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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后，当他们的汽车来到团指挥部的时候，中尉约翰F·劳格尔斯执行官来到朗哈姆眼前行举手礼报告说，“报告上校，少校被敌人炮火击中牺牲了，谁代替他指挥第一营？”
原来敌人向他们开炮。一颗炮弹击中了他们的防空壕。少校立刻被击毙。厄内斯特听了不吭声，径直走进朗哈姆那流动工作室。朗哈姆在作战指挥中心命令乔治戈弗斯少校接替那死去的少校职务，并令他重新修订当天的作战计划。工作布置完毕后回到工作室，朗哈姆看见厄内斯特坐在工作室里，手里拿着一杯酒。“你他妈的怎么知道他会死的？”朗哈姆问厄内斯特。海明威没有直接回答他，只喃喃地说，他说不出是什么道理。说来奇怪，三个月前在诺曼底的查特林格地区德军内部他闻到了一种臭气和他在这里闻到的那种奇异的气味一模一样。
在赫特吉纳的十八天战斗中，死亡人数一天比一天多。敌人的大炮，迫击炮的火力越来越强，越打越准。朗哈姆说，“那座遮天蔽日的森林本身就是我们的天敌。”当敌人的大炮向美军射击时，炮弹落在树林里开了花，树枝、弹片横飞，形成所谓的“树海爆炸”战术。它的杀伤力更为厉害。到处都有敌人布下的自动杀伤地雷。天气之恶劣，实有使人难以忍受。乔治摩根说，在戈弗斯的营地上“看不到一辆T—5型坦克。周围一片火海，你根本不敢走拢。炮弹就象长柄刈草刀一样把茂密的树木一扫而光。外面正下着雨加雪，又冷又潮湿，简直寸步难行。我们又发动一次攻势。但过了不久，我们剩下来的只有老兵残将。”
就海明威同团部那些难以相处的军官的关系而言，他的一举一动可说是十分循规蹈矩的。九月份他在西墙防线的突击战中的表现也是这样。白天，他常常由迪康开车到周围去观察情况，从来不惹事生非，防碍别人的正常活动。一到晚上，工作结束了，他常找爱德华上校和朗哈姆上校谈天。有天晚上，他谈到非洲狮的交配问题。说着说着，他给在座的人演示雄狮在进行交配时的表象。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谈论人的勇气以及对恐惧，职能的应有的反应。他不同意精神病学关于每个人只有一个中断点的观点。关于人只有生理上具有的批评点，没有精神上的批评点之说，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勇气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有的人有勇气，有的人没有，在战斗中感到恐惧，那只是对他勇气的一种测验。然而，对于不顾一切的夸夸其谈他是不予卖帐的。然而他十分钦佩那些有眼力，知道什么事必需做而且有勇气把事情做好，不管要冒多大风险的人。除开勇气有助于把事情做好，否则对于那种勇气他是不愿恭维的。在每次战斗中，我从未见他没头没脑鲁莽从事。他比任何人懂得战争的厉害性以及人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对形势的发展十分敏感，判断力很强。当他决定要贡献自己力量时，他知道如何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在哪个方面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对于战争和宗教他向来抱着冷嘲热讽的态度。师部有个小牧师，为人正直诚恳。对于海明威的一些宗教观点十分赞同，对海明威其人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次厄内斯特问他是否相信被人们广泛引用的巴培那主张——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我不相信，海明威先生，”这位小牧师说，“自从我认识你和朗哈姆上校以后我就不相信了。”厄内斯特听了很高兴，并把这件事列入他正在着手编写的名人轶事录里。
厄内斯特向来十分鄙视所谓的“高明医生”。师部有个叫麦斯金的精神病专家。有一次厄内斯特把这位医生狠狠地鄙薄一番。事情是这样：一天晚上麦斯金医生来到厄内斯特的宿舍，开始向厄内斯特提出一些挖苦刁钻的问题。厄内斯特听了很不高兴，他绷紧着脸说，他很需要医生的开导。他说，在芬卡他的家里，猫的大量繁殖使他大伤脑筋。现在家里已经有二、三十只猫，并且还会越来越多。厄内斯特说，“那小畜生的眼球鼓鼓的，怪迷人呢”。麦斯金医生说，很多人都喜欢猫，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对我来说，问题可大了，”海明威说：“原因是我似乎不能和它们断绝交往。”厄内斯特为自己在师部里是那些军官和士兵的高级朋友和顾问而自鸣得意。有时候他自称为“老厄尼海摩霍德或穷苦人的派尔”。营部和连部里有很多人事实上年纪只有他一半那么大。在这些人的眼里厄内斯特比他们阅历深，经验丰富。无论在打仗方面还是生活本身，他们都不如他。就是几个高级军官，如爱德华、乔治戈弗斯、亨雷、约翰多迪和汤姆吉安，他们的年龄也只有二十七岁左右。在同这些人谈话的时候，厄内斯特尽可能在态度上保持谦逊，不咄咄逼人。可是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感到厄内斯特把他们当成他手下的人。当吉安的部下在讲述德国人的顽强抵抗和防卫时，使用了一些夸大其词的话，海明威用十分平和的口气回答说，在敌人的这些行动中他没有很细微地观察。对人说话时，他尽量保持一种友好和气的态度，有时脸上露出淡淡的，会心的微笑。
朗哈姆的另一个营长斯威德亨雷是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人。他很幽默，但海明威的勇敢精神却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说，“厄内斯特在我的指挥部住了好几天。那时刚好下雨、刮风、下雪。那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到那里去采访，收集写作的材料。他手里拿着两个水壶。一个装着荷兰杜松子酒——相当于德南部用玉米酿成的威士忌。另一个装着法国白兰地。他在你身边时总是倒酒给你喝，从不使你失望。使我感到最好笑的是，他总是把一壶酒放到嘴角边上，悠闲自得地一小口一小口往喉咙里吞。
尽管气候恶劣，食品质地粗糙，人员受伤情况严重，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其它的不幸事故，但这些陆军军官们仍然乐于每天到休息室来闲谈，开开心。厄内斯特很受他们欢迎。他们完全把他当作军人同事般对待。他们对于海明威完全出于自愿到战争的最前沿来的举动深为感动和敬佩。在他们中间有好几位营长，去冬在去英国的十天海上航行的旅途中阅读了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此时，他们同他开玩笑，谈到约旦和玛丽亚晚间睡在睡袋里的情况。海明威在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表现得十分幽默、谦逊和几分腼腆。
战场上虽然气氛非常紧张，死神时刻向他们招手，但是也有开玩笑欢乐的时候。经过几天的恶战之后，树林里出现了一小块空地。据说这个地方是炮火轰击出来的，也有人说是工程兵扫除地雷时开辟出来的。但不管是那种原因，朗哈姆命令他的部下，把他的流动工作室开进那片空地。每天，当朗哈姆指挥作战时，厄内斯特坐在旁边一张小皮椅里。朗哈姆不时打开流动工作室的门走出去用耳朵测听轻型武器的发射方位。有时候，正当他把头伸出门来，突然飞来一颗炮弹——这是常有的事，他便立即把头缩了回去，迅速把那又轻又薄的夹板门关上，仿佛这层薄薄的门能保护他的安全。朗哈姆这种幼稚的举动常常使他们象小学生般乐得哈哈大笑。
在赫特吉纳战役中敌我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危险性又特别大，所以厄内斯特不能象在法国时那样到作战现场去采访观察，但有一次是例外。那是一次紧急情况。他不但在现场而且亲自投入战斗。
原来朗哈姆设在林间的指挥所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派了一个排隐蔽在一百米以外的地方，对指挥所严密监视。十月二十二日上午，敌人向指挥所发动进攻。朗哈姆司令部的司令官米特切尔上尉当场被打死。海明威带着卡宾枪迅速冲向前。迪康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英勇地跑上去准备帮米特切尔的忙。不一会，他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他们把敌人的一门十分厉害的迫击炮打哑了，残存的敌人全部当了俘虏。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厄内斯特的行动不但很积极而且非常勇敢。
但也有由于失败而使厄内斯特感到受辱的时候。有一天上午，美国大炮走火，炮弹落在自己阵地上。许多在前沿阵地的士兵被打死。其中有位朗哈姆的通讯兵，一位名叫华特金的行为古怪的正规军士兵。当炮轰停止的时候，厄内斯特陪同朗哈姆到地下作战室，在那里已陈放着一些阵亡战士的尸体。“如果华特金此时会说话的话，你猜想，他将说些什么？”一位警卫员问道。“他一定会说，天呀！没想到我会被自己的大炮打死。”厄内斯特感受很深。华特金经常在朗哈姆的工作室进进出出，对他十分熟悉。厄内斯特和其他的人一样对于这种无谓的牺牲感到无比的痛心。将来他们会为此大做恶梦的。
在厄内斯特的记忆里有许多恐怖的场面。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亲眼看到格罗梭的陷落。格罗梭——朗哈姆称它为“马铃薯村”，实际上是赛格弗里德防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在地下建起了五、六尺厚的防护墙。无论美军使用那一种口径的大炮轰击，重型轰炸机轰炸或是火焰喷射器喷火燃烧都没能把防守在格罗梭阵地上的人赶出来。后来美军派遣第二十二团进行强攻，士兵们钻进敌人防线内部同敌人进行肉搏战，好不容易才占领了那个阵地。但是在这次战斗中伤亡非常严重。这个城镇陷落后敌人的炮火仍不断进行轰击。
厄内斯特进入格罗梭镇时心情十分激动。十一月三十日他和比尔华尔登一起出发，路上尽是烂泥污水。敌人不断开炮轰击迫使他们时时走进路旁沟渠里躲避。有许多坑道既不是消除地雷时挖的，也不是为了埋葬死人挖的，而是炮弹炸出来的。他们看到公路上有一个美国士兵的尸体，已经被车辆辗压得不象人样了。更令他怵目惊心的是在村镇外边有一具被磷光火焰烧焦了的德国士兵的尸体，一只饿狗正在吃尸体上面的肉。这样的景象，这样的气味，无论谁看到或闻到，都会在脑海里留下很深的记忆。厄内斯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可怕的场面。
当海明威和华尔登来到格罗梭镇时，他们时时要躲避敌人炮火的轰击。朗哈姆部队里的一名长官詹姆斯麦克莱中尉把他的作战指挥部设在一幢被毁坏了的房子的地下室里。正当外面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的时候，他抬头望见海明威那巨大的身躯在地下室的窗口出现，接着掉了下来，后面还跟一个身子瘦一点的华尔登。说时迟，那时快，麦克莱迅速猫着腰往旁边一避，幸好两个人没有碰在一块。后来他一想起这件事，他非常佩服他们两人的沉着冷静。在赫特吉纳战役中，麦克莱中尉发现海明威表现很出色，他和团部其他的人一起共生死，同患难。尽管华尔登比海明威小十岁，但海明威从来不加计较，总是平等相待。虽然海明威思想上有疙瘩，内心也有痛苦，但他表面上却十分愉快，特别在摆脱了女人们对他的缠扰和困惑的时候。
攻陷格罗梭镇后，接着要夺取城镇格伊。再杀出赫特吉纳，挥军进入科罗根平原，在那里地势对盟军有利，居高临下对敌作战。朗哈姆说，“到了这个时候，我思想上的痛苦难以形容。从此，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