪道的分水岭，这一点须请留心体会。
本章指出只有实事求是（忠信）的人，才能认识和改正自己的过错。
康庄大“道”
『31』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用于思考，但没有益处，不如去学习。”
孔子不吃饭，不睡觉，思考的是什么？难道是想金钱美女？他说“无益”，不如学习，学的又是什么？所以这里有很大的问题。
孔子想的当然不是金钱、美女，而是“道”。孔子整天不吃、整夜不睡的“思”，可不是一般讲的做白日梦、胡思乱想，而属于入定的“静虑”。一般人让你胡思乱想一整天，不许吃饭不许睡觉，你做得到吗？绝对做不到。只有“静虑”才能彻底忘记身体的饥饿和其他欲望，进入沉静凝思的状态。孔子希望通过静虑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想清楚，得出一个结论来。结果并没有什么进展，还不如去学习。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的学习是与思考相结合的，学的过程其实是探究各种知识所蕴涵的内在规律的过程。道不是额外创造出来的，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身边一花一木无不是道。所以学习中若能仔细思维，道便在其中了。
我们以禅宗参话头为例。一般认为禅宗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所以有人便不看经、不听经，抱一个话头在那里死参，结果是越参越黑，似孔子说的“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其实禅宗参话头也是要学习的——听过来人的开示，帮助你获得正确的知见，这样配合“参”才能开悟。否则可能会三过家门而不“识”，那个灵明独耀的“我”时时在面门放光，你却不认得，错过了悟道的大好机会。可见孔子之学、思结合，正如佛教中的正知见与静虑功夫的结合。我们今天学习圣贤之道，也需深入了解儒家经典，具正知见，然后再以克己复礼的方式去禅定思修。
『32』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něi）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孔子说：“君子求道不求衣食。耕种也有饥饿时，为学也可得俸禄。君子只担心道德不能成就，不担心贫穷。”
孔子是赞同“要爱情不要面包”吗？当然不是。孔子是说：我们志在求道，就一定会挨饿吗？不是，为学也可以得到俸禄。求道不是让我们脱离生活，另外去求个什么东西，学习、工作本身便是求道的过程。大家若有志于提升道德，只要在言行中实行孝、弟、忠、信，在工作和生活中克己复礼就行了。如此，又何愁没有衣食？道没有什么可神秘的，做个清净的真我即可。
『33』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孔子说：“智慧到了，仁不能保持住，即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智慧到了，仁也能保持住，但自己不能庄重地对待它，那么一般的人也不会敬重你。智慧到了，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