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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时代对季羡林影响很大的另一位老师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学习。那时朱先生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也就三十四五岁。他开的课是“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季羡林选了这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学年，觉得朱先生的课不同凡响，获益匪浅。比起西洋文学系那些外国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可比的程度。
朱光潜先生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那一类人。而且，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好像还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向上翻，看着天花板的某一处，不敢看学生。可是他一句废话都没有，慢条斯理，娓娓道出深奥玄虚的美学理论，句句都能钻入学生心中。朱先生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的旧诗词又极为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附会之处。季羡林立刻喜欢上这门课，对朱光潜先生也十分敬佩。
陈、朱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益不尽。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他说：“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他又说：“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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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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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旁听或偷听过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他都听过。在旁听或偷听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一起去偷听冰心先生的课，当场被冰心先生赶出了课堂，这也成了一件趣闻。冰心先生当时很年轻，但已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季羡林就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季羡林随追星族一起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常梳的纂儿，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她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么多学生，知道其中必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不选修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季羡林和追星族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后，冰心先生已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季羡林与她重逢，向她谈起当年被逐之事，冰心先生说，她已经完全忘记了。
但是，旁听郑振铎先生的课，就大获成功，而且由于听课，季羡林与郑振铎先生后来成了忘年交。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季羡林由于从小就对中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便前去旁听。郑先生知识渊博，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郑先生没有丝毫的教授架子，完全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对青年人十分爱护。郑先生不但邀请季羡林到自己家里做客，而且在他与巴金、靳以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上发表季羡林的文章。当季羡林看见自己的名字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时，既受鼓舞，又颇为得意。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还有缘结识了沈从文先生和老舍先生。
沈从文先生在当时已经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那些描写湘西怪异风土人情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特别是大学生们。季羡林也是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他认为“所有并世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沈从文。”季羡林认识沈从文先生，实出于一件偶然的小事。当时，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季羡林读了感觉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文章登出后，听说沈从文先生有一些意见。于是季羡林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先生，同时请郑振铎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他那篇书评抽掉。就是这样一件并不愉快的小事，他和沈从文先生便认识了。季羡林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从文先生是著名作家，两人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本不应该成为朋友。可是，沈从文先生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没有，这使季羡林十分感动。最令他难忘的是，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出席婚礼的都是各界名流，证婚人是胡适之先生，场面十分隆重。沈从文先生居然也请他参加。这使他感到受宠若惊，同时也对沈先生为人的宽厚、朴实十分敬佩。从此，他们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季羡林认识老舍先生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季羡林上大学期间，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有一年暑假，他回济南老家，他的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老同学李长之，突然告诉他准备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而且要请他作陪。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使季羡林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
季羡林从高中时代起，就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作品。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他都读过。他特别欣赏老舍作品中幽默的语言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对老舍先生十分崇敬。现在自己竟要陪这位著名作家吃饭，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心里忐忑不安。及至见到老舍先生后，才发现老舍先生全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摆架子的名人。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说起来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听音乐，是一种享受。从那以后，季羡林就同老舍先生认识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又曾因私或因公，与陈寅恪先生、朱光潜先生、冰心先生、郑振铎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等，多有交住。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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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俊逸”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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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清华学习四年，除了老师们的教诲直接影响他后来学业的成功外，清华的校风对他思想和性格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理，一个学校培养出一个学校的学生，校风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清华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在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大一些，通俗地说，就是有点“洋气”。
清华新生入学，第一关就是“拖尸”，这是英文toss（抛、掷）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老生中的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拖尸”。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完成了手续。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游泳池的门确实敞开着。这是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这里面并没有虐待新生的敌意，反倒是老生对新伙伴充满友情的玩笑。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有人看不惯，其实，这正是清华校风清新与活泼的表现。类似“拖尸”的活动，还有不少。季羡林入学后，因为有同乡——篮球队队长的保驾，侥幸未被“拖尸”。当时为此颇为沾沾自喜，事后想起来却深感遗憾。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轻易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
当时清华的教授月薪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买二十袋面粉。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学生是很难接近他们的。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学生一般都利用自己主编的刊物《清华周刊》，同教授开玩笑。
第一件事是开俞平伯先生的玩笑。俞平伯先生家学渊源，是国学大师俞樾的孙子。他自己能写诗填词。他在中文系讲授唐诗宋词课，讲得很有特色。在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地朗诵。有时还闭上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有时他蓦然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待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继续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这种讲诗的方法，不落言筌，不失本意，也不失为一种启发式的讲法。就是这位俞平伯先生，有一天，忽然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堂，全堂为之愕然。几天后，《清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俞先生并不生气，恬然自得，泰然处之，仍然光着头，一本正经地在课堂上高喊：“好，好，好，就是好！”
另一件事是针对吴宓先生的。吴宓先生是西洋文学系教授，季羡林的业师。他讲授两门课：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一门是“英国浪漫诗人”。吴宓先生生性耿直，古貌古心，却流传着许多“绯闻”。他似乎追求过不少女士，最著名的是一位叫毛彦文的女士。他有一首诗，开头两句是”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当时不能写出真姓名，但是从押韵上来看，×××者，毛彦文也。吴宓先生还有一组诗，名曰《空轩十二首》，最初是在“中西诗之比较”课堂上发给学生的。据说，每一首影射一位女子。于是，《周刊》上便把第一首今译为：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钉梢也挨刷。
“亚北”者，欧阳也，是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这个今译本在学生中广为传诵。然而，吴宓先生却泰然自若。
学生在校刊上跟老师开个小玩笑，饶有风趣又无伤大雅。师不以为忤，生以此为乐。这样做，不但没有伤害师生关系，反倒能缩短师生距离，使感情更亲近、更融洽。这是清华校风民主的一面。
清华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又都特别注重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教室，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里倒是人山人海；操场上也挤满了众多喜爱跑步、踢球、打球的学生，一派生龙活虎的景象。可到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却又灯火通明，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地伏案苦读了。
墨子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清华大学“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对季羡林思想和性格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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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四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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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的好友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这四个人并不是一个系，年龄相差两三岁，季羡林年龄最小。其中，只有李长之是他的老相识。大概因为都是“文学青年”的缘故吧，不知怎么一来，四个人便成了好友，被称为清华的“四剑客”。“四剑客”经常会面。有时在荷花池旁，有时在林荫道上，有时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工字厅。清华的工字厅是一座颇为奇特的老式建筑，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面是河塘。那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的匾，就挂在工字厅后墙外面。这里非常清静，平时很少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