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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元年（1796年）初，乾隆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但是，在退居“太上皇”后，乾隆依然坚持“传位不传权”的方针，死死把持着最高权力，嘉庆顶多只是一个“实习皇帝”。
不过，乾隆尽管贪念最高权力，但岁月不饶人，他毕竟老了，记忆力也开始衰退，经常是“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大概是得了“老年健忘症”。平时，他说话含含糊糊，如同“天语”，就连嘉庆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环顾左右，只有和拍芴庵帧疤煊铩保瞳｜也就成了太上皇面前“不可或缺”的“高级翻译”。于是，和踩怀晌匣实摹盎怼保蛘咚担谔匣释纺圆磺逍咽保瞳｜就是太上皇。
所以，在乾隆的眼里，和墒且桓觥按蟠蟮闹页肌薄＜吻於辏�1797年）八月，阿桂病死，乾隆就命和倘问紫蟪迹晌懊逼涫怠钡脑紫唷Ｖ链耍瞳｜终于爬上了自己仕途的巅峰，位极人臣。
可是，和淙痪鳎梢园亚 昂宓猛磐抛保赐橇艘惶豕庞铩耙怀熳右怀肌保谷坏米锪搜巯滤淙幻挥卸嗌偈等ǎ僭缫莆盏酃罡呷Φ募吻斓埏J琰。
原来，在当皇子时，颙琰有好几位老师，其中朱珪对他的影响最大，也最深，他对朱珪也最为敬重。颙琰即位后，朱珪正在遥远的南方担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一听到嘉庆即位的消息，他非常高兴，急忙把自己编撰的诗册送呈嘉庆“御览”。不久，乾隆准备将朱珪召回京师，担任内阁大学士，辅佐儿子嘉庆。嘉庆知道后，非常高兴，急忙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恩师，表示祝贺之意。
不知怎地，这首诗竟然落到了和氖掷铩：瞳｜看后，非常妒忌，担心朱珪一旦受到重用，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就立即跑到太上皇那里“告密”，挑拨离间，说这是嘉庆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虽然把皇位让了出去，但他还想独揽朝纲，尤其不愿意见到儿子向恩师卖好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很不痛快，便咨询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董诰的意见。董诰担心这事会牵连到嘉庆，急忙叩头奏道：“圣主无过言！”乾隆这才冷静了一些，思虑了许久，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就告诉董诰：“汝大臣，善为朕辅导之（指嘉庆帝）！”
不过，乾隆虽然放了嘉庆一马，却把气都撒到了朱珪的身上。那朱珪正在广州翘首期盼来自京师的佳音，不料突然接到一道上谕，给了他“当头一棒”：
“前因大学士缺出，朱珪科分较深，学问素优，人亦端谨，是以降旨令其来京，原欲将伊补授大学士。乃节据魁伦奏到，粤东艇匪驶至闽浙洋面肆劫，是朱珪于署理总督任内不能认真缉捕，咎实难辞。本当治以应得之罪，姑念其操守尚好，前任安徽巡抚办理尚无贻误，兹特加恩，仍令补安徽巡抚。”
朱珪的好梦眼看就要成真，却被和岵逡桓埽烂纹扑榱瞬凰担古谩凹Ψ傻按颉保恿焦阕芏降母呶簧系湎吕础Ｗ魑甲樱飓曈钟惺裁窗旆ǎ恳仓荒芙媚胀探亲永铮】墒牵约吻炖此担庹媸且桓觥扒缣炫ā钡南ⅲ劭醋哦魇Ρ槐幔约喝次弈芪Γ运院瞳｜当然是恨之入骨！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突然殡天！现在，在大清国里，是嘉庆说了算了！第二天和偷姑沽耍桓镏澳梦省＜柑旌螅瞳｜被指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尽。
经查抄，“贪污之王”和牟撇媸嵌嗟镁耍衿髦楸Α⑽餮笃嫫鞫嗟檬皇なＴ诓槌保阉娜坎撇嗔形�109号，其中已估价的26号就价值白银23389万两；照此推算，未估价的83号，又有8亿多两，合计达11亿多两。当时，朝廷每年的国库收入不过7000万两，和募也偷值蒙瞎�16年的全部收入！在他死后，这些财富全部没入皇宫，所以民间就有“和梗吻斐员ァ钡难栌铩�
对于“和窒蟆保芏嗳瞬荒芾斫猓何裁丛谇〉纳肀呋岢鱿趾瞳｜这么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其实，和肭∈且幻队脖业牧礁雒妗Ｕ乔〉某栊藕妥萑荩瞳｜才有机会揽权滥用，这对乾隆后期政局的败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就连《清史稿》的作者赵尔巽也认为：乾隆晚年，“大臣（指和┦殉杪艺衿扔诩⒑涑苫雎摇薄�
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郭成康教授认为：在康雍乾盛世，存在着三个严重的隐患——人口、物价和皇权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后者造成的极端专制，“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十九世纪我们国家彻底败落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是“最大的隐患”！
总之，和窒笫羌俗ㄖ频幕嗜ü姨逯频牟铩：瞳｜之所以能够“恃宠乱政”，关键是因为他得到了乾隆的宠信！所以，和摹翱可健薄∫凰溃砩暇偷固耍�
“贰臣”的悲哀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贰臣”一词，指在前一个朝代做官，投降后一个朝代又做官的人。
可见，“贰臣”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因为痛恨钱谦益，乾隆皇帝下令在《明史》中增列《贰臣传》。从此，“贰臣”这个特殊的词汇公然进入官方撰写的史书中。
根据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国封建文人们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境界”。但是，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社会，一旦进入“权力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是刚直不阿，则为当权者所不容；如果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特别是在改朝易代之际，他们经常是“不知所措”：到底是忠于旧王朝，还是投靠新王朝？所以，中国古代文人从政的悲剧便不绝于耳。
其实，中国历史上“贰臣”的面孔早已反复映现，数不胜数。从名相管仲开始，“贰臣”们的身上总是带着耻辱的烙印，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耻，甚至“恬不知耻”地以苏武自比！
“贰臣”的悲哀：钱谦益失节降清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考中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没过几个月，因为父亲病故，他只好回乡守制。结果，他在家乡常熟一呆就是10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才官复原职。
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出任浙江主考官，被牵扯进一桩科场舞弊案，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没有关系，但还是被罢官（皇权专制政府就是这么不讲理）。天启四年（1624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参与编撰《明神宗实录》。
因为钱谦益平时与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关系不错，所以，他被阉党列入了“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不久，阉党大肆整肃东林党人，钱谦益也被革职回乡。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钱谦益才官复原职，升任礼部侍郎。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钱谦益的声望高，又有才学，所以他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中。为了排挤钱谦益，礼部侍郎温体仁竟然翻出7年前的科场舞弊案，诬陷钱，使他有口难辩。可气的是，崇祯又偏听偏信，竟然将钱谦益革职。在干掉钱谦益后，温体仁终于挤进内阁，很快就升任首辅。
尽管如此，温体仁对钱谦益还是很忌惮，担心他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指使常熟人张汉儒出面，诬告他58条罪状，将乡居8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钱谦益无端蒙受冤屈，一面上疏朝廷，为自己申冤，一面通过亲朋好友，找到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原来，钱谦益曾为天启初年的大太监王安撰写碑文，而曹化淳正好出自王安门下。曹化淳迫于情面，不好推辞，只得插手此案。结果，真相大白：此案是温体仁一手导演！直到这时，崇祯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宠臣温体仁竟然在背后结党营私。所以，他当机立断：立即罢免温体仁，释放钱谦益。但是，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很差，没能官复原职。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随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因为钱谦益名气大，被弘光小朝廷委任为礼部尚书，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
不过，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南明弘光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大举南下，福王、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只顾自个儿逃命，把百官都丢在南京。面对强大的满洲铁骑，钱谦益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束手无策。当时，爱妾柳如是曾劝他一死殉国。可是，钱谦益却暴露出贪生怕死的弱点，于五月乙酉率领文武官员出城投降。
降清后，钱谦益被清廷任命为礼部侍郎，充任修撰《明史》副总裁。不过，国破家亡，钱的心里也很不好受，在仕途与名节之间徘徊，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几个月后，他就借口有病，请假回到家乡常熟。
顺治四年（1647年），钱谦益因为卷入抗清斗争，被清朝当局逮捕入狱。这种看似“出尔反尔”的行径，正反映了钱的痛苦和无奈：作为一个“失节者”，他在心底里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想以抗清举动来洗刷自己曾经降清的污点。最后，钱谦益却落得了一个“两面不是人”的下场：在明朝遗老遗少的眼里，他是一个“叛臣”；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他又是一个“朝秦暮楚”的贰臣。
后来，经过柳如是多方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才侥幸逃过这一劫。出狱后，他移居红豆山庄，表面上“退隐林下”，但在暗中仍然与各地的反清势力保持联系。
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卧床不起，眼看不行了，家里却连“丧葬费”都出不起。恰好，有一位盐台顾大人来恳求钱代他写几篇文章，许给“润笔”（即稿费）1000两白银。可是，这时钱已经无力写作，只好求来访的黄宗羲代笔，黄觉得很为难。无奈，钱谦益就来了一个“霸王硬上弓”——命家人把黄反锁在书房内。最后，黄宗羲“被迫”写了几篇文章，这才帮钱处理后事。
据说，在临死前，钱谦益还在为自己的失节行为痛悔不已，说出了一句让人“肝肠寸断”的话：“当初不死在乙酉日（指南京城陷落之日），这不是太晚了吗？”
后来，黄宗羲写了一首《南雷诗历》，来纪念他：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
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因为他在明朝灭亡后一度失节降清，所以遭到许多人的蔑视，因而对他的作品嗤之以鼻。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却失之偏颇，对钱谦益也不公平。
与那些“慷慨激昂”的仁人志士相比，钱谦益真是活得很累：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剧变中，他显得过于优柔寡断，近似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仕途上，钱谦益接连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