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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只在电影中认识凯歌。凯歌给我的印象是一直在坚持那种刻意要沉滞的节奏，叙述速度被改变后，人物脸上那种刚硬的线条就被强调与放大。《黄土地》中，黄土无际而被凝固，但静态中安塞锣鼓突然惊天动地、踢踏得黄土遮天蔽日。《大阅兵》中，又好似阳光刺目而将肉体的水分全部榨干，于是突出了机械般整齐划一的美。凯歌太要表现那种刚硬与强悍，为表现其雄浑常常将人物置于类似凝固的黄土的压力之下，心灵因此往往拳曲纠结。《黄土地》中憨憨与翠巧歌声的对比、《孩子王》中谢园扮演男主角穿着的空空荡荡的裤子，都在这样的环境关系中构成张力。当然，一部《霸王别姬》也许因为有了张国荣，因其细腻的“柔韧”突破了凯歌已经用顺的结构。相比凯歌刻意追求的广大，其实他的细腻抒情更有力量。遗憾的是，这常常被凯歌自己所不屑。
凯歌骨子里是个浪漫之人，他将烟尘滚滚中的金戈铁马、血腥杀戮，涂、燕子丹、荆轲与秦王的对峙，各色人全强迫在巨大历史压力的穹顶之下。凯歌认为这样的历史中人才酣畅淋漓，这样的酣畅淋漓中才有大浪漫。但又有谁接受得了这样过度自以为是、又过度表情化的宏大叙事呢？《荆轲刺秦王》首演那天，李陀约大家看完电影后聊一聊，许多人不约而同选择了躲避。面对凯歌的期待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好”。
1998年夏天，由李陀牵线，我约凯歌为《华夏记忆》做一个口述史。那天下午我带着王锋做录音整理，好像是在国贸，我们就要了一壶茶，凯歌便开侃，一气整整侃了三小时。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一是说到他们家，他说，“我小时候北京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车。临街有学校书声朗朗，忽然就安静了。有老人坐在中药铺前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攥着俩核桃，转着，觑眼望着天上。天上有什么？鸽哨！你一抬头，它已经飞了过去。我们家那时候住在白塔寺边一条胡同里。四合院的好处是有自己的一方天。这天就框在院里，是你自己的。还有几棵树，这树也跟别人没关系。那时候北京的天干净，抬头没有那么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只有鸟会飞过，没有鸟的天会非常寂寞。”二是说到“文革”时在云南当知青时候砍树，他说，“那树能遮了整个天，倒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像粗重的喘息。倒下来时候，天好像就缺了那么一块，就那么空着。我们烧荒，满地的枯枝败叶，火柴一扔，整个山都被烧着。站在两里地外，操！整个一个大灯笼，里头烧透了，成了透明。第二天一看，一座死山，还有余烟，脚踩下去全是热的。”夸张和随时追求效果，成了他的自然叙述。
那一期《华夏记忆》还发表了一篇凯燕写凯歌的文章，其中有细节说凯歌儿时读书时候“要么看着看着，于万籁俱寂中突然击掌大笑，直笑到满床打滚儿；要么看到半截，眼珠翻向天花板，半晌一动不动”。可见眉飞色舞是渗透进基因的。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两个细节特别打动我。一是陈怀凯在病危中，凯歌还在上海拍戏脱不了身，只能不断通过电话询问，他在电话中让凯燕告诉父亲他在打仗。陈怀凯说，“告诉你哥，我要儿子，不要英雄。”另一是父亲去世第二天，凯歌就赶回摄制组，凯歌说，“爸爸就像大象一样，大象在临死之前总是慢慢走到林子里，独自默默地死去。”
凯歌一生中两次离异，在几位女人之间恩怨缠绵。一位朋友很动情地告诉我，与第一位妻子离异时候，凯歌是一路哭着回家的。我想是他的感情容器里承载了太多东西，凝滞而变成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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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系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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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系缆》是我好友吴方遗作的书名。吴方于1994年起被检查为肝癌，几经治疗，人瘦弱不堪。1995年酷暑，因考虑其子马上要进高三面临高考冲刺而受其影响，决心从容弃世而去。《斜阳系缆》为1992年他记俞平伯一篇文章的标题，我觉这意境真是一种伤感中的壮丽。1995年8月16日约中午前，编完这本最后的文集，他趁妻上街买菜之际以电话告诉冯统一，书名就叫《斜阳系缆》，回家将自己悬于门框之上。那天中午我刚好在《读书》编辑部，那时《读书》编辑部在朝内大街166号，吴方家在东四七条，相距并不远。接到吴方妻电话，我跟着《读书》同人骑自行车赶去，记得同去者还有雷颐。时院里停着急救车，吴方脸色极为苍白。我参与帮助人工呼吸，手按压在瘦骨嶙峋的胸膛上，其实一切只是徒劳。其妻凄厉地喊着一定不要停手，屋外暴雨如注。事隔已八年，当时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认识吴方在1989年，《东方纪事》创办，陈平原兄帮助主持《读书俱乐部》，提出在一本优秀杂志中应该倡导优秀的书评，参与者有黄子平、葛兆光、王得后与吴方。吴方读的都是梁漱溟、王国维、周作人、徐志摩等的回忆录与传记。之前他写过一些文学评论，但对即时的小说的兴趣远不如对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心态、形态的兴趣。1989年7月，大家不能做事，闲得无聊，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安波舜组织到大连度假，同行者除吴方、何志云还有天津作家赵玫、《读书》的吴彬等。那时候安波舜编辑的“布老虎丛书”好像正在筹划。那个夏天我们难得将自己松散地暴晒在沙滩之上，晚上微月一钩，繁星如近在咫尺，涛声逼人。我们沿海滩散步，吴方与我聊对新潮文学的看法，他对用西化语言使叙述变得晦涩的小说不喜欢，而我当时在《读书》的“最新小说一瞥”中则经常推荐这样的小说。然后他又说王国维在颐和园的自沉，他惊诧的是1927年6月2日那天，王国维为什么是借钱要了一辆车到的颐和园，而且选择的是扎进污泥窒息的痛苦方式，而非在“一湾净水”中走入自由之境。吴方说起王国维遗嘱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讨论这“辱”字究竟因溥仪被逐、国民军北伐还是因罗振玉。吴方的说法，王在死前是烧掉了罗的所有信件。我感觉当时吴方对王国维有一种情结，他说王国维现在回头再看的重要性，第一是从早期对西方哲学兴趣转向了晚期对考古发现等小器物的专注，以“大而见小”。他称道于这种文化保守，认为王国维的“收敛沉潜”与“自律”构成了他清高的人格。那时我对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体味，但我能感觉到吴方对“人格”的珍视。
因为那一周，我们成为很近的朋友，我去他家，他也到我家。他家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惟一好处门口就是一棵好大槐树，夏日树阴如盖。吴方是读书人中少有读书而不藏书的，书柜无多闲书，家中之拥窄在记忆中好像都无一张清静书桌可以安置。他在文化部《文艺研究》做编辑，读书找图书馆。家里少有几本他喜欢的书，其中一本是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他说他喜欢“缘缘堂”这个名称。
1990年1月，吴方在《读书》上以弘一大师开头，不定期地写一批他所触摸到的文人的随想，其中追寻古文洗练而有意境的表述。第一篇写弘一的《夕阳山外山》取龚自珍诗“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憾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为意境，我们还觉得过多追寻用词，行文有夹生处。此后越写越好。他写成的文人随想，我最喜欢的是俞平伯与朱自清。他写俞平伯之“倦说”、“超脱”，写朱自清之“节制淡泊”，写的都是他自己的人格理想。在俞与朱之间，吴方喜欢的是朱的文字，他说朱的散文是在温暖惆怅中有悲凉寥落，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他总结其美学召唤力在“永远为非强迫的反应留有余地”。而且他把境界上升为“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引《论语》“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俞与朱曾同写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俞的文字，感觉那是一种色调喷溅的繁华，周作人赞其“旧中有新”，这新旧之间构成一种底蕴丰厚的繁复。朱则过多一种沉郁流水的沉吟，好比一种浓得太重的绿，在沉吟之中层次也不再斑驳。
朋友们对吴方的评介是“宽厚温润”与“清贫自守”，在我记忆中，他夏天永远是一件白圆领衫与一条牛仔短裤，冬天则是一件灰黄色羽绒服。无论什么场合，无论面对什么人，他脸上从来都是一种浅浅而宽厚谦恭的笑。吴方说他崇尚一种“安定”的生活，“安定”而非“安逸”也非“沉寂”，在多慷慨之气弥漫之中甘居自己喜好之一角，瘦尽灯光读自己喜好之书，不受别人钳制写自己喜好之文。在上世纪90年代吴方是少有不为钱所累，中午一碗炸酱面足矣，只顾埋头读无用书、写无用文章的人。他“讷讷向人锋敛芒，小无町畦大知方”，其“厚容”的质地，想在日后越来越快餐、实用的时代会越来越成为我怀恋的所在。
吴方出过几本并不出名的书，读者寥寥。吴方的文字思想亦无太多出类拔萃或哗众取宠之处，其一切早已无声无息——收敛沉潜的前提往往过早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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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与凡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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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是我所认识的作家中少有对文字的色彩表达孜孜以求者。他早期发表于1981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就叫《绿夜》，用文字刻意堆砌一种凝重得使天地间无法分割的绿色，以它浸洇人物的恩怨情感。1985年他专门发表一篇文章叫《美文的沙漠》，认为作为母语的美文不可翻译，好的小说一定应该是美文。此文在当时曾引起广泛关注，至于何谓美文，张承志是看不起明清小品那种美丽的轻薄的，他期望的是一种色彩中饱含躁动喷薄着的张力。应该是这一年，他与凡高相遇。这是他作为学者身份到日本参与东北亚历史研究回国之后。这一年他先写了短篇小说《残月》，叙述一个虔诚老教徒在一次晚祷中的思绪流动，在老人眼中，夜寺在崇高的黑色围困之中有明亮成鲜黄色的灯光泻出，灯光喷涌下满寺变成金黄。这篇小说发稿后我去找他约稿，他说小说结构就来自一个夜寺的意象，这夜寺蹲在黑黝黝的山影之中，顶着一弯青铜月牙。他给我看这样一幅挂在墙上的他自己并不成熟的油画。我想到的是凡高的《夜间咖啡馆》：蓝色天幕上星星犹如银色花朵，咖啡馆整个就是要流出来的鲜黄色。而在给他弟弟提奥的信上，凡高曾这样描述一个场景：“榆树梢在夜晚的天空上显出一排黑影，在这些屋顶上，只有一颗孤独的星。”那时候张承志就迷醉在这样的画面意象中，他给我的小说是《九座宫殿》，描写一个西北汉子与一个考古队员同时进沙漠去寻找传说中的宫殿。那画面近处是龟裂的土地，远处是波浪般起伏的白色沙丘，白色沙丘的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