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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与私人基金会的交往中，美国大学科学在自主性问题上有过一些值得赞许的经验。像最近成立的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所允诺的，这些非赢利性组织致力于“科学、教育、慈善的目的，完全为了公共利益”，他们发现，基金会比政府或企业更容易使自身的目标与大学的目标一致起来。大约于1900年开始直到1920年，基金会尤其一些最大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都把他们的大部分钱用于普通教育，直到1920年，他们还每年为基础科学研究投资二百万美元。1920年以后，科学研究日益成为基金会规划中的重要部分，1921至1930年，仅自然科学就花费了二千二百六十七万七千五百四十四美元，三十年代又花了三千万之多。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对基础科学的投资进一步加强了。
基金会尽力按照科学自身的要求给大学科学以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结果，大笔钱给予各种大学研究委员会（universityresearch
councils），然后按照最恰当的方式在同行之间分配。另外，基金会还直接为个人研究项目提供经费，这些人特别喜欢搞一些开拓性研究。基金会资金一个最重要的用途之一，一直是为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奖学金，这些奖学金中最著名的是由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提供、国家研究理事会授与的科学奖学金，以前的国家研究理事会奖学金获得者组成了目前美国科学精英的好大部分。由于许多大学科学家参与基金会的管理，在捐赠委员会，奖学金委员会工作，使基金会能合理地提供研究经费和奖学金。为了最有成效地使用科学研究基金，需要科学家们自身大量积极参与其事。政府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冠以“基金会”而非“当局”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它的管理权主要掌握在科学家手中。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第七章 美国工业和商业界的科学家
美国工业发展到目前高生产率高效益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不想放下手头的工作去追溯这段历史，这方面还有很多需要研究。我们只需注意这段历史的结果，以考察美国工业内部科学的社会组织；我们只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广泛而大量地利用科学已是美国工业企业成功运行的必要条件。
这些成功的条件并不是美国工业靠运气获得的。科学已经走出天才发明家的阁楼和作坊，并被归入美国企业的最核心部分。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科学研究实验室里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企业决策者制定最重要决定时的必要组成部分。结果，在大多数大的工业组织，尤其是在一些主要依赖于科学发现的新工业组织中，研究部主任（Director
of Research）不止是一位科学家或其他科学家的管理者。他通常还是公司的副总裁，公司最高层计划小组的成员，他成了经理级行政管理人员（executive），他必须提出大量关于公司的目标和状况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是从总的科学潜力的角度加以阐发的。至于研究部主任的作用则可以从通用汽车公司主任委员会（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the General Motors pany）的一位成员对查尔斯·F·凯特林（Charles
F．Kettering）所作的评价中看出，凯特林当时是通用汽车公司著名的研究部主任和发明家。此评价认为，凯特林是“目标与预言家之间的桥梁”。且当然一旦要作出重大决策，企业总裁要考虑比研究部主任的意见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们已日益意识到研究部主任的意见表明了一种科学现实性与科学可能性，恰恰这一点是他们在成功的冒险中所忽略的。国家资源规划署的一份报告说，“现在，下列论点得到了更广泛的承认：科学研究促进了公司赚钱能力的成长与增加”。事实上，现在的美国工业领导者都明确地表示了他们对应用科学的价值的赞赏，在送给股东的年度报告以及对新股票问题的展望中都显示出研究所带来的利益。强大的科学研究造就一个好企业。
这种对利用科学抱积极主动态度（即使在战前）的结果是， 美国工业界雇佣了七万多名研究人员在三千四百八十多个实验室工作，估计每年耗资三亿美元， 1947年总开支达五亿美元，人员也有相应增加。我们这里仅指工业对自然科学的利用情况，如果把社会科学包括在内，数字将会有所增加，关于这一点，将在第十一章论述。
但是，如果说现在美国工业研究组织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现代工业国家，德国最先在企业里系统地利用受过高级训练的科学家和博士学位获得者。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他们就这么做了，比如，德国化学工业雇佣了在大学受过训的科学家，控制并更新制造合成染料（作为煤焦油的副产品）的技术，这一点走在了英美之前。德国的这一项工业优先权是十分令人惊奇的，因为珀金（W。H。Perkin）（他曾经是英国人）首先合成了苯胺染料。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期间，美国工业只是零星地求助于大学教授和商业性研究化学家（mercial research chemists），而没有认识到科学的力量。这并不是说那个时期的科学对美国工业的发展不怎么重要，在那个时期，倒是一些零星的科学家和独立的发明家做出的发现成了新工业的基础。这些分散的、无组织的研究者（经常是一些经验上风风火火的人）由工业资本家资助，但资助必须作出科学发现并获得验证之后才给予。在这类人中，有汤姆逊·A·爱迪生，现在成了美国初期工业的英雄人物，他发明了电话、白炽灯和其它许多东西；约翰·韦斯利·海厄特（John
Wesley Hyatt）；1872年开始研制赛璐珞（Celluloid，也叫假象牙），是第一种现代塑料物质；艾奇逊（E．G．Acheson），发现了制造有磨损力的金钢石和润滑性石墨的过程；查尔斯·M·霍尔（Charles
M。Hall），是从矿石中提取铝金属的电解过程的发现者。
直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工业企业才以相当大的规模组建起研究部门，并雇佣大学科学家。首批这样做的企业是那些本身就是从实验室中生长出来的企业，如电子工业。旧工业在把科学引入他们的活动时要慢得多，弗兰克·B·朱厄特，原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主任（已退休），工业研究的先驱，他说，“本世纪初，一批年轻人被诱使离开教师职位，做出第一次胆颤心惊的冒险”。朱厄特对最近四十年来大学科学家变得对于工业科学（Industrial
science）更为重要作了评论。如果工业界吸收科学慢，那么大学就不会急于使他们的年轻人离开教学和研究岗位．而去新的工业实验室工作。在美国把科学应用于工业的新模式扩展得比较慢，直到第一次大战，科学对于工业之现实的和潜在的应用才充分地显示出来，此后，工业组织中有组织的研究部门很快增加，从1920年的约三百个到1940年的三千四百八十个，在同一时期，受雇在工业界搞科学研究的人员从近九千三百人增至七万之多。较大的研究组织也相应增加，对此以后还要讨论。在1921年，有五十个以上研究人员的公司只有十五个，在1939年，此类公司却有一百二十个。
并不是所有被划为“研究”人员的企业职工就是专业科学家，其中有些是技术工人，另一些是维修工人。这三类人员的比例大概是2：1：1，下表显示了1940年的人员分布情况。
工业研究人员的职业分类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经过专业训练
化学家
15，700 22．4
物理学家
2，030 2．9
工程师
14，980 21．4
治金学家
1，955 2．8
生物学家和
细菌学家
979
1．4
其它专业的专家 909
1。3
…
专业人员小计
36，553 52．2
技术人员
16；400 23．4
行政、职员、维修 17，080
24．4
总计
70；033
100．0
从上表可以发现，化学家和工程师占了专业科学家总数的四分之三，而生物科学家却很少。这是因为大工业企业对科学研究工人的使用主要集中于化学、石油、电力工业，这些企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专业及其所作出的科学发现，这几个领域有一大批受过训的工程师。事实上，正是“科学工业”（ scientificindustry）的扩大才使工程师的数量大为增加。1880年，每三万零九百美国人只有一个专业工程学会；1900年每八千九百人中就有一个；1920年每二千一百二十人有一个；1940年每九百一十人中就有一个。
虽然不同规模的公司（包括最小的）都进行工业研究，但“大量工业研究的成果是由相当有限的一些大公司支持的”。我们又遇到了像大学科学那样的集中模式，只是那些大公司才养得起大量研究人员。下表显示了公司的资产与所雇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关系：
公司的有形净价值（百万美元） 研究人员平均数
1
13
10
38
100
170
1000
1，250
然而，财力并非是工业研究组织的所属和规模的唯一决定因子，另一重要因素是管理政策，即管理角色对科学研究有用性的态度。结果，有组织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遍布于美国各工业区，实际上遍布于各类工业。
至于美国工业研究组织，真正的“实验室”，其规模大至贝尔电话实验室，“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研究实验室，雇佣了五千多人，每年开支约三百万”，小至一些小公司能承担得起的一个工程师。这些大研究组织（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研究）能够进行各项科学工作——纯研究，应用研究和所谓的“发展”研究。而占工业企业的绝大部分的小公司，其研究人员只能处理比较简单的应用与发展问题，至于他们所需的比较复杂的科学研究，就只好求助于外部研究组织，幸亏现在有大量为这些小公司服务的各种研究设备和条件。他们可能求助于阿瑟D．利都公司（Art－hur
D Little Co．）之类的商业性研究组织，这个公司是美国最老的控股研究组织（proprietary
research organization）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