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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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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家。这些讨论,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的意见有点急于事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工农大众文艺家的出现,谈何容易!对此,鲁迅早有精辟的见解。1930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④目前限于客观条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⑤。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力量,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实现。

  

  ①《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

  ②《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

  ③《文艺大众的讨论及其他——回忆录十五》。《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④⑤《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而且亲自进行了大众化作品的写作尝试。他所住的紫霞路谢寓,离老城隍庙不远。有时,他化装到那里去,观听民间说唱。同时自己动手利用旧的民间文艺形式,写了不少有新内容的通俗歌谣和故事,即所谓用旧瓶装新酒。其中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后,写的最多。如《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姘头》、《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五更调》、《工人要求新唱春》、《国民会议新唱春》、《五月调》、《苏维埃新山歌》、《工人格福气》等。这些作品完全采用群众的口语,揉入方言俗语,十分通俗易懂。但是有些作品单纯从政治宣传着眼,仓促成篇,往往流于粗糙概念,缺乏强烈的艺术的魅力,既为知识分子层所忽略,也不为广大群众所欣赏。

  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汉字改革。这是欧美文学发展史上所不曾遇到的问题,因而中国的汉字改革,对于文化大众化的实现,具有创新的性质。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指出: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因而,他主张从根本上废除方块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罗马化)的拼音文字。他最早最切合实际地考虑了创制拉丁化的新中国文的问题。他提出方案,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讨论,并且得到了郭质生等的帮助,在1929年2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的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同年十月,瞿秋白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丁化字母》,1930年春,首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署名是瞿维托)。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单行本用汉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还有新文字和汉字的对照读物,和两个附表。一个是《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用他所提的新文字的声母、韵母跟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和俄文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拼法对照比较。另一个是《汉字拼音表》,其中包含有若干汉字的特别拼写法。这个拉丁字母的新中国文字的拼音方案出版后,不仅得到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员的赞同;而且引起苏联的研究中国问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的关注。后来由“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并在国内推广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正是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总之,瞿秋白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了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现实情况,周密地考虑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话使它真正能作为文字来实用的一切方面,也初步研究了汉字的拼音对应形式(例如声母zh-z,ch-c,sh-s互相对应那种便于南方人学习普通话的设计,通过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传进汉语拼音方案),编出了《新中国文拼音表》、《汉字拼音表》。同时探索和研究了同音词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他的区分同音词的意见。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他在1931年底,写成了《新中国文草案》一书。这个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同类方案①,它“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各方面的赞同。”②为了写好这部书,瞿秋白邀约可靠的熟人协助他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他请南方人、北方人用方言读一些字音给他听,他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给汉字定音。在工作休息时,他常对参加工作的朋友说起他对于方块汉字切身的感受。他说:“讲起方块字,我自己倒是有过一番苦乐的呢。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去练习。成年以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这美,是多少功夫换来的啊!此外,还要背韵目,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的文人,真是谈何容易!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空。方块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应该坚决主张废弃不用。将来老百姓当中,只用新文字;方块字留给学院里的学者去研究吧”。③为了检验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实际效用,瞿秋白常常用它记录、写信。夏衍说:“他有了空,往往来我家里聊天;我不在,他就留个条子,总是用拉丁化拼音字写的。”④有一次,协助他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瞿秋白的来信,打开一看竟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下次见面时,瞿秋白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并笑着对她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③。在中国文字改革事业中,瞿秋白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字改革的努力和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⑤。

  

  ①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文字改革文集》(吴玉章),第139页。又见郑林曦、周有光论文未刊稿。

  ②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

  ③彭玲:《难忘的星期三》。《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④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5页。

  ⑤吴玉章:《纪念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四  从上海到瑞金



十四  从上海到瑞金

《斗争》事件

  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时为这些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不过,这“偶而”的机会,实在太少,目前所知仅有一次。事情是:193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处阅处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他关照说:要阿秋①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瞿秋白欣然从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②这是一个目光远大,对革命前途充满了胜利信心的设想;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

  

  ①周恩来亲昵地称瞿秋白为“阿秋”。

  ②据手稿影印件。

  瞿秋白这时所写的政论时评文章,除《布尔塞维克》外,多数发表在《红旗周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斗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中国与世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公开出版的政论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他在《中国与世界》上所发表的文章,有《恭请列国联军》、《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三民主义的清算》、《有国大家卖》、《当前的重要问题》、《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等。据编者称赞说:瞿秋白是“文章能手”,其“文稿明净,极少改抹。著论以讥评时政为多,持论尽管尖锐,而说理透辟入里,逻辑性强。行文也不是剑拔弩张,而是从容不迫,圆润流畅。文中词汇丰富,尤喜熔铸新词”,“文章妙语如珠,机智,新颖,别具风格。”①瞿秋白在《红旗周报》、《斗争》上发表的文章,②短小精粹,更加鲜明锐利。

  

  ①季楚书:《纪念“左联”,缅怀战友》,《左联回忆录》上,第201—202页。

  ②瞿秋白在《红旗周报》上发文约13篇,署名范亢;在《斗争》上发文约20篇,署名狄康。这些文章长的一两千字,短的仅几百字。

  瞿秋白用笔名狄康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1933年6、7、8三个月,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主要是他还不可能直接地反对当时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甚至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还免不了有些“左”的成份。

  但是,这些文章给瞿秋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①,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个决定危言耸听,无限上纲,指责瞿秋白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瞿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月底,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②,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同期发表的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的长文,提出“反对目前最危险的罗明路线和狄康同志的观点”,是“顺利的执行冲破五次“围剿”的一切战斗任务的前提。”11月,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全文转载此文,把对瞿秋白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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