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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君主制末期，法兰西教会呈现出在某些点上类似今天英国国教的景象。
路易十四摧毁了所有巨大的个体组织，解散或压低了所有团体，只给教士留下一种独立生活的外表。教士保留了举行年会的制度，在会上，自行制订税则；教士占有王国巨大的不动产，并千方百计渗透到政府机关中去。尽管教会依旧服从天主教的主要信条，但对罗马教廷则持坚决而且近乎敌对的态度。
路易十四所遵循的无非是在他治下全部行为中所表现的同一专制倾向，他使法国教士脱离他们的精神导师，同时让他们保留财富和势力。他觉得他将永远充当教士的主宰，由他亲自选定教会首脑，并认为教士的强大对自己有利，因为教士强大，才能够帮助他统治人民的精神，并和他一起抗拒教皇的侵犯。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教会既是一个宗教机构，又是一个政治机构。在这位君主逝世至法国大革命这段时期，信仰逐渐削弱，教士和人民逐渐彼此疏远。这个变化源于种种原因，在此不一一列举。18世纪末，法国教士仍拥有财产；他们仍介入所有国家事务；但是全体居民的思想正从各个方面摆脱教士，教会作为政治机构的作用，已远远超过宗教机构作用。
要想使当今的英国人明白法国贵族当时状况，并非易事。
英国人的语言中没有一个词语可将noblesse（贵族阶级）这一法国旧概念精确表达出来。nobility（贵族）一词比noblesse含义略多，而gentry（绅士）一词则不足。aristocratie（贵族）也不是一个不加注释就能使用的词。aristocratie一词的通俗含义一般是指各上层阶级的整体。法国贵族阶级是一个贵族团体；但是如果说仅仅它便构成了国家的aristocratie（贵族），那就错了；因为在它左右还有同它一样有教养，同样富裕，而且几乎同样有影响的一些阶级。因而当时法国贵族之于今天的英国贵族，乃是种对于属的关系；它形成一个caste（种姓），而非一个aristocratie（贵族）。在这点上，它和大陆上所有贵族阶级相似。这并非说在法国人们不能通过捐官或国王恩准而被封为贵族；但敕封贵族虽然使一个人脱离了第三等级的地位，却不能真正将他引入noblesse（贵族阶级）的地位。新封的gentilhomme（贵族）可以说正停留在两个等级的界线上；比一个等级略高，比另一个等级略低。他从远处望见那唯有他的子孙才能进入的福地。事实上，出身才是贵族阶级吸取成员的唯一源泉；人们生而为贵族，却不能变为贵族。
散布在王国地域上的近2个家族构成这个巨大的团体，这些家族自称在他们之间拥有某种理论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出身的共同特权之上的。亨利四世说过：“我只不过是我的王国的第一贵族。”这句话绘出了18世纪末法国贵族中仍盛行的精神。不过，在贵族之间仍存在种种巨大差异；有一些人还拥有大宗地产，另一些人在父亲的庄园周围几乎找不到维生之计。一些人在宫廷度过他们一生中绝大部分光阴；另一些人则在外省的深处，自豪地保持着世代相传的隐身匿迹生活。对一些人，习俗打开了国家的显职高位的道路，而对于另一些人，当他们达到了不高的军阶以后，便心满意足，安静地回到他们的家中，再也不出来。
若要忠实地描绘贵族等级，就不得不采用繁多的分类方法；必须区分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宫廷贵族与外省贵族，旧贵族与新贵族。在这个小小社会中，可以找到同全社会（小社会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几乎同样多的差异和阶级。不过，人们在这巨大团体内仍可看到有某种一致精神。它使整个团体都遵守某些固定的规则，按照某些一成不变的惯例治理，并维持某些全体成员共有的思想。
和中世纪所有其他贵族阶级一样，法国贵族从征服中诞生，昔日享受过和它们同样多而且可能比它们还多的巨大的特权。法国贵族内部包含了几乎全部知识和全部社会财富：
它拥有土地并统治居民。
但是，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国王依然从贵族中遴选政府主要官员，但是他这样作是本能地遵守旧惯例，并非承认一种既得权利。很久以来就不再存在那种能使君主为之震慑、能向君主要回一部分治理权的贵族了。
贵族对人民的影响则更小。在国王与贵族团体之间存在天然的姻亲关系，因此，他们本能地，甚至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彼此接近。但是贵族与人民的联合却非自然而然之事，只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不懈的努力才能使之生效并维持下去。
真正说来，贵族要想保持对人民的影响，唯有两种方法：
统治人民，或与人民联合起来，以便节制那些统治人民者，换言之，贵族必须继续当人民的主人，或变成人民的首领。
法国贵族远非其他阶级的首领，无法和其他阶级一起反抗王权的专横，相反，正是王权过去与人民联合，展开反对贵族专制的斗争，随后，正是王权与贵族阶级联合，迫使人民服从。
另一方面，贵族很久以来就不再参与政府的具体事务，经常是由贵族领导国家的一般事务：他们指挥军队，担任大臣，充斥宫廷；但是他们并未参与真正的行政管理，即参与同人民直接发生联系的事务。法兰西贵族在自己的城堡里闭门不出，不为君主所知，与四周的居民格格不入，社会每天都在运动，而法兰西贵族纹丝不动。在他周围，是国王的官吏，他们进行审判，制订捐税，维持秩序，为居民谋福利，并领导居民。贵族对黯淡闲散的生活感到厌倦，他们仍然有大宗财产，遂来到巴黎，在宫廷生活，这里乃是显示他们伟大之处的唯一舞台。小贵族迫不得已定居外省，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他们一无所为，令人厌烦。这样，在贵族中，一些人虽无权力，但凭籍财富，本来能够取得对人民的某种影响，却甘愿远离人民；另一些人被迫与人民为邻，在人民眼里，他们却暴露出贵族制度——他们仿佛是唯一代表——的无用和累赘。
法国贵族将公共行政管理的细务交给别人，一心追求国家的显要官职，这就表明，法国贵族热衷于权力的表象甚于权力本身。中央政府是天高皇帝远。对外政策、一般法律对于每个公民的处境和福利的影响，只是间接的，常常是看不到的。地方政府却与他们天天见面，不断地在那些最敏感的地方触及他们；它影响所有细小利益，而这些正是人们对生活的深切关心的组成部分；它是人们敬畏的主要对象；它把人们的主要期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它通过无数无形的锁链将他们缚住，在不知不觉中带领他们。正是在治理村庄中，贵族奠定了后来用以领导整个国家的权力基础。
对于那些尚存的贵族来说，可庆幸的是，力图摧毁贵族的那股势力，并不比贵族本身更了解贵族权力的这一奥秘。对我来说，假如我想在我这里摧毁强大的贵族，我绝不费力去清除国王身边的贵族代表；我绝不急于进攻贵族最显赫的特权；绝不首先对贵族的立法大权提出异议；而是使贵族远离穷人的住宅，防止贵族对公民的日常利益发挥影响，宁可容许贵族参与制定国家的普遍法规，也不让贵族控制一座城市的警察；宁可把社会重大事务交给贵族处理；我让贵族保持飞黄腾达的外表，却从贵族手中夺走人民的心——权力的真正源泉。
然而法国贵族还保持一定数量的专有权利，使他们高高在上，有别于其他公民；但是人们很容易发现，在他们先辈的特权中，法国贵族只保留了那些使贵族令人憎恨的特权，并未保留那些使贵族受人爱戴或敬畏的特权。
贵族享有向军队输送军官的专有权利。无疑，贵族要是保持某种个人能力或强有力的团体精神，输送军官本是一种重要特权。
但是法国贵族既不具备前者，也不具备后者，他们在军队里和在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国王手中的被动工具。他们只想从国王那里得到晋升和恩宠，在战场上，像在宫廷里一样，取悦国王。我所讲的那种权利，对贵族家族有利，而对作为政治团体的贵族阶级则毫无用处。在一个基本上崇尚武功、军事荣誉历来被视为最高俸禄的国家，这一特权激起了对享有特权者猛烈的仇恨和无法平息的嫉妒。它没有使士兵听命于贵族，却使士兵成为贵族的天敌。
出身贵族的人免缴一部分捐税。而且，他们对领地居民每年还征收大量名目繁多的杂税。这些权利并没使贵族的财富增长多少，却使他们成为仇恨与嫉妒的众矢之的。
对享有特权者来说，最危险的特权是金钱特权。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特权的范围有多大，等看清楚时，便十分不快。金钱特权所产生的金额有多少，它所产生的仇恨就有多少。追求荣誉、渴望领导国家的人，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想发财致富的人却少而又少。许多人对谁在统治他们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其私人财产的变化漠不关心的，却寥寥无几。
因此，金钱特权比起权力特权来，所给无几，却危害更大。法国贵族宁取金钱特权而舍弃其他，结果从不平等中保留下的是些有害无益的东西。他们折磨人民，使人民贫困，而没有统治人民。他们在人民中出现，好似受君主宠幸的外国人，而非领路人和首领；他既无可赐与，便无法靠期望来维系众心；他们只能取得事先确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一成不变的数额，因而只招人憎恶，而毫不使人畏惧。
除了带来收益的权利外，法国贵族还保持有大量纯荣誉性的标志；这就是爵位、公共场所中某些确定座位、穿戴某种服装、佩带某些武器。这些特权有一部分昔日曾为贵族势力的天然附属物；另一部分则是在这种势力衰弱后作为其损失的补偿产生的；这两部分特权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当权力的实在内容已被抛弃，还想保住权力的外表便是玩弄危险的把戏；生气蓬勃的外表有时能支持衰弱的躯体，但最常见的是，躯体最终被压垮。表面强大的人，只足以引人憎恨，却不足以抵抗仇恨的侵犯。正在崛起的力量和正在衰落的力量都必须谢绝荣誉权利，而不要去追求它们。只有基础稳固、力量雄厚的权威，才可以使用荣誉权利。
我对法律和惯例的论述同样适用于舆论。
现代贵族已经抛弃了他们祖先的大部分思想，但是其中有许多极其有害的思想，他们却顽固地坚持着；这些有害思想中为首的，就是禁止从事工商业的偏见。
这种偏见产生于中世纪，当时，占有土地和统治人民是同一件事务。在那些世纪里，不动产财富的概念与有权有势的概念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相反，纯动产财富的概念意味着地位低下和软弱。尽管从那个时代以来，占有土地与进行统治再也不是一回事，其他种类的财富激增，具有崭新的重要性，然而舆论依然如故，产生偏见的那些原因已经没有了，偏见却还存在。
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