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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桂芝一看是梁春菊，上前就拉起了她的手：“哎呀！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梁春菊脸色沉沉地说：“我这次来，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哪！”
韩桂芝热情地将梁春菊让到了沙发上，连连说：“有事你就说吧！咱们俩那是什么关系啊！”
梁春菊长叹了一声，脸色显得特别的难看，声音哽咽地说：“韩姐，我遇到大麻烦了！”
说完，梁春菊掩面哭泣着。
韩桂芝上前劝慰道：“你别哭啊！你说说，遇到什么麻烦了？”
梁春菊大声地说道：“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遇到了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韩桂芝早已知道此事，但她不知道这一命案就发生在准亲家家里，她一时为难地说：“那只有老实交待，争取宽大处理吧！”
梁春菊泪流满面地说：“宽大处理什么？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韩桂芝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是这样了，那你哭也不顶什么用啊！”
梁春菊用手臂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我今天找你，就是求求你在上面活动活动，千万别判我儿子死刑。宁可判个死缓，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韩桂芝显得特别的无奈：“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
梁春菊说：“我儿子是死是活，我也就全都指望你了！”
韩桂芝呢，心里特别的清楚：任何人也大不过法律。可是，她在准亲家母面前，又不好意思回绝。她只能勉强地说：“这件事，我可说不准啊！我只能是尽力而为吧！”
送走了梁春菊以后，韩桂芝的心中不由得泛起了层层波澜，她由始至终地处于深深的矛盾之中：办还是不办？办，肯定有悖于法律，相继会引起塔河县人民的愤慨，并将受到舆论上的指责。不办，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将会“撕破脸皮”。同时，还会波及到儿子陈泓播与韩浩之间的“婚姻大事”。
也就是韩桂芝举家搬迁到哈尔滨市时，韩桂芝通过打电话的方式，与塔河县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进行了沟通和询问。有关韩桂芝和他们说了什么，那只有天知、地知、他知、鬼知了。
也就是从1988年开始，本来韩建勋案件侦破进展得十分地顺利。可突然就出现了反复，犯罪嫌疑人韩建勋开始翻供。公安机关多次对已经定性的重要证据，又进行了重复认定。检察机关也迟迟不肯受理案件，多次退卷要求补充侦察。法院对审理这个案件同样不抱积极态度，一拖再拖。
就是这样大白于天下的案件，在塔河县几个司法部门之间来回地推诿扯皮。与此同时，据知情人反映，韩建勋在看守所中极为逍遥自在，偶尔还能回家住上几宿。
杨振棉疑惑了：这是怎么回事？
杨振棉心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你塔河县的公检法有意拖延不解决，那我就逐级上访。
随着上访的升级，杨振棉感到他面前的阻力越来越大，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阻拦着他。他无论走到哪里，这只又黑又大的手就将那里的阳光遮挡起来。
有一天，杨振棉正要准备去省城哈尔滨市上访，他的老伴儿陈彦芝急急忙忙把他拉进屋里，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坏了！不好了！”
杨振棉眨巴着眼睛，“你着什么急呀！慢慢说。”
老伴儿陈彦芝眼泪掉了下来：“你知道咱们上访为什么这样艰难嘛？人家梁春菊的女儿韩浩已和升任省监察厅副厅长韩桂芝的儿子陈泓播结婚了！”
杨振棉自言自语起来：“我明白了！怪不得韩建勋杀人案迟迟不审判，原来一直阻碍案情进展的那只无形的手，就是韩桂芝啊！”
杨振棉不服输，他安慰着老伴儿陈彦芝：“多大的官儿，也都大不过法律。你放心吧！我一定要让凶手伏法，要让死在九泉之下的女儿瞑目！”
由于杨振棉不断地上访，某一中央领导终于过问了韩建勋的杀妻灭子大案，案件终于进
入到了一审程序。
就在这时，也就是1994年春节过后，惊慌失措的梁春菊又找到了时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韩桂芝。
韩桂芝就将电话分别打到了大兴安岭中级人民法院原审判长陈国军和大兴安岭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德信那里，她用“暗示”“敲打”的口吻，嘱咐了一遍。
韩部长的“指示”，哪有不执行的道理？韩部长的“电话”，那就是“法律”！在吴德信院长的委托下，陈国军审判长开始挥起他“法律”的宝剑，几个“法律”的理由“不足”，致使大兴安岭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再也没有下文了。
一位老朋友拍了拍杨振棉的肩膀：“嗨！你斗不过韩桂芝啊！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杨振棉不相信有这码子事，他来到了塔河县看守所一打听，1994年8月4日，韩建勋已被取保候审。据有些知情人告诉他，当时出面作保的是塔河县县委书记。
当时，气得杨振棉两眼“嗖嗖”地直冒金花，他奋力地击打着看守所的大墙，大声地喊道：“天啊！这天理何在啊！为什么真正的杀人犯竟能取保候审啊！”
哭得死去活来的老伴儿，趴在自己家的床上，一躺就是病卧半年！
1996年，韩桂芝已升任为黑龙江省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1997年，她又升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就在韩桂芝任省委副书记期间，她分管的工作除了组织人事外，主要就是政法工作。
就在这一期间，梁春菊和她的儿子举家搬迁到秦皇岛市。梁春菊呢，在韩桂芝的关照下，荣升大兴安岭地区驻秦皇岛市疗养院院长，级别由科级升迁到了正处级。同时，韩建勋则在当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当上了副总经理。就这样，被取保候审的韩建勋轻松自如地离开了塔河县。
1994年秋天到2004年春天，韩建勋在秦皇岛市开始了新的人生，他不但继续荣华富贵，而且还娶妻生子。就在2002年，也就是韩桂芝成为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时，韩建勋耀武扬威地回到了塔河县。
韩建勋这次“荣归故里”，试图要给自己“平反”。就在“朋友”的宴会上，韩建勋狂傲地喊道：“黑龙江是谁的？是我妹夫家的！是我们老韩家的！想让我们老韩家不得好日子过，那是瞎了眼睛！”
韩建勋的“张牙舞爪”，引起了塔河县人民的极大愤慨。他终因民愤极大，这次“平反”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一期间，杨振棉并没有停止上访。16年来，杨振棉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花在了上告和上访了。他从一头黑发，一直上访到了一头白发。65岁的老伴陈秀芝抽泣地对笔者说：“案发后的16年来，梁春菊家不止一次地托人找到我们，他们企图用巨额资金来收买我们，希望我们‘私了’。我们能‘私了’么？我的女儿、外孙，在阴曹地府里能答应我们么？我们不管你韩桂芝当多大官，有多大能耐，豁出性命来也要讨回公道！就是我和我老头子死了，我们也让我的下辈人和韩家斗到底，告到底！”
2004年4月8日，中纪委调查韩桂芝腐败大案专案组，轻轻地敲开了杨振棉家的大门，他们特意前来调查杨永霞被杀一案。3月18日，已逍遥近10年的韩建勋在秦皇岛市被抓捕。同时，梁春菊也因为涉嫌包庇和行贿已被拘留。
10月，杨振棉又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10月12日重新开庭审理杨永霞母子被害一案。
10月12日那一天，39岁的韩建勋在涉嫌犯罪16年后，重新被押到被告席上。
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各市（地）上上下下的政府官员们，都知道韩桂芝特别地霸道。从1974年的大兴安岭劳动部门，到分管黑龙江省干部人事工作，韩桂芝一直是管人的，养成了她说一不二的霸道作风。只要是她认为合适的人选，拼命地并又变本加厉地提拔。如果引起她所反感的人选，不管你有多高的水平，不管你有多大的能力，就是不提不任，甚至还要受到排斥。
韩桂芝的干儿子韩某，曾是省公安系统车辆管理的“中层干部”。就在管理全省车辆时，他大肆受贿，参与走私，强吞豪夺，劣迹斑斑。可就是这种人，竟与韩桂芝攀上了“亲”，先认其“姑”，后认“干妈”。于是，韩桂芝便与韩某经常互送大礼，互送大钱。对此，韩桂芝就把韩某作为重点的“选拔对象”，韩桂芝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甚至达到了放横撒泼的地步。
那天，韩桂芝和往常一样，处理完眼前的公务以后，她操起电话，找到了牡丹江市市委书记Y某。
电话里的寒暄和问候过后，Y某说：“韩书记，你有何吩咐？”
韩桂芝说道：“吩咐我谈不上，不过，我代表省委有一件事情与你商量。”
Y某问：“什么事情？”韩桂芝说：“人事上的事情。”Y某问：“那你请讲，人事上什么事情呢？”
韩桂芝清了清嗓子：“你们市公安局长准备调走，派进去另一个人担任市公安局长。”
Y某一听，心里就犯起了疑惑，忙说：“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啊！我们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一下呀！”
韩桂芝生气了：“讨论什么哪？”
Y某急忙说出讨论的理由：“我们市现任的公安局长，他干得很出色，就这么一平调，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呀！”
韩桂芝不满地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平调不平调的，那有什么啊！”
Y某已听出韩桂芝的“弦外之音”，他马上改口说：“那这样好不好，我立即召开常委会议，走一下过程，可不可以？”
韩桂芝的语气，似乎都已变调了：“我还头一次办这种事情出来！我说的话，竟然在你这儿通不过？”
Y某慌了，“韩书记，你不要生气，你消消火。就算是我求你了，你给我三天时间可不可以？”
韩桂芝尖叫起来：“不！不是三天，我只给你两天时间！”
说完，韩桂芝“啪”地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气得她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放下电话的Y某，吓得他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手扶着桌子，傻愣愣地站着。当他稍微从这一惊悸中醒过来时，他愣呆呆地说：“我怎么啦？我怎么啦？我是不是和韩书记吵架啦？韩书记是不是生气啦？”
Y某抬起右手，用手指尖狠狠地掐了一下左手，感觉浑身在疼，他傻了：难道，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做梦，这是真事啊！坏了！坏了！我这不是“屁股眼上拔火罐”么？！
怎么办？一时，Y某什么事情都办不下去了，他越想越后悔，越后悔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越哆嗦，越哆嗦浑身就越发抖。就这么一折腾，Y某足足在办公室里发呆了一整天呐！
到了晚上，Y某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嗓子立时就哑了，喉咙里就连咽唾沫都发紧胀痛啊！
第二天，Y某迷迷糊糊地从床上坐起来，他的头部立时眩晕，心跳加快，一种不祥的预兆在他脑海里“嗡嗡”作响，他已陷入到半昏迷的状态之中。
这时，Y某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一接听，张着大嘴，没有发出声音，暗暗地惊呼道：我的妈呀！这韩书记哪是打电话呀？这不是在逼命么？！
没有办法，Y某哆哆嗦嗦地接听着电话，并颤巍巍地问：“韩书记，你好啊！”
韩桂芝似乎听出对方是在生病呢：“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