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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明星的辞藻里面,的确能够让人感到人生如戏。十年前我曾经与阿里巴巴网站的马云聊起过,我说看书很有意思,马云说“看人更有意思”,现在看来,人好像的确是比书有意思。
我的一个朋友提醒我,“你这样不怕得罪那些明星吗?”现世的炎凉是这样的:只要我手里还有好剧本好戏,每次拍戏前我都不由自主做一次爷爷;如果我再不拍戏了,我就是四处大喊这些人的好,十字路口擦肩而过,他们大多也就无非点个头妩媚地笑一笑,什么得罪不得罪啊?人生如戏嘛!
在我每一次耳闻、亲历这样的事情,我都不由自主想到李亚鹏。所以甭管有多少人不喜欢他,骂他,只要有好的、适合他的角色,他依然是我这里当之无愧的第一男主角。
二○○四年的四月,北京依次迎来了空蒙的春雨,六个让人心神不宁的“非典”案例,和充满欢娱的澳大利亚电影节。生活在“喜忧参半”的惯例中循序渐进。
我沐浴春雨,看相关“非典”的报道,参加澳大利亚电影节的开幕式。新老朋友举杯相逢,谈论起电影、电视。我说电视好比是一日三餐,到点了你总得要去吃,挑挑拣拣,“这样那样”(这个频道那个频道),所以“电视人”就好比那个忧心忡忡的厨子,总在为没完没了的“吃什么呢”操心,一旦弄得不好,“一日三餐”让人胃口不开,甚至反胃、呕吐,那就闯了祸了!电影不一样,电影不是一日三餐,电影在目前看来还是属于“逛公园”一般的、日常生活之外的奢侈品,得有时间,有那个兴头,还要“消费得起”才行。它们在支撑一切的、“金钱的使用上”是完全的不一样,电视只要买个电视机——就像一次性购买锅碗瓢盆;然后交一点电费——也像是做饭的煤气费,以及每日有限的菜金——就行了;电影呢,日前已经发展到八十元一张票,一百元一张票的架势。几天前我自己看了一场电影,内心对于票价的感慨一直笼罩了整场电影一个半小时。每一个人八十元、一百元,这是什么概念?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普通职业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是三十年前一个重要工作的一个月收入。这是往回看。往后看,就好像有一天我们要用两千元钱,或者三千元钱看一场电影,我这样比喻,是不是与我有同感的人会多一些?
我对此(电影的票房价钱气势)完全没有意见,只是新奇罢了。因为平时忙着做电视了,很少看电影,与电影的票价猛一撞面,难免震惊!——就像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进过北京的公园了。市场的规律就是在“事物”寻找最适合生存的状态下,自行经历优胜劣汰;保持下来的,并且继续有发展状态的,总归是有它还在生存的原因的。我的疑问是:如此支撑了这般“奢侈品”的电影制作业,在中国它为什么总是以“亏本”的姿态现世?频频入耳的都是电影投资者的失败、投资的有去无回?“为电影投资就意味着往大海中倾水——再也找不着你的水”已经成为了基本的规律?
万事总有些根源,总会顺藤摸瓜到哪怕一丁点的原因。
在澳大利亚电影节上,有记者这样问我:“澳大利亚的电影同行说,目前的世界电影,中国排第一,澳大利亚排第二,您怎么看?”
我怎么看?我一时说不出话来,琢磨着我是不是没有理解正确这位记者的问题?就像有人问“目前世界足球,中国排第一……第二……”
电影倒不至于是足球,但是这个问题带来震撼的感觉,一样。
我曾经惊叹一张电影票的价格居然还没有支撑起国内的电影业。我有一位业内朋友劝我拍电影,开劝我说只要具有影响力,只要能够把观众吸引进入电影院,一次就行,就赢了。
道理这么讲是对的,一人一张几十元的电影票,十几亿的中国人都有机会成为电影院的座上客,但是,事实是中国电影依然亏本。在中国,电影的问题关键还不是影响力和作品的魅力,像张艺谋的《英雄》,宣传、发行操作很成功,它的票房收入与预计的还是有很大距离。《英雄》的第一轮播放票房收入比较理想,第二轮?第三轮呢?究竟一家远在山东,或者江西,或者随便哪个地区的城镇电影院,他们究竟播放了几场?每场有多少的票房收入?无人知道。在中国还没有“院线”市场的形成,就是说与投资方直接相关的电影院控制。类似于电视台,也是强势媒体。像中央电视台自己栏目的投资,制作出来、或交易而来的节目有自己的频道播出,能够带动好的广告收入。这是一种市场的控制,失去这样的控制,当然电影收不回投资,各城市、县、镇的电影院,全中国有多少家?还是在依照一个诚实,职业的道德在维系商业的运作。电影院在性质上像一个零售商,形式上像我们小时候的小人书租赁摊,如果看摊儿的人不是老板自己,一天到底出租了多少小人书,被看过几个来回,那是看摊儿说多少就是多少的事情,无法核实。
做的比较好的还是美国电影。美国的电影制片公司都有属于自己的电影院,它形成了一道成熟的“产业化链”,从剧本,拍摄,制作,到宣传,发行,放映,回收,“链道”通畅,每一个环节都是商业化的规范,又不是艺术创作的追求。两者相辅相成。
第三部分 … 喜剧电视
二○○三年“非典”时候,在满怀焦虑的心情小心做人的苦恼中,也有两大收获:一是四处看景,为二○○四年《神雕侠侣》的外景确定和搭建,抢先了速度;再是尝试了一部电视喜剧,《永乐英雄儿女》。
《永乐》的被圈定,本身也有些喜剧色彩,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预备——!预备的前方目标是《神雕侠侣》。三十八集的《永乐英雄儿女》,基本上是为《神雕侠侣》而做的,说来话长,简言之就是:鉴于《射雕英雄传》与《天龙八部》在主创方面波折意外的制作经历,后患多多,费时费神,《神雕侠侣》我打算一意孤行了,抛却江湖上历来盛行的名气,只用经过了十年合作考验的导演:于敏,赵箭。但是虽然我们在一起合作拍片十年了,两位导演也是近期十分受到观众喜爱的《天龙八部》的主创之一,但是真正将全副的胆子搁到他们的肩上,都有如履薄冰般的谨慎、担忧。为了证实罗斯福的名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担忧的,唯一值得担忧的事是担忧本身”,“预备”计划脱颖而——两位导演预先合作、磨合一部规模中量的古装片。于是,《永乐英雄儿女》在彼时开始,朝我们款款行来。
从创意到全部制作完成交片,一年的时间缓缓流逝而过,《神雕侠侣》正如当初处心积虑的期待,正式站到了我们的面前,于敏,赵箭,两员“前方战场”凯旋而回的大将,坦然接手,果然是“没有什么是值得担忧的”,除却担忧本身。
这是我们从准备拍摄《神雕侠侣》的角度看待《永乐》。如果纯粹从一个拍摄喜剧片的尝试来看,笑意即刻被凝固——在还没有听到观众笑声的时候。
喜剧片的尝试需要胆量,就像喜剧的演员需要极度的自信。喜剧的许多情节只有在演员自信的前提下,才能够成立。像美国的金凯利,他夸张的面部表情经由他的自信转达给了我们(观众):就是这样的。还是我们的“亚星”周星驰,他种种出人意料的举动,奠基的都是自信。我记得喜剧大师卓别林的一个表演细节,有一次他在街角看见了一个孩子。我们常人的习惯思维会是环顾四周地看,是谁的孩子?卓别林的表演却是抬头看天,他认为这个孩子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如此天然、自信、超脱常规常理的表演自然感染了观众,喜剧因素油然而起。这就是我认为的“极度的自信”。
成功喜剧的另一个因素是“题材感”,既是题材——剧本自身就具备的喜剧因素。大陆的电视剧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对于喜剧的尝试就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故意:想要“虎子”呢!
第三部分 … 恶性的商业化
类似于这样的话题,我已经不止一次谈到。“商业化”由每一个具体的行业,扩充到整个社会的潮流趋势,我心里的担忧越来越广阔。
这个问题出现在影视圈,原本不是坏事,它是推动,也是成功的一种证明。但是近来这种商业化的运转方向发生了逆变,人们(利益相关者)急躁得连“等待”的心情都没有了,原来的商业化是作为影视的结果,在商业化的结果之前影视还有属于创作的范围,有创作的决定权;现在“商业化”提前了,它的提前就意味着对于创作的干扰,和无法避过的商业化主导。
这是我在《神雕侠侣》的选演员过程中苦恼而深刻的体会。
为此,小龙女、杨过的人选至今未果。“未果”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至今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演员,而是至今找不到一个可以为商业化的考虑打出保票来的人,可以让人“坐以待收”,“坐以待收视率”的人。
《神雕侠侣》已经将“选演员”开始作为商业的目的。在角色的考虑上已经完全不是从演员的外形特点、性格特征、创作的能力这些方面去考虑,而是:谁最走红。投资方依据电视台的收视率提出人选要求。然而即使是看收视率,也不管其他诸如剧本的基础、演员的总体配合、主创的各自发挥等等多方面因素,只看:谁主演的。整个创作的复杂、成功因素的概率最终被偏激到某一个、两个演员的身上。电视台们说,“要是某某人来演,我们肯定就买”。“买”是投资方深入了灵魂的需求和目的啊,于是“要某某人来演!”,而这个某某人是不是与小龙女、与杨过合适,根本不管,只要这“某某人来演”能够将片子卖出去就行了,因此他们绝对不从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人物的要求出发,只是一个“买”字要定乾坤,一个盲目的收视率期待。殊不知这样的要求最终要毁了收视率,也毁了戏,毁了演员。
商业、市场的急功近利,如果一定要和原本不与利益纠葛、实事求是的创作纠缠在一起,结果会是两败俱伤,最终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产品,既无创作的标准,也没有商业的赢利。
有朋友说,“你是个大制片人,还不是由你说了算?”
我要的,并不是“我说了算”,那又是另一种的偏激;我期望的是一种有益的,有眼光、有远见的,有创作水准,有艺术要求的“共识”,而且希望这种有益的“共识”不仅能够奇迹般地出现在现在的影视界,更要填充到当前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发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