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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确实既非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也非一般成员。关于那个证据，我本人也毫无印象。警察对我严酷审讯，叫我说出同志的地下活动点，交代共产党重建计划。特别是，他们拿竹剑猛击我的腰根等处，后来每到冬天便犯神经痛。可是拷问来拷问去，我自己确实一无所知，他们也无可奈何。后来又对我说：“只要你肯写背叛书，姑念初犯，可以不予起诉。”这真是狗屁不通！一开始就是无事生非，何况背叛得提出保证，要提供组织情报，可我什么都不知道，也就不可能背叛了。就这样，从四月底开始，那一年里我被解押转送到一个又一个警察局，和如今这位波多夫人的恋爱关系；也不得不彻底解除。“说到这里，须贺似乎不胜悲凉之惑。一辈子独身度日的学者并不少见，须贺就是独身至今的一人。我想道，须贺氏独身不娶的秘密，原未竟是这样的苦衷！
“不过！关于那所谓证据，我还没有谈到。那既不是列宁也不是马克思的著作，只是凯因斯一般理论的译本。
此言一出，满座哗然。这话是可以相信的。当时由于警察无知，确有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误为马克思的著作抄收禁的笑话。不过，因为藏有凯因斯的著作而遭逮捕的事，我还是初次听说。须贺看到自己的话在席间产生的效果，似乎非常满意。
他休息片刻，面浮微笑；从此可以看出，他毕竟是大学的教师。”诸位感到惊讶是很自然的，不过，尽管战时的日本，警察无知而又疯狂，但因凯因斯的书籍而抓人却似乎是不可能的。其实其中另有缘故。而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与淑子小姐的自杀事件有关。啊，我并非说肯定有关，只是刚才我想到了有这种可能。“须贺又以啤酒润喉。
山崎君对我轻言细语：“那自杀事件，难道与思想问题有什么瓜葛？这话越说越奇了！”我也拟出了给周刊杂志发表的新闻小说的标题；《为思想殉身的一位少女》；其副标题是《事隔十六年澄清的自杀之迷》。
七
“我从事情开端按照顺序往下说吧。我被捕的那一天是四月三十日，正好是靖国神社例行大祭的日子。早晨六点左右，警察来到我的寓所。他们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罪为由搜查住宅。我自己作为见证人，自始至终在一旁观察搜查情况，警察共有三名，他们把书箱里的书籍取出几本，进行检查。检查的方法，是把书本一页一页地对着窗户透视。我对这种行为莫明其妙。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架式。我这人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实干派，虽然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共鸣，却没有多与实践活动。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可是，有一名警察正在检查第十本书时，突然叫唤其余的两人。按着三个人凑到一起，查看那一本书。我想走过去看个究竟，他们不许我靠近。不一会儿，其中一人把抄查物件产收领证交给我。那上面仅仅登记了上面说过的那本凯因斯的著作。自然，我当场就问了为什么要没收那本书，他们只是莫名其妙地嘿嘿冷笑几声。而且，叫我自愿随同他们上警察局去。所谓自愿随行，言外之意就是对我暗示：如果拒绝，便要将我紧急逮捕。他们还结我戴上了手拷。
那一天的事情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一口气就讲了这么多！往下扼要一些说吧。”到了警察局，审讯人员冷不防叫他供出共产党重建计划，须贺不解其意，便反问警察。对方喝道：“别装傻！如此简单的暗号，警察一看就懂！”审讯员把一本书扔到他眼前，原来就是那本凯因斯的著作。“根据警官的说明，我把那本书一页一页地透视。看出有些活字刺了小小的针孔。
再把刺了孔的文字连缀起来一读，我自己大吃一惊！有了这段文章，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对我起诉，我是无法开脱的。其内容只是见过那一次，已经记不准了。大意是：组织干部将从九州方面秘密入境，近期进京，必须与其取得联系，并印制反战传单，此外还指定了接头她点。
我一时目瞪口呆，这件事我一无所知。就连书上有针孔，由于我粗心大意，也不曾发觉，审讯之余的时间，在拘留所里，只要得闲，我就苦苦思索；这种带有暗语的书籍怎么会混到我的藏书里面呢？如果那本书是在旧书店买的，好歹能够解释清楚，对于警察也能提出反驳。然而那明明是一本新书，就是对自己我也不知应该如何解释。”“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是有误会。此话离题了，不过我还是想把自己的推理说出来，供诸位参考。我的推理如下：出售这本书的书店里，有位店员或老板是个共产党员。这是前提。
他打算在他的同志出现在书店时，递交这本带有情报的书籍。恰逢其时，我到了书店，或者是因为我的长相很象接头人，或者是因为老板外出不在店里，不知内情的店员把它误卖给我了。反正是由于这类原因，这本书才误传到我的手里。
“不过，诸位自然也会发现，我这种推理是有破绽的。这很简单；我藏有凯因斯的这本著作，警察怎么会知道的呢？这一点，在我获释以后——不，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个疑团。”“而在今晚，席间得知了许多往事，这疑团变得更大了。
这很明白：淑子小姐的遗书，和我的案子中出现的物证，都是出自同一种手法。淑子小姐是在我坐牢期间自杀的，而我获释以后，在乡下隐居约两年之久，对于淑子小姐的遗书——事也是毫无所知。然而刚才听了那一番话，我便独自沉思，二者出自同一手法，究竟纯属偶然，还是另有原因呢？我寻思这与淑子小姐的自杀是有关连的，于是斗胆说出自身的往事，提出这节外生枝的疑问，不知诸位作何想法？敝人愿闻一二。”须贺副教授说罢，复用手帕拭嘴，弯身落坐。他的话音刚落，客人们便开始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喁喁细语。不一会儿，嗡嗡声渐渐增大，交为一团嘈杂。
八
“刚才须贺先生所说的疑点，不是很容易解释清楚吗？”说话者是柳原英一。他既是属于“门派”的批评家，又以《门》派文学活动的理论家而为世人所知。他的头脑特别敏锐，这一点享有盛名。据说即便是貌似不合理的事情，经过柳原论证，也能顺利地合理化。
此时，柳原摘下眼镜，以右手揉挤两眼之间的部位。不象别人一样起立发言，仍然稳坐不动，口边浮着腼腆的微笑。
“我是这样想的。那自然是共产党的情报，不过那种书籍。一本本地买下来，代价可就大了。每周买一本，要花两百元——哦，当时是一至两元吧。累计起来，就是很大的数目。所以，接头人一定是在书店当场读取了情报。
也许照规定是必须买定的，这是为了不留证据。可是偶然也有缺钱的时侯吧。这种时候，就只好当场读取了事。总之，那本书是在接头人当场读取情报之后，作为废物留在书店里，又由须贺先生买去了。这，就是我的想法。至于警察的消息来源嘛，可以这样考虑：刺有针孔的书本，可能经过这样的途径，落到另外的某个人家里。而那位X先生，恐怕不会象须贺先生这么疏忽大意，而且颇有闲暇，还怀有侦探的兴趣。他发现了针孔，便把刺了孔的文字串接起来，方知是非同小可的文章，连忙向警察局报告。于是警察开始搜查。
啊，对了！有件事要请问须贺先生。须贺先生，凯因斯的那本著作，是在您常去的书店买的吧？”“嗯——记不清了，不过多半是吧。那时候，大部分书籍都是在月底关饷时上那家书店买的。”“非如此不可呢，于是警察叫书店开列老顾客的名单，须贺先生一定购阅了当时被视为危险品的综合杂志；此外还买过许多不受当局欢迎的书籍。何况他又是专攻经济学的大学院学生。于是警察选中他了，搜查了他的住宅。”对这番推理，我颇似为然。柳原的意见是否妥当，我还来不及充分考虑，但他在须臾之间便作出了如此牢固的“理论构成”，使我觉得他的这种才干的确名不虚传。
“须贺先生！请您注意，现在探讨问题的第二个层次——即淑子小姐的遗书和那情报文书为何出自同一手法。我以为这也很好解释——波多先生的夫人。当时是须贺先生的未婚妻，她可能为须贺先生的安危，去找律师之类的人物；打听内情。请对方预测刑罚的轻重。不管那人是律师还是其他身份。反正是个十分知情的人物。他告诉当时的绢子小姐，获释是很难的，因为证据确凿；至于那证据嘛，就是如此这般。绢子小姐从此得到启发，便采用同样的办法与她的好友作秘密通信的游戏。
事情也许就是如此。怎么样？这一点，即算说得不准，也不会相差太远吧？”说完这一席推理，柳原点燃烟斗，深吸一口。满座的视线集中于绢子夫人。夫人有些尴尬，眨眨眼睛，不置可否地微笑着。
“哎呀，事情过去太久，我可记不清了……听这么一说，觉得这种事说不定是有过的。”“不，这种说法很不对头！”出乎意料，野岛局长竟然出言反驳，“诸位，我想以警官的身份说几句。我觉得刚才那种意见，是不通警方内情的说法。这个——无非是空想推理之类……”柳原在座位上挺直了身子。他面露敏锐的表情，仿佛斗志猛涨。“如今法律知识已经普及，对于人权的关心日益高涨，所以当人们遭到逮捕，大多数部会延请律师。可是当时，很少有人在预审前履行这项手续。怎么样？须贺先生，您当时请了律师么？”“嗯——我想没有。因为事出突然，我连一个律师的名字也不知道……反正被捕以后，除了警官谁也没有见着！”“这就对了。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嫌疑犯，自然是不准会见外人的，连骨肉至亲也不许会面呢！所以关于针孔一事，不可能由须贺先生泄漏出来。至于搜查当局的警察，对于如此关键的证据，更不会漏出风声……就是说，夫人无法知道须贺先生案子的证据究竟是什么。”野岛说话时虽然笨拙地故作谦谨，但看得出他骨子里充满自信。不过，柳原也不示弱，他的态度似乎是将要起而反驳。
这时，春彦突然起身嚷道：“啊，明白了！”
九
春彦显然非常激动。说话的音量之大，超出了必要的程度。他向野岛提问：“野岛先生，既然手法一致，可以考虑是同一个人所为吧？”野岛大约一时没有听懂春彦这句话的意思，愣了片刻。
但他很快就悟出来了。“当然可以！一个犯罪者，一旦取得成功，下次犯罪也倾向于采用同样的手法。不过，正因为手法相同，容易判断为同一个人的罪行，所以得冒风险。”野岛的回答既非肯定亦非否定，但春彦对此并不介意，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刚才听了须贺先生的讲话，明白了很多事情。先前说我妹妹自杀，是和我有过不伦关系的缘故，可我对此毫无印象。
我正在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恰好听到须贺先生的一席话，于是构思了一种假说。这个假说，须贺先生恐怕也是想到了的。但是他不愿使波多先生难堪，只作了暗示，却不敢深入发掘。这假说与柳原先生的推论大相径庭，恐怕有所冒犯。但请诸位好歹容我说出来，若有矛盾之处，恳望批评指正。”春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