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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九月八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九月九日「人民日报」，主题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全文如下：
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坚持的思想路线。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把它继承下来了。中国遵循这一原则解决自己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且已经见效。我们也在按照这些原则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
中国正在同英国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并且可以达成协议。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想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种新的想法。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过了不到一个月，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邓小平会见华人科学家时，又发表谈话，收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主题是「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大陆十亿人口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一些地区搞特殊政策，搞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现在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有人提出，对香港的政策会不会变？我说，没有理由变，变没有好处。
同一天，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特就香港问题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七十二至七十六页。主题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其中就「一国两制」后五十年不变详加阐述。他说：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一夜之间换一套人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绝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在这天的谈话里，邓小平特别插播了一段台湾，他说：「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以上邓小平十五年前的谈话，对照起十五年后的今天香港情况来，可说言而有信，信而有征，是可以信任的。
·忆黄信介
黄信介七十分钟前死在台大医院。
我生平只见过黄信介两次。第一次在三十四（一九六五）年前。我那时正主持文星，黄信介正做市议员，发生了省议员杨玉城的案子。杨玉城是台北市长高玉树的亲弟弟，黄信介是高玉树的「五虎将」，他和李福春两位想找我帮忙，特别约我在波丽露二楼吃西餐，谈得很高兴。事后我整理出议员保障法例，打好字，叫已被文星请走但为我私人收容的张白帆送去给黄信介。那天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那天以后，我和黄信介没有任何往来。我现在还保存着三十四年前黄信介经由李福春约晤我的文件（文星书店秘书钱翊平留字）及名片两张（李福春、黄信介名片），也可作为一些左证。
我第二次见他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已是第一次见面后二十二年，那天我写了「你解严，我上诉」的平反状子向国民党法院挑战，我到台湾高等法院递状子时，正巧黄信介他们也在递，大家握手叙旧，聊了一阵，那是我第二次见他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后来他做民进党主席，不能保持反对党尊严，反发出歌颂李登辉「英明」的肉麻言论。令人卑视。他在民进党新贵的抵制下，一筹莫展，政治前途已呈淡出，最后不能保持前辈尊严，反向投机分子陈水扁之流靠拢，也令人卑视。
王拓在「党外的声音」访问黄信介，收有一段黄信介的谈话说：「台湾戒严以来二十八年，都没有新的报纸取得发行许可，杂志勉强还有，但是大都是外省人办的，以外省人的眼光来看台湾的政治，例如『自由中国』，虽然办得很好，但与本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出入，又如李敖，可以说是本地人了，因他来台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是这里长大的，但是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到黄信介既狭且陋，这种人能成为台湾政治人物的大老，足可领教他们的水平是什么了。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二续）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邓小平在「瞭望」周刊第四十二期，以「『一国两制』是意义重大的构想」为主题，对「一国两制」做了专题的阐述，这是他提出「一国两制」以来，对这一构想最详细、最完整的阐述，全文如下：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形成了。这个构想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总是不好的。怎么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实际。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实际。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我们提出要保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个构想是我们从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而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稳定和繁荣，也不能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我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首先从解决香港问题开始。具体地讲，就是在我国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后，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我和香港朋友谈到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要继续多久，我说，如果继续十五年太短了，索性讲到五十年吧！五十年以后再说。五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
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香港几个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相应的，对台湾的政策也是几个不变。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搞小动作。不但一九九七年时不变，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是我个人的话，是人大通过的方针，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