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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毫无作用，在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里，我们可以看到血淋淋的活证。这命案里被告之一游全球，在惨被刑求取供后，曾出现这这样的经历：
我在调查局待了五十天，只有第三天唐锦 检察官来过一次；我说，报告检察官，我是冤枉的，他说，好，你是冤枉的，问了一点笔录就走了。
移到看守所后，唐检察官来侦讯，我又说，报告检察官，我冤枉，调查局的王琪马上当着检察官揍我，而且破口大骂：他妈的王八蛋，叫你不要翻供你偏要翻供。我说我冤枉怎么不讲。王琪就跟唐检察官说，一切照以前写就是了，写完，他要我盖章，我不盖，他又打，说，你非盖不可。不得已，我只好盖。
盖下之后，检察官也就回去了，我也被还押看守所，那时调查局的人员一分钟也没离开，第二天，又把我押回调查局，又整整一个月。一回去就打，他们说，王八蛋你，你还翻供。我在调查局总共八十天，到正式公开审判的前几天，他们才把起诉书给我。（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黄怡录音访问）
据游全球告诉我，他在检察官面前翻供，调查局的干员一边打还一边说：“他妈的冤枉也要冤枉到底啊！你翻供是什么意思啊！太不够朋友了！我们说你犯罪，你就犯罪；说你不犯，你就不犯。我们叫法官怎么判，他们就怎么判，你翻供有个屁用啊！别忘了我们是谁，我们是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啊！”
人犯可以沦落到在检查官面前被严禁翻供、被骂被打，检查官可以沦落到敬陪末座躬逢其盛，这种情况下，什么自白又写不出来呢？
国民党的自白认定方法是，被告的自白，非有确实反证，得推定为出于任意性，这和采彻底的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人本无罪”原则——对于被告在审判外的自白，推定为非任意性的情形——完全相反。这样的恶法不改正，刑求取供的惨事，必然永远不会停止。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十九条已经明定自白不许采为证据，无论自白是否真实，一律没有证据能力，这才是根本的釜底抽薪的初步。当然国民党纵使做到这一初步，也不就是停止了刑求，只是在刑求取供上，应该使小百姓少一点自我作践。当然追根究底，还是赵高及其党羽的问题，这种“指鹿为马”的宦竖小人们不消灭，中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下午，以三小时写成
敌友江湖
我在〃万岁评论〃第六期《蚱蜢必读》里提到中国古话说：〃渴不饮盗泉水〃，就是说一个人要有原则与大义，在原则与大义之下，一定把敌我关系，分得很清很清，决不相信不入流的敌人。
敌人中有入流的，像晋朝的羊祜（叔子）与陆抗对阵，陆抗生了病，羊祜派人送药过去，左右怕药中有毒，劝陆抗不要吃，陆抗说：〃羊祜岂鸩人者！〃（羊祜是正大光明的敌人，岂是拿毒药毒人的！）后来羊祜死了，他的敌人都为之泪下。但是，像羊祜这种入流的敌人，现代已经没有了，现代的敌 人都是不入流的，是《伊索寓言》中猫头鹰式的，他们全无诚意，只是花言巧语以设网罗而已。
现代的到来，会把许多古典的浪漫气质给消灭掉了，这是现代人的悲哀。现代人如果还有一点残存的这类故事，似乎只有在黑道里约略可寻了。我想起郭坚的故事。
郭坚是陕西蒲城人，据蔡屏藩《陕西革命先烈事略》，他的简历如下：郭坚，字方刚，蒲城人。少有大志，豪侠自负，胆识过人，弱冠时，尝闻人言排满革命，遽起曰：〃此正吾人之责也。〃乃广结豪杰，密谋举事。辛亥秋九月，西安义军起。坚与澄城耿直招各健儿数百人，光复同州，响应省垣，号冯翊军。尝 率部驰援三淳，败升允兵于通神沟，乾醴后方，得以无恐。民四，袁世凯谋帝制，坚与曹世英、高峻诸人，首树护国军旗，适应西南。攻克陕北十余县，合军南下，逐陆建章，奠定陕局。陈树藩督陕，任为陕西警备军统领。六年，复辟事起，树藩命坚率所部渡河，假道山西北伐，败于晋南，遂免其职，以谢晋人。坚以树藩之卖已也，由是与树藩交恶。嗣树藩与北洋段系诸将组督军团，胁散国会，于是与耿直、张义安、曹世英、高峻请人，均先后发难，共建靖国军以讨树藩，与战数月不利。会于右任先生回陕任靖国军总司令，改编各军，以坚为第一路司令，并请于军政府 授陆军少将，驻军凤翔岐山间。及奉军西来，岐山失守，坚以血战连年，强将多殒，力竭势蹙，乃与奉军局部议和。十年夏，直军入关，陈树藩败退汉中，阎相文继为陕督。时靖国军各部皆受编制，坚被邀入省，为冯玉祥所杀，年三十三。坚为人跌宕不羁，有雄才大略，遇人慷爽，不拘礼法，其幕中尤多才杰士，故其在靖国军人数称最多，声势亦最大。顾部下多来自乡里友朋及临县豪侠，以意气相合，不受军营约束，人自为战，或掘藏攫取民间钱物牲畜，不自检束，坚名遂为所累。故张 瑞玑之来陕划界也，指坚部为匪军。。。。。。。坚于军事外，尤善书法文辞，皆放逸如其人。其在西路，树藩军攻之急，尝函第三路曹世英求援曰：〃陈贼打我，作贼不管，我贼若死，你贼难免。〃至今犹传为趣谈，亦可见其为人矣。极坚之才，可以纵横一世，而不免为人所算，论者犹或惜也。
这里所说〃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死，你贼难免〃的话，据曹芥初《死虎馀腥录》《逸经》第五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说是写给胡景翼的，原文是：〃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灭，你贼不远。〃并说：〃寥寥十六字，郭之整个性情，及陕西群雄姿态，跃然纸上矣。〃 曹芥初提到郭坚和杨虎城是死对头，他们本都是革命团体〃大刀会〃的刀客，后来反目成仇，大有你死我活之势。后郭坚助陈树藩驱走陆建章，陈继陕督，论功行赏任郭为〃西安警备司令〃，由刀客而军官，实千古一大捷径。
一日杨虎城受创，伤势危急；非行手术，难望痊愈。顾小城荒村，何处去寻医院；时西安广仁医院，驰名遐迩，但警备西安者又为冤家郭坚，徒唤奈何。遂潜赴西安入广仁医院疗治，但不免提心吊胆，硬着头皮耳。晨起，阁者持一名刺来，云〃有客见访〃。杨视片赫然〃西安警备司令〃官街也。立抽枕下勃朗宁，急实弹，遥对门口，严加戒备，郭立窗外闻枪弹动作声，忙 喊道〃九娃子！还不放心我？我要杀你，我就不来。我有句话对你说，你把枪放下。〃杨生病榻上隔窗答道：〃我在你势下，要杀就杀，莫话说！〃严重、紧张、沉寂之下，郭继道：〃是这，我今天不见你，我怕你没钱花，给你送二百块钱，放在这里，明天再见。〃乃以钱置地下，匆匆而去，刹那之间，幸免溅血斗室之危。逾数日，郭果来，杨亦坦然，英雄相见，互道渴慕，握手一笑，前嫌尽释矣。
像羊祜式的道德、像郭坚式的道德，都是要跟敌人公平竞争的道德，不趁人于 危的道德。这种道德，渊源于中国古老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名射手子濯孺子，侵略到卫国，卫国派人追他。他跟副官说：〃今天我病了，没法射箭，今天看样子要死了，你知道追我们的人是谁吗？〃副官说：〃追我们的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是他呀，那我死不了了。他是我学生尹公之他的学生，尹公之他是正人君子，他不会乱收学生的，他的学生也一定是正人君子。〃过了一会儿，庾公之斯果然追上来了，奇怪地问子濯孺子：〃老先生，你怎么手里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他病了。庾公之斯说：〃你是我太老师，我不能用你教的技术来对付你，但今天也不能不公 事公办。〃于是他拔了四只箭，把箭头都敲掉，射了四下就走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一种不趁人于危的道德的延伸，即使对敌人也不例外。这种道德，现代已经死了。现代若有庾公之斯这种人，在战场上，看到敌人病了，恐怕还要趁机多射几箭呢。即使不射，回来也要被军法审判。古代的庾公之斯敢阵前放水，也明知他的后台老板跟他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就像小说中华容道放了曹阿瞒的关老爷一样，心里多少知道军法审不到他。
显然的，这种有浪漫气质的小故事，已随着现代统治的到来，而变得花果飘零了。现代的敌人，已经一派宁波商贾的卑下，毫无江湖情调了。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五日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潜（三七二—四二七）字渊明、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死后溢号靖节先生。他是东晋的政治家陶侃的曾孙，是“开国元勋”之后，做过彭泽县县长，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束带”见官僚、“耻复屈身后代”，就辞职不干了。
陶渊明生值东晋末年的乱世，看到现实政治的黑暗，决心弃官归隐，他的时代的文风是清淡的、雕饰的，但他却是清淡的、自然的。他宁愿过穷困的日子，可是却自适其适，穿着破鞋子，在山里云游，过着跟老农“相对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日子。
陶渊明的惟一过分了的嗜好是他喜欢喝酒，并写了太多的和酒有关的诗。在他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醒字三次、酣字三次、酌字三次、醇字一次。他的儿子都是笨蛋，没有一个能“臣得其酒”式的继承他的一切。他在六十三岁时死去，死前写“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表示对生前死后的声名都不在乎。这种旷达，在他《挽歌诗》里也如出一辙：“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渊明的青年时代是豪气十足的，所谓“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他四十一岁后退隐，人生境界，更上层楼，我最喜欢他的《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总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
《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技、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与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