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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康王将黄潜善召到身边，任副元帅，大军安然不动，静观其变。谁知不久传来消息，金兵攻破京城，徽、钦二帝被俘，张邦昌僭位代主。赵构闻听一时哭得涕泣滂沱，可惜“落花流水春去也”。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即宋高宗。主子当了皇帝，汪伯彦又摇身一变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再拜右仆射。
高宗初登帝位，无疑给中原人民和许多爱国将领士兵带来了一线中兴的希望，于是万众瞩目，希望高宗能不孚于民望，抗金卫国，收复中原，请归二帝。高宗自己也一度雄心勃勃、跃跃欲试。汪伯彦与黄潜善之流却十分恐惧，一旦主战派占了上风，朝廷中将很难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到那时，无权无位，何得专权自恣、为所欲为。他抓住高宗也有些害怕请还二帝后自己当不了皇帝的心理，极力怂恿议和。他和黄潜善狼狈为奸，开始对主战派的中坚人物进行迫害和排挤。
他们第一个要挤出朝廷的当然是右丞相李纲。李纲一向以驱除金敌为己任。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败盟城下，他曾刺臂写血书上疏，请徽宗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钦宗即位以后，他也坚决主战，反对迁都。并以尚书右丞为亲征行营使，积极备战，逼使金军撤退。高宗称帝，他再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主张迁都关中，以示不放故都，从而使天下归心；并要求铲除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侫，处死张邦昌，以振民心士气。这一系列主张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汪伯彦的个人利益，使他寝食难安。他决定先在皇帝身上找到突破口，于是先迎合高宗惧敌的心理，力主南迁，驳斥李纲建都关中的主张是要把皇帝置于险境，不为天下黎民着想，高宗深以为是，从此对李纲心怀异意．把握住了皇帝的心思，他又开始一心一意寻找李纲的过失．
这时李纲上疏高宗，请求朝廷派命官招抚失地的百姓和一些自发组织的抗金队伍，从而扩大抗金的战斗力，并举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汪伯彦赶快和黄潜善密谋，借此机会弹劾李纲，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先指使党羽馅害张所，又诬告傅亮不立刻渡河无故逗留，贻误军机。李纲看出两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就向高宗申述：“设置招抚司、经制使是里向陛下建议的。张所、傅亮也是巨所举荐而汪伯彦、黄潜善凭空诬陷张所、傅亮，分明是指斥巨。臣常以靖康年间大臣失和、朝无定策，以至国败家亡为鉴，遇事先与汪伯彦、黄潜善先议而后决。二人反与臣相逆，臣举足无地，肯请致仕归田。”高宗向来耳软心活，听了李纲的话也不知如何是好，又与汪伯颜等二人商议。汪伯彦与黄潜善又攻击李纲招兵买马，心存不轨，应早去为快，高宗终于坚信不疑，一举罢免了李纲，一时天下大悲而二人独喜。
赶走了李纲，拔除了汪伯彦的一个眼中钉，他又把目光投到老元帅宗泽的身上。前面已经说过，汪伯彦曾设计将宗泽赶离了赵构左右。赵构称帝以后，宗泽以为中兴有望，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昼驰夜奔赶到南京，满怀热忱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复帮的大计。汪伯彦唯恐高宗为之心动，立刻和黄潜善巧言游说，百般污蔑，然后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出知襄阳，明升暗降，再次把他还离赵构身边。
不久宗泽又上疏高宗，请求高宗明察是非，罢黜奸党，勤政保民，中兴王室。汪伯彦与黄潜善十分惶恐，觉得不除宗泽永无宁日，他们加紧谋划，说宗泽功高盖主，不可重用，否则蛊惑民心，预谋反叛，则朝廷难以收拾。还派人暗中监视宗泽的行为，利用职权扣押宗泽的奏折，使这位老英雄报国无门，请缨无路，以至忧愤成疾，最终含恨九泉。
李纲被罢，宗泽又去，汪伯彦更加无所顾忌地和黄潜善一道误国专权。继而，金人攻进陕西，东京、山东一带盗贼猖獗，张遇又焚真州，队伍开到离行车只有六十里处，天下一片混乱，汪伯彦和黄潜善却粉饰太平、匿而不报。高宗被蒙在鼓里，兀自逍遥取乐。内侍邵成章上疏论汪伯彦、黄潜善误国，被除名发落；御史马伸也因弹劾二贼被谪监濮州酒税，在中途身亡。高宗常对辅臣说：“元帅旧僚，往往沦谢，唯汪伯彦实同艰难。联之故人，所存无几，宜与牵复。”大奸臣秦桧原和汪伯彦共同受馆于王氏，张浚又是汪伯彦举荐，所以他们二人听了高宗的话都说：“臣等已议日郊思取旨，更得天笔明书其旧日功劳，那样则内外深信无疑。”
建炎九年（公元1139年），汪伯彦出知宣州，临行前与高宗话别，这时高宗对秦桧说：“伯彦是便令之官，免不了众说纷纭。”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伯彦是联未登基时的旧僚。想那汉朝的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都不能忘却丰沛与南阳的故交，这本是人之常情，朕又岂能免过？”说罢又做出一副意往情深的样子暗自伤神。汪伯彦感念龙恩，唏嘘不止。后来他又向高宗献他所著的《中兴日历》五卷，被拜为检校少傅、保信军节度使。一直到死，都深得高宗宠信，而高宗却不能醒悟，正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故人象一只蚂蚁一样一点点噬毁着大宋的千里之堤；从而加速了它终将塌倒的日程。
古今奸海黄潜善心难潜善
黄潜善心难潜善
北来末年，由于皇帝昏庸无道、奸佞专权误国，宋太祖惨淡经营的一片江山变成了风中烛、瓦上霜，而北方的女真族却正如日中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太宗完颜晟相继挥兵南侵，掠走徽、钦二帝，灭了北宋。赵构在南京称帝，改元建炎，史称南京。南宋的建立使宋曾出现一瞬间的回光返照，但很快生命之光就暗淡下来。因为赵构并不能吸取他父兄的教训，卧薪尝胆，中兴天下，而依然是亲小人、远贤臣，对敌人退避三舍。
黄潜善便是那一党群小中比较“出色”的一个，他字茂和，邵武（今福建邵武）人，进士出身，徽宗宣和初年任左司郎。他为人圆滑善变，又善于察颜观色投入主之所好，因此深受徽宗的宠幸。政和、宣治年间，陕西、河东（今甘肃、山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城关楼舍坍塌无数，民众死伤不计其数。徽宗便命黄潜善为钦差大臣去陕西察访探视。地方官员对钦差大臣哪敢怠慢，争相贿赂宴请，唯恐他在皇帝面前随口一句话就坏了自己的前程。黄大人逍遥自在地巡视一圈，拍拍肚皮，捏捏宝囊回来了。在皇帝面前，他只对地震状况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竭力粉饰太平，颂扬圣德无边，徽宗听了那番“有喜无忧”的报告，更觉得黄潜善十分“可爱”，提拔他做了户部侍郎。但不久他因为犯事被贬到了毫州，以微猷阁待制的身分任河间府知府。
靖康六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全国为了得三镇的土地，提出要康王赵构为人质入金议和。赵构奉旨北行，到磁州（今河北磁县）时。守臣宗泽以为金人一向言而失信、反复无常，此次北去，凶多吉少，因而力阻赵构北行。赵构也怕自己有去无回，因而留在磁州，然后又退至相州（今河南安阳）。当时都城已是处于危在旦夕之中，钦宗命使臣持蜡诏至相州，封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为元帅，汪伯颜与宗泽为副元帅。赵构带兵从相州来到东平（今山东东平），并召当时任高阳关路安抚使的黄潜善带援兵来东平。次年三月，黄潜善派遣小吏去京城汴梁探听虚实，得知张邦昌僭位代主，立即报到帅府，说于康王。康王承制封黄潜善为副元帅，这样黄潜善就成了赵构建南宋的开国之臣。果然，赵构即位后，黄潜善步步高升，自徽猷阁直学士、副元帅升为中大夫、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既而再擢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不久又升为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中书侍郎，成为右丞相。黄潜善还颇念手足之情，任相不过五日，一就明目张胆地提拔他哥哥做了户部尚书。官阶频递，职位日升，黄潜善仍然很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次拍高宗马屁的机会，并且技术也日渐娴熟。于是，高宗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十二月又升他为光禄大夫、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升了官，还要保住官，保住官就要献媚皇帝，铲除异己。当时，强兵压境、大敌当前，朝中分主战、主和两派，黄潜善属于主和派，因而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高宗赵构做康王时，亲临河北，曾亲眼目睹中原百姓在金人的铁蹄践踏下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即位后，一来也曾有三分钟热血欲寻“不世之才”、“协济事功”；二来也恐黄潜善之流人浮于望，因此擢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待郡，也就是右丞相。李纲本是既有深谋远虑又勇冠三军的文武兼济之才，他一心抗敌，志在恢复中原，恰与黄潜善之流的退缩投降主义背道而驰。黄潜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方，拔除异己，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想把李纲逐出朝廷。
李纲拜相之后，曾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过、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提出团结民众，相与坚守，建议皇帝建都关中，以示不忘故都，以维系天下之心，否则“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逐倾不复振矣”，“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偶，不易得也。”主张铲除奸佞，处死张邦昌；严明军纪，赏罚分明，以振土气，以服民心。但这些建议遭到执政黄潜善的极力反对，他利用高宗的惧敌心理，力主建都东南一带，以求苟安。至于张邦昌，他也坚决予以保护，游说得高宗一时没了正经主意，李纲不得已以辞职相胁：“张邦昌奸佞卖国，岂可留在朝内，臣耻于与他同到朝班。陛下如果一定要用张邦昌，就请兔了巨的官职吧！”高宗不得已才贬张邦昌至潭州做节度副使。但经了这一番斗争，高宗心里十分感激黄潜善能处处为自己着想，不象李纲老把自己往“火炕”里推，于是，他授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牵制李纲，使黄潜善排挤李纲的计划顺利地走完第一步。
金兵灭了北宋，侵占了中原大片领土，而失地的百姓却不甘受金人的统治，他们自发地组织队伍，推举豪杰之士做首领，奋起反抗金人的统治，给金人以沉重的打击。李纲清楚地看到这支队伍力量宏大，不可忽视，因此他请求高宗招抚失地的人民，在河北、河东分别设置招抚司和经制司，选择有才能的人任司长官，告慰民众皇帝志在恢复中原，绝不忍心弃两河人民于不顾，并举荐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
黄潜善闻知慌了手脚。他知道一旦高宗采纳这一建议，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就要受到侵犯，因而驱逐李纲之事已迫在眉睫。张所刚刚领命，他就暗地里让他的党羽一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上奏“招抚司之忧”，还说自从在河北设置招抚司，盗贼更加猖撅了。对于这些无稽的捏造，李纲予以了坚决的还击，他反唇相讥：“张所并未离开京城，张益谦怎么知道他已扰河北？河北沦陷，百姓无所归，聚而为盗，又怎么是设置招抚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