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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闲中,厚英开始了文学创作。
说起来也多少带点偶然因素。厚英本来是准备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她已重新开始阅读莎士比亚与关汉卿,并且学习英语。这时,高云和我打算撰写一篇闻捷诗论,高云写信要厚英提供一些有关闻捷的资料,不久,厚英就寄来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地写了4本练习簿,写她与闻捷相识相恋,以及闻捷被迫自杀的过程,感情十分真挚。这就是在厚英遇害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据厚英后来在她的自传中说,因为写这封信,〃我的感情一下子调动起来,汹涌澎湃,不能自已。我躁动不安,时不时地自个儿流泪,不论在什么场合。我觉得我还有许多感情需要倾吐,那些练习簿容纳不下了。于是,在把那些练习簿寄给女友之后,我继续写起来。〃这就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开始,她只是要在纸上倾吐感情,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这才认真地修改起来,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了该社的出版计划。但是,在作品打出清样,准备付印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因为有人撬,而且弄到有权力者插手,这本书就是不能出版。倔犟的厚英一定要向出版社和出版局讨个说法,而社、局领导却始终无法说出个正当的理由来。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改革开放较早的广东出版社听说此事,却打电报给厚英,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但是,此书的纠葛尚未了结,上海文艺出版社听说了这个情况,又表示想出了,厚英不能贸然抽回,但她又不愿拂广东方面的好意,于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第二部小说:《人啊,人!》,这本书在当年(1980年)年底,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则到1982年,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仍少不了中国人惯用的一个〃撬〃字,只是福建方面不予理睬,也就罢了。
其实,《人啊,人!》的出版也不顺利。上海〃有关方面〃听说广东要出版戴厚英的书,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去加以阻止,好在广东出版局领导和编辑们都很有法制观念,他们认为,戴厚英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且还是大学教师,当然有出版自己著作的权利,现在出书的阻力那么大,就应该加快速度把它出版出来。所以这本书从开笔到出书,还不到一年时间,在当时的出版业中可算是高速度的了。
如果说,戴厚英写《诗人之死》,是由于抒发胸中郁积着的感情的需要,其表现方法还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那么,《人啊,人!》的写作,则是对人生经过认真反思的结果,在思想观点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批判人道主义而宣扬人道主义,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手法。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当时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小说出版以后,一方面在读者中大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就被某些人抓住了〃把柄〃,成为新一轮文艺批判的靶子。发动这场批判的当然是上海某些人士,由于气候适宜,很快就推向了外地;不但进行思想批判,批判文章、批判大会、批判班子,应有尽有;而且还采取了行政措施,免去了她教研组长的职务,剥夺了她上课的权利。当时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但并没有压垮戴厚英。她认为自己没有错,就是不肯检讨。如果说,以前她是听命于上面的指挥棒,只不过是一架写作工具,那么,现在她要放出自己的眼光,保持独立的个性了。而当她认准了一个道理时,她是决不会回头的。她在她的散文中多次引用苏轼的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既表示了她要冒着风雨行进的决心,也表现出她对前途的憧憬。
毕竟时代不同了,群众也有自己清醒的头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盲从,所以,批判的声势虽然造得很大,但同情她的人却也很多:有本校的师生,有外面的读者;有熟悉的朋友,也有素昧生平的好心人。厚英有一篇散文《风雨情怀》,就是写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如何写信慰抚她,而当她处境一有好转,就远引而去。这真是伟大的情怀,也可见人心之所向。我们现在就将这个篇名作为戴厚英散文集的书名,表示我们对这种情怀的赞赏。
广东的朋友一直对厚英非常支持。为她出书,给她提供养病之所,还邀请她到汕头大学做客座教授,让她受伤的心灵有一个休憩之所。
七
有趣的是,这种声势浩大的批判,不但没有把戴厚英批倒批臭,反而扩大了她的影响,使她的名声更大了。短短几年之中,《人啊,人!》就重印10次,总印数不下于百万册;而且被译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韩等许多语种。《诗人之死》也翻译到国外去了。这大概是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罢?
当然,厚英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批判。重要的,还是她的作品敢于直面人生,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能够启人思考,所以才能与读者心心相印。要不然,那几年被批判的人着实不少,为什么有些人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厚英本来并不打算继续写小说,原计划在写了《诗人之死》之后,就重新从事学术研究。但出书的风波,批判的刺激,迫使她继续把小说写下去。对厚英的大规模批判有两次:第一次开始于《人啊,人!》出书之后的1981年,第二次是在〃清污〃运动的1983年。以前的确有许多人被批判的棍子打问了,不再发声,但厚英却是愈挨批愈写得多。还在第一次批判高潮中,她就着手写作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三部:《空中的足音》,接着又写了《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的前两部:《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从40岁开始写《诗人之死》到58岁遇害,短短18年创作生涯中,她一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还有一些未出版的遗稿。她的写作不可谓不勤奋。
戴厚英不是那种玩文学的写手,也不是顾影自怜的煽情者,她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对于人性的呼唤,对于人格尊严的维护。这里所说的人性和人格,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渗透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具体品格。因此,对于人性美的追求,就必然与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和谴责联系起来。这种揭露和谴责,决不是在中国人脸上抹黑,而恰恰是作家爱国情怀的表现。正如老作家萧乾在他的悼念文章里所说,戴厚英是一位〃爱国的乡土作家〃。厚英在国内是一个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但在国外却处处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决不允许洋人或假洋鬼子对中国的污蔑,也不允许手握某种基金使用权的洋学者来耍弄中国作家。我很欣赏《得罪了,马汉茂!》这篇散文,它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的骨气。
厚英深深热爱着她的家乡,每年寒暑假都往家乡跑,有着割不断的乡情。她关心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关心着故乡人民的生活。她想在故乡办学,提高乡亲的文化水平,为此她还曾草拟过一份《支援乡村教育的计划草案》。1991年,安徽发生巨大水灾,她知道后,坐卧不宁,立即到处呼吁,发动募捐,并亲赴灾区,参加救灾工作。这些,都可见她对这块土地爱得多么深沉。
厚英晚年寻找精神上的依托,先是耽读老庄,继而钻研《圣经》,最后是在佛典中找到了归宿,并且做起居士来了。但她的学佛,并非看破红尘的结果,倒是想进一步悟透人生。因而,她并没有脱离社会,倒是对社会有着更透彻的了解。她还想写很多著作,我相信她一定会比以前写得更加深透。
但是,谁能料到,就在她的思想愈趋成熟的时候,她的生命却戛然而止了。
她是被杀害的。杀害她的凶手是她中学老师的孙子,一个来沪打工,求助于她的乡人。时间是1996年8月25日下午。与她一同被害的还有她的侄女戴慧。
一个因呼唤人性的觉醒、因鼓吹人道主义而受到批判的作家,却死在一个绝灭人性、惨无人道者的手下,我们的社会应该作何思考呢?
1998年1月15日
于复旦园
第一章
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贮藏着一部历史,以各自的方式活动着。
一
赵振环:历史是一个刁钻古怪的
家伙,常常在夜间对我进行突然
袭击。我的头发白了。
我拚命往前游,在无边无际的洪水中。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游到哪里去。不知道已经游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还要游多长时间。我的目标只是追逐一个在我面前贴着水皮飘飞着的小姑娘。她细长的手臂摆动着,短粗的双辫跳跃着。从我看见她的时候起,她就是这个姿势。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觉得,我认识她,熟悉她,爱她。
我要追上她,让她知道我对她的一片心。
我的游泳技术从来没有发挥得这么好。道地的蛙式,手脚的动作配合得十分谐调。我简直是不用力气地贴在水面上滑行,快极了。
然而我和她的距离还是那么远。
我不泄气地追逐着。
上游突然漂下来一条淹死的牛,直冲着我的脑袋。我又惊怖,又厌恶,连忙躲过它,朝右边偏了偏。又碰上什么东西桂住了我的两只脚。力气一下子用光了。再也游不动了。
小姑娘越飘越远。
我焦灼地向她叫喊,用我久已不用的熟悉的语言。只有我和她能够听懂的语言。她终于向我转过了脸:白里透红的圆长脸,细长的眉眼,薄薄的嘴唇,还有略略突出的颧骨。一点不错,就是她!
我想笑又想哭。我向她张开双臂。可是,一根藤条一类的东西紧紧箍住了我的脖子。小姑娘没有停止前进。我用力拉扯,挣脱,藤条越缠越紧。小姑娘已经不见了。
我放声哭了起来,我不能失去她啊!
〃又做了什么伤心的梦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就在耳边。
是说我?我在做梦?胡说。梦里能把一切看得那么分明?这个胡说八道的女人是谁?为什么离我这么近?奇怪,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女人的脸就在我肩上。我看不清她的眉眼,却感觉到她那甜得腻人的笑容,像一个纸做的面具,挡在我的眼前。这面具引起我的条件反射,在我的第一信号系统里产生了痛楚的感觉,在我的第二信号系统里跳出了一个概念:妻子。不错,她是我的妻子冯兰香。她的手正箍住我的脖子。讨厌的藤条!我生气地扯开藤条,责问道:〃为什么把我拉回来?〃
〃我从哪里把你拉回来啦?你的梦还没醒吗?〃冯兰香半是惊奇、半是嘲笑地对我说,同时用手捏住我的鼻子。
我终于完全看清了眼前的一切。我是在做梦。
〃梦见谁啦?还哭呢!〃冯兰香松开了我的鼻子。松开干什么?把我闷死算了。连梦也不让我作完。我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