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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所在了。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73页。
作者在文章中虽然没有使用唯物史观的字样，也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但基本上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的，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阐述有一定理论深度，主要论点和理论思路被许多研究者所接受，五十年代及后来一些从同一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包括影响很大的文章，在观点上并没有比这篇文章增加更多的新东西。所谓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说法，这篇文章也提出来了，指出“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同时又以官僚身份经营商业”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63页。等等，这类一个时期成为红学文章的套语，原来也来源有自，不是后来论者的发明。由此可见这篇文章在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两本书，我指的是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和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前者初版于1945年，共五章：第一章是导言，申明对以往各种考证的态度及辨析《红楼梦》前后的异同；第二章论述曹雪芹的时代个性及其人生观；第三章分析宝玉、黛玉、宝钗、凤姐、贾雨村、薛蟠六个人物形象；第四章从家庭、教育、政治与法律、婚姻、社会、宗教、经济等方面，剖析《红楼梦》的世界；第五章探讨《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大部分章节在成书前都曾发表过第五章《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发表于1934年11月26日和12月3日的《国闻周报》；第三、四章《红楼梦》的世界和重要要人物分析，分别载于1935年《北平晨报》的“北晨学园”第774至第777期及第814至第816期；第二章以《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哲学》为题，发表于1938年出版的上海《光明》杂志第3卷第3号。，成书时文字和篇章结构有所调整。
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看，第五章最值得注意，因为这一章充分评估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作者写道：“文学是艺术，无论用什么主义或眼光来研究文学，末了，必得探讨它的艺术价值，由这种艺术价值，决定它在文学中的地位。”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84页，1945年正中书局印行。是的，这一点对小说批评更为重要。李辰冬谈了四个方面，即人物描写、艺术结构、作品风格和情感表现，与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的文学巨匠比较着谈，处处紧扣作品本身，颇具说服力。他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既赋予人物以独特的个性，又不把人物简单化：
写李妈妈的可厌，赵姨娘的无识，夏金桂的凶泼，晴雯的尖刻，贾政的道学，贾环的下贱，贾赦的尴尬，薛蟠的任性，迎春的懦弱，妙玉的孤高，袭人的佞巧，并非让读者卑视这些人，以这些人为戒；他所以写湘云的天真，贾母的慈爱，宝钗的贞静，黛玉的多情，熙凤的才干，探春的敏慧，李纨的贤淑，贾兰的好学，也并非让读者赞扬这些人，以这些人为模范。他只是平心静气，以客观的态度，给每个人物一种性格，仅此而已。平心静气，客观态度，唯善于移情的人，才能如此，且因为他善于移情缘故，最易捉住人物的灵魂，所以《红楼梦》里许多几段或几句话，就创造了一位不朽的人物。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91页至第92页。
大观园中每个人物的室内陈设与主人性格的关系，为后来许多红学文章所津津乐道，李辰冬对此早有极细致的分析，也是举的探春、宝钗、黛玉三人住室的例子参见《红楼梦研究》第90至第91页。。他还将外貌与心理相联系，证明曹雪芹不仅是一位心理学家，而且是一位生理和相术家。其论《红楼梦》的风格则说：“将中国一切语体文的小说与《红楼梦》比较之下，就知道它的文字，更较成功。其成功之由，因作者确实的向自然语言下功夫，且因善于移情关系，能体会每个人物应有的言谈与语调，所以贾母有贾母的话，熙凤有熙凤的话，黛玉有黛玉的话，宝钗有宝钗的话，刘老老有刘老老的话。总之，因性格与年岁的不同，言谈的腔调也同时而异。”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103至第104页、第106页、第102页。认为《红楼梦》标志着语体文小说创作的成熟，给北京话一种“不灭的光荣”，是中国将来文字的模范。通过分析俗语和成语的运用，得出结论：“曹雪芹不止是一位伟大小说家，并且是中国惟一无二的语体散文家。他的文字从日常语言中来的，然较日常语言还要流畅，还要自然。换言之，就是他把语言美化了，即令是下等的话，一到他的手里，就失了其卑贱性，而成为一种美感。”②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103至第104页、第106页、第102页。同时还正确指出，《红楼梦》的风格是诗的风格②。
《红楼梦》对情感的宣泄和文字的运用，达到高度圆熟，李辰冬比之为玩手球的演员：“球在他的手里，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时而球停于头，时而球立于脚，他的身上没一处不可以停球，高低上下，莫不旋转自如。好像球是为他一个人预备的，因为他真正握住了球的重心。曹雪芹对于中国文字，就有这种本领。他要喜，文字也喜，他要怒，文字也怒，他有多少情感，文字也有多少情感，在我们手里是死的文字，一到他手，就生龙活虎，变化无穷。曹雪芹之伟大，不只由于环境，不只由于移情，而也由于善为运用表现内心的文字。所以一部完善的作品，是内容与形式双具的，缺一，不能谓之真正的杰作。”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111页。他对曹雪芹的文学成就的总的估价是：
中国整个文化的精神，都集于曹家，而曹家的灵魂，又集于曹雪芹一人。 因此，由曹雪芹一人，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个的灵魂。如果要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代表，赛尔望蒂（即塞万提斯——引者注）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那末，曹雪芹就是中国灵魂的具体化。这段文字笔者引用的是单篇发表时的文字，参见《红楼梦研究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49页。
这与我们今天对曹雪芹的评价殊无不同。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辰冬非常重视，认为是衡定《红楼梦》的价值的一篇重要文章，把它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相提并论，反映出作者有意与王国维开创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相承继。
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初版于1948年，署名太愚，1962年和1963年改写了大部分篇章，1983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关于此书，我写有长篇评论拙著：《读红楼梦人物论》，载《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三辑。，现摘抄一段总体评价，供读者参考。
《红楼梦人物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不落考证派红学和索隐派红学的窠臼，摒弃了流行一时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主要从作品本身出发，通过剖解人物形象，来阐发《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清末民初的研究《红楼梦》的诸家中，重视人物形象分析的不在少数，如涂瀛的《红楼梦论赞》，很大篇幅都是论赞的《红楼梦》人物；西园主人的《红楼梦论辨》，也有人物论部分。至于各种题红诗，如焕明的《金陵十二钗咏》、姜祺的《红楼梦诗》、周澍的《红楼新咏》、黄金台的《红楼梦杂咏》、王墀的《红楼梦图咏》和朱瓣香的《读红楼梦诗》等，更主要是品评人物，抒发感慨还在其次。但这些都是片断的论述和偶拾琐记式的看法，远不如王昆仑同志的《红楼梦人物论》系统。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人物论》写作时间相近，设有《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专章，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但也不能和《红楼梦人物论》相比。就对《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的透辟和具有系统性来说，王昆仑同志的《红楼梦人物论》，在解放前出版的红学著作中，堪称首屈一指，1948年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由十九篇文章组成，重点论述的人物有袭人、晴雯、秦可卿、李纨、妙玉、惜春、紫鹃、芳官、探春、平儿、小红、鸳鸯、司棋、尤三姐、王夫人、邢夫人、尤氏、赵姨娘、贾母、刘老老、王熙凤、贾政、贾敬、贾赦、贾珍、贾琏、贾芸、贾环、门子、焦大、茗烟、柳五儿母女、龄官、傻大姐、史湘云、薛宝钗、林黛玉、贾宝玉等三十八人，《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形象都包括在内了。而且由于作者运用了先进的思想作为研究人物的指导，重视《红楼梦》中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两类不同人物的思想分野，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统治者形象，不仅进行分析和评论，也在进行揭露和鞭挞，对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形象则一往情深的加以赞颂，因此使《红楼梦人物论》成为一部具有鲜明思想政治倾向的论著。其中《贾府的老爷少爷们》、《王熙凤论》等篇里的痛快淋漓的剖析，既是在论述《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里的人物，也是指斥横行于当时的反动势力。
《红楼梦人物论》主要是从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和道德的角度，来分析和评述《红楼梦》里的人物，从美学的角度加以评析则显得不够。这是本书的缺点，也是本书的特点。1962年王昆仑同志重新改写《红楼梦人物论》时，对特点有所发扬，对缺点有所是正。
小评批评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红楼梦人物论》的不足之处，不妨碍它成为小说批评派红学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五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批评派红学
红学进入五十年代，开始了自有红学以来最不寻常的经历。不论是胡、蔡论战，还是考证派红学在材料方面惊喜的发现，影响的范围都是在学术界之内。只有五十年代初期环绕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展开的讨论，波及到了整个社会，甚至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就红学的发展来说，这当然是不正常的。但笔者无意重新探究那场讨论的前因后果，更不想对学术以外的现实政治因素细加辨析。只愿指出，如果单纯从学术的层面着眼，当时对俞平伯的研究红学的角度和方法，存在很大的误解。李希凡和蓝翎在批评俞平伯的第一篇文章中，即表示不赞成把考证的方法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分析上，认为：“考证的方法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辨别时代的先后及真伪。俞平伯先生却越出了这个范围，用它代替了文艺批评的原则，其结果，就是在反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一集，第67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显然没有将俞平伯的文学考证和胡适的历史考证区别开来，忽视了俞先生所追求的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合流的特征，这是非常大的误解。
误解的后果是多重的。俞先生本人固然因误解而蒙冤，障蔽了读者对他的红学研究的理解，就研究方法而言，则使考证与小说批评分道扬镳。从作品出发的文学考证，和小说批评原无矛盾，包括分析艺术形象，也可以辅之以考证的方法。现在视两种方法如水火冰炭，以为绝对不能相容共济，必然造成对文学考证和小说批评的两伤。但另一方面，由于对俞平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