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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穗：文明是一种生存方式。
王建：古代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在中国是农业文明，罗马民族也是农业文明，所有农业文明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包括饮食习惯，比如中国人和意大利都喜欢吃面条，喜欢吃饼等面食。农耕文明高出游牧文明，对付游牧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筑城墙把他拦在外面。
比如中国就是修长城，从战国一直到明都在修。而在罗马帝国时代，当时凯撒派了他手下的一员大将，叫米利其安，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中间的地方，带了几万士兵，筑了土城墙，跟咱们元大都的土城一样，高3米，把哥特人挡在北方，这是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最有效的防御方式。
乔良：对历史，我一直有一种不能说有多少论据的猜想，就是在古代，开化民族总是终结于野蛮民族或者说后起民族的颠覆。中国有夏商周的更迭，元明清的交替，西方有亚历山大对古波斯的征服。古罗马的崛起与古埃及的衰落，以及哥特人对罗马帝国的颠覆，无不如此。而每一个后起民族，一旦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并充分吸纳了被它征服的文明或被这一文明同化之后，一般都会在短暂的强大之后走向腐败，走向衰落。其中一个不为人窥破的秘密是：开化民族通常都是在它开始骄奢淫逸、腐败堕落时，才会被后起民族所击败、所取代，而后起民族在取代之时，往往把前者的腐败方式也如同遗传密码般一并继承下来，最终成为它走向衰败、从而导致它被更新的蛮族所颠覆取代的潜在原因，这差不多成了古代国家（不分中外）的一条规律。但有意思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使英国成为当时最开化的国家之后，这一规律似乎反了过来，变成了文明开化国家对落后野蛮国家的征服和颠覆。落后就要挨打，成了一条新规律。现在，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我们正在亲历它用自身的文明和强大去颠覆其他国家的过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似乎在暗合一个哲学的命题：二律背反。
李晓宁：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农耕民族一般不大规模地拓殖，安土重迁，因为资源稳定。而游牧民族一定要拓殖，因为资源不够。进入工业化以后，也是因为资源不够，欧洲才向外大肆扩张。英国本土有多少煤矿？能产多少羊毛？工业化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你就得往外发展。我们的人口主要在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流域居住。这里的农业资源是全世界最好的。现在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农村城市化的问题。我们也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了。真正大规模工业化是改革开放的20年。现在步子越来越大，资源和市场就显得很不够了。怎么办呢？我看经济结盟是一条出路。我们以前一直没有与其他国家有过大规模经济结盟的历史。历史上不管郑和还是张骞都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走出去的。张骞为了防止匈奴袭击而出西域寻找大月氏，最后也没找到。郑和下南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以防其复辟。当然经济结盟与政治结盟是相关的。
乔良：拿破仑说过一句话，假如你的剑不够长，就往前跨一步，结盟要干的就这个事。
李晓宁：中国终于加入这个变化的国际关系中去了。原来我们封闭自己，认为我们的资源足够了。形成了我们不必往外走，外面的人也别进来的状态。现在被工业化给打破了。
王湘穗：如果把文明看做生存方式，那么不论是欧美矛盾，或者是欧美与东亚哪一极的矛盾，都不是文明冲突，因为大家都是在追求货币霸权，是同一种生存方式，都是按虚拟经济这套游戏规则来生存和竞争，我们在文明上没冲突了，再怎么闹也是你文明内部的事。也可以说这就是包容更广泛的全球化文明。文明开始同质化，文明再要前进就是边缘对于中心的颠覆，东亚现在处在边缘上，东亚进入核心圈后，还有其他的边缘性力量会颠覆文明中心的基本规则。
乔良：也许和长时间从事文学写作有关，我意识到一部文明史就是蛮族颠覆开化民族，从而形成新的文明的历史，是从阅读文学史时开始的，文学史的每一个进步，几乎都是民间文学包括口头传承俚词俗曲对正统文学的改造和颠覆，然后丰富整个文学，形成新的文学史，文明似乎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王建：从欧亚大陆的历史看，惟一统一过它的就是成吉思汗，在他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打通过欧亚大陆，但成吉思汗维持欧亚统一的时间非常短。在古代社会，文明程度高的农业民族却屡遭文明程度低的游牧民族侵略，这是什么原因？我看就是军事原因，骑马的民族和只会守家在地种田的农耕民族比，它的战斗力更强，更容易形成军事组织，战争的成本也最低，因为他是平战结合的，而农耕民族就得建常备军，没事的时候也得养着，所以在古代社会，农业文明反而不可能形成更强的军事实力，经常被游牧民族战胜。但是资本主义创造出工业文明，船坚炮利，就没有对手了，它就征服别的国家。
李晓宁：资本出现以后，资本可以进行调用和配置，现在虚拟经济按一下键子，经网络都过去了，这样资本主义得以实现，没有新航路的开通，没有资本运作，复试记账法的出现，没有货币统一，没有科学技术的普及。资本主义不存在，都是几个必要因素。
王湘穗：蒙古的骑兵厉害，汉族也想学，但汉族的马是什么马？是耕地拉车的马，你的骑兵与生产联系不起来，不像蒙古骑兵是由生存状态直接转成军事力量，所以就没有人家那么〖FJF〗ND452〖FJ〗悍；现在的美国，也把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打通了，信息通讯、GPS导航，还包括把企业的采购和管理方式也引入军队，它的军事能力与社会生产模式是连在一起，有种内在的力量。
王建：军事先进，经济上软也能够打胜仗。
乔良：后起民族也是新兴民族，年轻，有活力，不像先化民族那样自负，不思进取，有包袱，更重要的是先化民族化到一定程度就腐败，直到腐败到不能打仗，不愿打仗，不敢打仗。蛮族身强力壮，为了生存它需要扩张，所以进取心也强。现在的美国虽然在文明进化的谱系上已居于高端，但它仍算是一个年轻国家，所以仍具备后起国家的特点。
王建：历史上游牧民族杀人不当回事，跟宰大牲口一样。
王湘穗：现代西方文明是技术文明，它能够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消解蛮族的血性，但是现在蛮族也在学习技术，像本·拉登不仅有宗教狂热，也学习了现代科学技术，所以又让西方头疼了。
李晓宁：早在1914年以前，乌兹别克的一位民族主义领袖就对他的民众说过：“科学是一个政府欣欣向荣的原因。科学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起因。科学是那种非常强有力的手段；科学的存在使野蛮的美洲人上升到他们现在所居的很高的地位、拥有力量，科学的缺乏使波斯人沦于他们现在所处的低下地位、蒙受耻辱。科学是使英国人成为印度、埃及、俾路支和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主人的手段，也是使俄国人当上鞑靼人、吉尔吉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穆斯林的统治者的手段。最后，正是由于科学，土耳其辽阔的领土给移交到外国人手中，法国的三色旗在非斯的伊斯兰教徒头上招展……”“如果你们学习当代科学，你们将能够制造电报机，铺设铁路，在20天内把几十万名士兵从地球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将能够领会《古兰经》的秘密含义，为捍卫伊斯兰教制造步枪和大炮，把祖国从外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将能够使我们民族摆脱异教徒的枷锁，使伊斯兰教恢复其早先的崇高地位。”这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的一段话。这是落后文明国家的人对西方工业文明国家之所以强盛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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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宗教冲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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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穗：应该自觉打破军事力量和民用技术之间界限，你不打破，就始终处在弱势。
李晓宁：蒙古人占领了欧亚大陆很大一块地方。那么我们会想，蒙古人靠什么战无不胜的呢？有人说是蒙古骑兵的作用。其实，俄罗斯很早就有了骑兵，马就是从南俄草原最先驯化出来的。俄罗斯骑兵非常厉害，欧洲的骑兵也非常多，所以骑兵不是蒙古人克敌制胜的关键法宝。蒙古人只有一样东西是当时别人都没有的。这就是炸药。野战容易，攻城最难。蒙古人有了炸药，轰开城门，炸倒城墙，无坚不摧。再加上悍的骑兵，所向披靡，谁都挡不住。蒙古人教会了欧洲人使用火药，也就是因为火药进入了欧洲，随之也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近代西方的殖民史就是使用火药的历史。火药在西方历史中影响很大，以至于西方影响最大的学术奖项是用一个研究炸药的人命名的，这个人就是诺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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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虚拟经济文明对实物经济文明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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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文明冲突，就是把虚拟经济看做是一种新的经济文明。
因此，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颠覆旧的文明的工具。
以往的文明都是实物经济文明，不论是农耕、游牧、渔猎、商业、贸易、工业甚至海盗经济，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实物经济，而现在的美国文明可以说是最早期的虚拟经济文明，这种文明与实物经济文明在根上就不同，如果讲文明冲突，讲实物经济文明和虚拟经济文明这两种文明的冲突才更有前瞻性。
乔良：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文明冲突，就是把虚拟经济看做是一种新的经济文明。因此，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颠覆旧的文明的工具。
王建：它肯定是新的经济文明，包括会计制度和理念。
乔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文明冲突，我觉得也是说得通。
王建：乔良的“新文明冲突论”很有意思。在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战争理论和外交理论都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是围绕虚拟经济的需要产生和发展的，这的确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走在虚拟经济前列的国家，一定会力图以自身的虚拟经济利益需要，去建立一种世界的新秩序，比如美国要维护自己的货币霸权，就必须打击和消灭所有对美国货币霸权产生的威胁，还有就是保证东亚地区的净储蓄稳定地流向美国，等等。这样的世界秩序安排，必然会与其他仍然以物质文明为主的国家或利益集团产生冲突，比如欧盟搞欧元并不是对着美国去的，但是美国还是要搞它。
王湘穗：原来的制度设计，使实物经济的模式更加健全。
李晓宁：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问题。不断地增长下去，就会不断地制造出很多多余的需求，而这种多余的需求将会畸形化，现在的虚拟经济就是这种状态。
乔良：罗马俱乐部20世纪70年代提出“增长的极限”理论时，在全世界争议非常大。这个理论是不是对西方的经济产生了某种误导，使他们以为实物经济已到了极限，从而转向对虚拟经济的设计甚至是崇拜。
王建：虚拟经济产生的原因，简单地说有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