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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索隐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并不始于对《红楼梦》的研究，更不是说只有《红楼梦》才能用索隐的方法。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即举了《世说新语》里以“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当“绝妙好辞”的例证，并指出《儒林外史》的庄绍光即指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连竭力反对索隐的胡适也是承认的。《金瓶梅》问世后，猜测书中人物系谁之化身，不绝于编关于《金瓶梅》的影射问题，袁中道的《游居柿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均有记载，可参阅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第81至第8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只不过对《红楼梦》的索隐更集中也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学索隐派。作者在开卷第一回公开宣称，他已经“将真事隐去”了，并描写了“甄士隐”其人，还能怪寻根问底者要去索隐一番吗？何况《红楼梦》中确有很多谜语，不独研究者，一般读者也想来猜一猜。香菱的判词是：“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甲戌本的批语在第三句后面注明“拆字法”三字。凤姐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其中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句，脂批也注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释？研究者意见纷纭，迄无定论。“人木”自然是一个“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个“冷”字，但“一从”呢？还有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头一句是个时间概念，绝不是随便凑数的，但作者说的是哪一个“二十年”？尤其“虎兔相逢”句，似有干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个年份呢？实难索解。而元春的命运又与朝廷有关，自属重要，人们都想猜出这个谜。
更可诧异者，是迎春的判词，劈头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写法上与其他人的判词迥异，不是直接写迎春，而是骂孙绍祖，未免骂得蹊跷，而且在文字风格上也过于剑拔弩张，显得不够蕴藉。赵同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迎春和孙绍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气才那么大。当然他说得不一定对，但如此写法，总有特定的原因罢。更不要说书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谐音取名，如贾化（谐假话）、娇杏（谐侥幸）、单聘仁（谐善骗人）、卜固修（谐不顾羞）、詹光 （谐沾光）；地名则有十里街（谐势利街）、仁清巷（谐人情巷）、湖州（谐胡诌）等等，例子不胜枚举。总之，《红楼梦》中确有隐语、隐事、隐物、隐义，甚至包含着一些谜语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写出了“谁解其中味”这样的寓意深长的话，他是怕读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运用索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与对象的特征是相吻合的，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
问题是如何进行索隐。红学索隐派的致命弱点是求之过深，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不影射，把索隐无限扩大化，结果弄得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还有的无异于重新设计了一部《红楼梦》，让书中人物充当自己意念的图解，这样一来，影射的人和事固然找到了，可惜与作者的创作构思了不相关。索隐派中，从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到景梅九、寿鹏飞，再到潘重规、杜世杰、李知其、赵同，基本上逃不出这两种情况。他们忘记了《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谜语大全，更不是作者政治意念的图解，如果那样，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求之过深的结果，反倒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看浅了；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具体寻求影射，实际上肢解了《红楼梦》的艺术整体性。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包括邓狂言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不管概念本身有多少不确切的地方，就其对《红楼梦》丰富的思想内容的发掘来说，总是一种扩展和深入。这在盛赞《红楼梦》为言情小说的风气之下，也不失为有勇气的表现呢。可惜索隐派在方法论上犯了错误，把由于读书心得间捕捉到的点，扩大成为面，把局部当作整体，把索隐变成猜谜，把偶尔的会心独得敷衍成宏论巨著，使索隐漫无边际，丧失了必要的规定性。我们从索隐派红学论著中，突出看到的是索隐者的想象，他们凭借立论的最初的某些会心的发现反而被冲淡了，或者即使言之成理，也不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长期以来，红学索隐著作在读者中难得有更大的市场，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由一点就可以看到索隐失去规定性、走向扩大化和琐细化的不良后果，即书中的同一个人物，不同的索隐者可以指认出不同的或者相反的影射对象。如宝钗，蔡元培说影射高江村，王梦阮说影射陈圆圆，邓狂言说影射王鸿绪，寿鹏飞说影射雍正，杜世杰说影射洪承畴，赵同说影射康熙第三子允祉；林黛玉，蔡元培认为影射朱竹垞，王梦阮认为指董小宛，邓狂言认为指方苞，寿鹏飞认为指太子胤礽，赵同认为是曹。几乎所有人物，在不同的索隐者眼里，都有不同的影射对象。仅就这一点而言，索隐的可靠性便大可怀疑了。因为依照各家的索隐逻辑，如果愿意，完全可以找到更多的索隐对象。结果是，适合一切的判断，判断本身就不能成立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倒是早期索隐的始于猜测、止于猜测，不做过多论证，只是作为读《红楼梦》之一得，聊供解颐谈助，纵使不对，也不至于深陷泥淖，不可自拔，于己于人并无害处。索隐而成为派，反而害了索隐。如同钱静方所说：“《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26页。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对《红楼梦》研究而成为红学，是有贡献的，就像没有考证派，红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红火一样。但索隐派离开清末民初民主革命的大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红楼梦》这个伟大的文学之谜，人们将继续猜下去，今后还会有索隐文章和索隐著作出现；索隐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将不时地为人们所运用；但索隐派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已经终结了。
评点派与小说批评
小说批评派红学缘自何时？这要看对红学的小说批评如何解。如果认为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对《红楼梦》所作的批语就是小说批评，那么小说批评派红学在《红楼梦》创作过程中即已产生。许多研究者持的都是此一看法。原因是把小说评点和小说批评简单地混为一谈了。我觉得这两者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有必要在概念上略加界说。
小说评点发端于明代中期，李卓吾、叶昼是最初的代表人物；到明末清初，由金圣叹集其大成，随后又有毛宗岗、张竹坡，评家迭出，使《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作品因评点而影响更著。脂砚斋，畸笏叟批《红楼梦》，承继的就是李卓吾、金圣叹评《水浒》的传统，所不同的是，李、金在已经流传的著作上加批，脂砚斋当作者写作之时，便一面整理、抄写，一面加以评点，批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创作。
脂批的价值自不可低估。有关《红楼梦》创作的许多情形，特别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生活依据，脂批里多有线索可寻。解开脂砚斋之谜，对解开《红楼梦》之谜大有帮助。在艺术理解上，脂批亦不乏独到见解。如第十九回评贾宝玉的一段话：“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其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文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着。”这段经常被研究者称引的批语，见于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第十九回，实际上概括出了文学典型的一些特征：似曾相识，却没有见过；虽未见过，仍感到栩栩如生；既可解，又不可解。这就是艺术典型——熟识的陌生人。
脂砚斋的感受包含着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基本规律在内，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脂批中像这样进入理性层次的阐发并不是很多，最常见的还是随感而发的感受性批评，其中一部分针对作品的人物、情节、语言，为行文章法和人物描写称奇道妙，一部分则是触景生情，借题发挥，抒写批者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感喟。后者如第一回癞头和尚指着甄士隐口赋一诗：“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脂砚斋在诗的首句旁批道：“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同回写甄士隐遭火灾后投奔岳家，封肃“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脂批于此处写道：“所以大概之人情如是，风俗如是也。”这类批语在今存各早期抄本中，保留不少，平心而论，是不能算作正式的小说批评的。更不要说，还有不少纯属调侃性质的批语，如称赞晴雯“好腰”、“好肩”；宝钗拧了黛玉一把，脂批说“我也欲拧”；凤姐讲笑话，脂批说“余也要细听”等等。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观点看，脂砚斋、畸笏叟几位批家远逊于金圣叹的批《水浒》，在小说评点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