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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人和”即民心为王天下之本，而仁政又为争取“人和”之本。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这就是孟子主张以“仁政”而王天下的逻辑论证。
孟子不但提出和论证了“行仁政而王”的主张，而且还阐述了实施仁政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孟子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置民恒产论。孟子认为，要实行仁政，首先就必须由国家向百姓提供一份赖以生存的、为生活所必需的产业作为物质基础。因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他置民恒产的方案是：所谓“恒产”，具体说是指维持一个八口之家（包括一个男丁和他的父、母、妻以及四个子女）的农户的生活所需要的耕地、住宅以及其他农副业生产资料。它们是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若干株桑树以供养蚕织帛，还有若干鸡、猪、狗等家畜。孟子认为，有了这种“恒产”，每个农户就可保证老年人个个穿绵吃肉，一般人不冻不饿，而仁政的基础就奠定了。
为了实施民有恒产的计划，孟子又提出了恢复井田制度。第一，把耕地划为井字形的方块，每井九百亩，每块百亩，中间的百亩为“公田”，周围的八百亩分给八家农户作为私用，使八家“皆私百亩”。第二，八家农户提供劳力地租，“同养公田”即共同耕作公田，在完成公田的耕作任务后，才能干自己私田上的农活，即“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第三，各农户“死徙无出乡”，永不离开家乡，并按井编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互相友爱，互相帮助。一有盗贼，共同防御；一有疾病，互相照顾，形成一个亲爱和睦的小农经济社区。第四，这种“九一而助”的井田制度只适用于“野”，至于“国中”即城内和近郊则不划并地，而实行“什一而使自赋”，即由土地的所有者向国家缴纳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第五，这种井田制度还得“润泽之”，根据实情进行适度调整。
在先秦诸子中，关干社会分工、交换和商品价值的论述，孟子是最为精彩的。他批判了许行否定社会分工、交换的观点，提出：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
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有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
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
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从人的社会性出发，肯定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必要性，而且认为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工与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一样，都是一种“通工易事”的关系。这样，孟子就从生产分工的必然性推论出阶级分工的必然性。
人们公认孟子将先秦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高峰。但人们所认为“高峰”的那些民本思想，如果严格分析，其实并不是民本思想，而是地地道道的朴素民主思想。
平等精神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必然前提，因而是民主思想的应有之义。孟子“道性善”，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种天赋道德论在认识论上虽然有欠妥之处，但在政治观上却颇富于进步意义。因为承认人在生性上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善的，这种天赋平等观为老百姓争取平等权利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孟子看来，“舜，人也；我，亦人也”，“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在人格上普通百姓与圣王是平等的。在政治上君臣也自应平等、对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同上）士可以德藐诸侯，这实际是以土与诸侯的政治道德平等作为前提的。
对于国家的治理，孟子认为不但君主有责百姓也有责。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这些人，有的是农，有的是工，有的是商，有的是游民，有的是奴隶，但孟子认为“天”都可以“降大任于是人”（《孟子·告子下》），不仅可以为贤相，而且还可以为圣君。这实际是承认了民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
基于政治平权、人格平等的观念，孟子在君臣关系上作了许多精彩的论述：
君之视里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
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孟子认为，君和臣民是一种对等关系，君对臣民怎么样，臣民就可以对君怎么样。这种以“腹心”对“手足”、以“国人”对“犬马”，以“寇仇”对“土芥”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政治平等的关系。将这种论点再归入到以君本位为前提的民本思想中去，是很不适合的。据说朱元璋读到此章时勃然大怒，认为是“非臣子所宣言”，以致将孟子赶出了孔庙。＇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孟子此说属于民主思想而非民本思想。
孟子和齐宣王曾就君权问题进行过一系列讨论。齐宣王向他请教关于公卿的问题，他认为“贵威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而“异性之卿”“君有过则，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直说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这是说，臣民不但可以背弃君主，而且还有权废置君主。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对君主专制的直接挑战。
齐宣王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对孟子这些直接否定君权的言论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他转弯抹角地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这样的“臣弑其君”的行为，是不是正确？孟子回答道：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贱之人谓之“一人”。闻
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这种正名论，其实质是肯定臣民可以诛杀无道之君。
与易位说、革命说有关的还有禅让说。孟子认为“惟仁者直在高位”，如果臣民的贤超过了君主，那么君主就应禅让。于是，他屡屡称颂尧、舜的禅让，许以为仁。这种禅让说是原始民主制思想的遗留，孟子称赞它，也正表现了他对君主世袭制的否定，也应属于朴素民主思想的范畴。
孟子之所以会产生易位说、革命说、禅位说，就是因为他有民贵君轻的价值判断，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
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囗，
祭祀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总之，政权可以更迭，君主可以易人，这一切都得取决于人民的态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民为主”论。
总之，从君民人格平等、政治平权说到君权民与说、民贵君轻说，孟子实质上已形成了系统的民主思想。这种民主思想尽管和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有低、高级之分，但主张主权在民，否定君主的绝对专制则是相同的。
（廖名春 撰）
周末大儒 荀子
（约前336—前238年后）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后人对荀子争议颇大，有的说他是孔门嫡传，有的说他是儒门异端；有的说他是法家，是黄老思想家，有的说他是经师，是专制主义理论的祖师……其实，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荀子对儒学的贡献，就在于他的“杂”，他的“异”。
一、荀子的生平事迹
人们一般都以为荀子姓荀，这其实是一个错误。除《史记》，先秦两汉的著作都称其为“孙”。特别是《荀子》一书，几乎都称“孙”。＇注＇韩非为葡子学生，其著作也称“孙子”。所以，称荀是后起之说，荀子当为孙子。
荀子是赵人，为孙氏。因此，他很可能系卫公子惠孙之后，由卫而入赵。
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36年。他20岁时，就已在燕国从事政治。他反对燕王啥把王位禅让给其相子之，但燕王啥没有听他的劝告。＇注＇在燕国的游说失败后，荀子的行踪共有20多年不清楚。但至公元前286年时，荀子以“秀才”见称于世。此时齐国稷下之学正盛，齐囗王继齐宣王之后，招集天下贤才而“尊宠之”。田骄、慎到、接子这些著名的学者，都齐聚齐国稷下学宫，号为列大夫，享受优渥的政治生活待遇，不治而议论，作书以刺世。荀子年50才始来稷下游学，但他对诸子之事都有批评，认为“非先王之法”。
前286至前285年，齐活王灭掉了宋国，夸耀武功，不尚德治，荀子曾进行谏诤，但不获采纳，于是他就离齐赴楚。
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韩、魏、秦王国之师攻齐，陷齐都临淄。齐囗王逃宫，被淖齿杀死。齐国几至灭亡。前279年，齐即墨守田单乘燕惠王用骑劫代乐毅为将之机，向燕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齐襄王复国后，吸取齐囗王的教训，又招集亡散的学士，重整稷下学宫，“修列大夫之缺”。这时，荀子在楚国，正逢秦将白起攻楚，陷郢烧夷陵，举国大乱，楚人仓惶迁都于陈。荀子在战乱中离楚来齐，参加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由于田骄等老一辈的学者已死，慎到、接子又不在齐国，荀子凭他的学识和才德，在复办的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
前264年，齐襄王死，荀子在齐更不得志，秦国于此时聘请他入秦，荀子遂离齐赴秦，对秦国的政治、军事、民情风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进行了考察。他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力术止、义术行”。秦昭王虽然口头称善，但他事实上正忙于兼并战争。所以商子之说在秦不可能得到采用，于是荀子又只好离秦而往游他国。
前259至257年间，荀子曾在赵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张，以“王兵”折服了临武君的“诈兵”，使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不得不称“善”（《荀子·议兵》）。但处于“争于气力”的当时，赵王“卒不能用”。于是他只好离开父母之邦而又回到齐国。
齐国这时齐王建在位，但朝政由“君王后”（襄王后）控制。荀子向齐相进言，论述齐国内外大势，劝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并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弊政进行了批评。结果，正如《史记·孟荀列传》所载：“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荀子冷言进谏反而受到了谗言的攻击，因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