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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溥仪出得宫去，初不适应，但也产生了几分解脱感。这天黄昏，他穿上民服，
带领两名随从，走出醇王府，在大街上自由自在地游来逛去，只见店铺酒楼四处林
立，胡同小院纵横交错，五行八作人来人往，感到事事新奇。来到一处饭馆门前，
看见几个顽童借着灯光，正在拍着手儿唱歌谣。他听着怪有意思。可惜没听清歌词，
便笑眯眯地让小孩再唱一遍。仔细听去，才听清这首童谣如下：
东直门，挂着匾，
隔壁儿就是俄罗斯馆。
俄罗斯馆，照电影儿，
隔壁儿就是四眼井儿。
四眼井儿，不打钟，
隔壁儿就是雍和宫。
雍和官，有大殿，
隔壁儿就是国子监。
国子监，一关门，
隔壁儿就是安定门。
安定门，一甩手儿，
隔壁就是交道口儿。
交道口儿，跳三跳，
隔壁儿就是土地庙。
土地庙，求灵签。
隔壁儿就是大兴县。
大兴县，不问事。
隔壁儿就是隆福寺。
隆福寺，卖葫芦，
隔壁儿就是四牌楼。
四牌楼南，四牌楼北，
四牌楼底下喝凉水。
喝凉水，怕人瞧，
隔壁儿就是康熙桥。
康熙桥，不自来，
隔壁儿就是钓鱼台。
钓鱼台，没有人，
隔壁儿就是齐化门。
齐化门，修铁道，
南行北走不绕道。
溥仪听着特别有趣，然后叹息一声，对随从说：“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成天关
在官里，歌里说的这些地方，竟都没有去过。”
随从说：“是啊，北京的好去处多着呢，以后有机会慢慢逛吧！”
然而这样的机会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来到。他在醇王府住了短短的三个月，就带
着婉容、文绣等人，由日本公使馆派人送到天津张园居住。行前，他对记者说：“
余极愿为一自由之人，长此困守深宫，胥为礼法束缚，余甚难堪。此次出宫，为余
夙愿，今始克偿，故并元其他不便之感。”后来，溥仪在日本的卵翼下当了“满洲
国”皇帝，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获并送回中国，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被特
赦，成为拿工资生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61年10月，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同年的时候，缚仪和37年前逼宫的鹿钟麟坐
到了一起。他们不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是紧紧握手，亲切交谈，抚肩搭
背，合影留念。鹿钟麟激动地说：“奇遇，这真是奇遇！”溥仪大声说：“今天你
看到的，不是从前的溥仪了，我是新生的溥仪！”聊着聊着，鹿钟麟问：“你还记
得吗？当时我把你押出故宫送到醇亲王府，临下车时我问你，你是愿做老百姓呢，
还是愿做皇帝？”搏仪说：“我记得很清楚，我说我要做老百姓，可是老实说，那
时我心里想的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哟！”这次不平凡的会面后，鹿钟麟将他与博仪
的合影照片拿给家人看，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是我进宫把‘皇上’赶跑的。现
在，溥仪认为当年‘逐宫’很对，并不记恨我，而且与我合影，说明了他的胸怀和
改造的成功。”
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北京政变虽说额为成功，但冯玉样的处境却很艰难。在直皖战争中，失败
的段棋端一直避居天津，这时认为时机已到，加紧活动起来。他暗中指使山东督军
郑士琦向冯玉祥提出拥护段棋瑞出山。张作霖这时又与冯玉样争起地盘来，两军各
不相让。吴佩孚跑到南京后，又与齐燮元一起拉拢直系势力，企图组织“护宪军政
府”。冯玉祥没有办法，为防止直系势力北上，决定联皖制直。10月25日电请孙中
山北上，26日又通电，拥护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30日，张作霖也通电推段为联
军统帅。为组织新的过渡政府，并调处国民军和奉军之间的关系，11月10日，冯玉
祥和张作霖到了天津。在段祺瑞寓所举行会议。
三派首领见面了。冯玉祥魁梧的身材和张作霖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瘦小的东北
王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帮了他大忙的大个子，目光里透出一丝轻蔑。
段祺瑞建议光讨论政府的组织问题。
“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冯玉祥抢先发言。他详细阐述了关于委员制政府的构
想，并且强调说，国家政治建设计划，不是一两个人所能集中，也不是一两党派所
能把持，必须集一国贤豪的主张，以最公平的办法确定下来。
“你的意见固然高明，”段祺瑞说，“但它只能作为目标。现在南北分裂，国
内一片混乱，你的设想恐怕只是纸上谈兵。”
冯玉祥说：“怎么是纸上谈兵？孙文来电表示愿意北上，南／北分裂即将结束。
和平统一的局面眼看就要形成。”
张作霖本来就看不起冯玉祥，他尖锐地质问：“既然国家大事不是一两个人所
能集中，又何必非等孙文北上不可呢？”
段祺瑞笑了笑，故作平静之态：“是啊，确实如此。”
冯玉祥鉴于自己的处境，遂与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执政。
随后，段祺瑞赴京就职。同一天，张作霖违背“奉军不入关”既诺言，率奉军入北
京，以武力赶走了驻守北京的王承斌。冯玉样实实在在地被涮了。
与此同时，孙中山动身北上了。
也就在这时候，26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是1924年秋回国的。在国共实行合作之后，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
运动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7月中旬召开第五次代表
大会，为选送干部回国作准备，确定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傅钟等多数人先到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少数人直接回国。周恩来没有到
莫斯科去，由于国内斗争的迫切需要，也由于旅欧党团组织要他回国向中央汇报情
况，他是从法国直接坐船回国的。
在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
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
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
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
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轮船劈开大西洋的万顷碧波，激起一道白色的浪河。再见了。欧洲！周恩来在那
里度过了将近四年的岁月。四年中在他身上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他已经从一
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成为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一个走向
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周恩来站在船舷边，眺望着蓝色的海洋，心情很不平静。他
想自己即将投入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想到自己将要见到分别几中、只有在通信
中遥寄思念的小超，他恨不能一步跨到自己的国土上。
不过他抵达香港后并没有去看望邓颖超，广州有重要的事情正等着他。
9月初，他坐船到达广州。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阮啸仙（秘书）、彭湃（农工委员）
两人到长堤码头迎接，把他接到彭湃在贤思街的住处居住，并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
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了一间房子临时办公。
这时，中共广东省的负责人谭平山正担任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对其他方面
的工作无暇顾及。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只有二十来人，大多随谭平山在国民党中央组
织部干事。党在广东原先设有区委，由于它的实际工作只限于广州一地，到1923年
底就取消了，只保留了一个广州地委，力量既薄弱又涣散。
10月间，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长。
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不只是广东一省，而是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
的党的工作。所以，人们通常将其称为两广区委。
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共三个月左右。在此期间，广东区委做
了两件重要工作：一件是支持孙中山北上，将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发展；另一件是11
月初商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
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这是第一支由共产党人直接掌
握的武装力量，是以后时挺独立团的前身。
邓颖超这时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同时还接任学校的簿记工作。局思来虽
然十分繁忙，仍频频给邓颖超写信。信都是通过校长马千里转交的。然而马校长是
一位粗心大意的人，他把周的书信扔在抽屉里，没有及时转交给邓颖超，害得周恩
来一直没有得到回信，心里十分不安。托一位好友找到马校长问起此事，他才说：
“噢，可能在这里吧！”往抽屉里一翻，竟找出十多封没有启封的信。
这时的黄埔军校正办得蓬蓬勃勃、红红火火。但是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却很不景
气。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是张申府。张申府只待了一个月就走了：戴季陶
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但往往漫无边际，又臭又长，而且对工作漫不经心，意气用事。
有一天，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邹鲁家里闹谈，无意中说了句国共合作的公道话：
在座的张继本来对前一段弹劾共产党未能被采纳耿耿于怀，这时听了戴季陶的话大
觉逆耳，当场勃然变色，大骂戴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季陶忍不住反唇相讥，骂张继
是北洋军阀的走狗。张继暴跳如雷，一面怒斥戴季陶反复无常，一面拳脚交加。形
销骨立的戴季陶无力还手，当场痛哭。夜里，他感到十分委屈，又想起在黄埔不被
重视，顿觉心灰意冷。天刚亮，便悄然离粤回沪。
后来，由邵元冲代理主任。这位国民党要员原是前清举人，封建思想浓厚，根
本不懂革命的政治工作。他平时在城内，既不联系学生，也不接近下级军官，与党
代表、苏联顾问也极少来往，只是每隔几天坐船到黄埔走一趟，办办例行公事，偶
尔的讲演也因口才极差、内容无聊而为学生戏谑为“催眠术”。于是，政治部成了
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军校颇生对此极为不满，发出了“加强政治部、
撤换邵元冲”的要求。
11月间，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回国后即兼任军校政治教官、已给部分学生讲
过政治经济学的周思来众望所归，被孙中山委任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当初周思来协
助王京歧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时表现出的热情和才干，已经给孙中山留下了美好的
印象，他回国后，更为孙中山所瞩目。
廖仲恺亲自把周恩来接到黄埔。周恩来担任此职，正是独具慧眼的廖仲恺推荐
的。此后，廖家成了周恩来最喜欢去的地方。廖仲恺的儿子、16岁的廖承志，后来
描述了当时见到周的情形：“他穿着整洁，步履轻捷，目光敏锐，眉毛浓密……任
何东西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似乎把整个屋子以及房间里的人都摄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