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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素的三个条件：普遍主义与合理性的文化价值，以及科学之相对自主性的政治条件。完全精确地度量这些损害后果是不可能的，即使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发现在三十年代以及在战争时期发生在纳粹德国的某些事情。虽然纯粹科学并未完全被摧毁，如同某些“自由”社会的科学家们在他们对于纳粹革命之首次道德与情感反应的震动之中所预计的那样，但是这种损害是相当大的。
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纳粹否定普遍主义之文化价值的后果。从正面来看，这种否定意味着美化“亚利安德国人”做为科学家的特殊优点。由于这种态度，科学教学职位的候选者必须满足某些“亚利安人”的体能、道德和“种族”适宜性的标准，这些标准与科学才能完全没有可以确证的联系。当然，从反面来看，这种否定意味着对德国犹太科学家以及对虔诚的纳粹党徒所提及的科学中“犹太魔鬼”（judischer
Ungeist）的某些事情的粗暴打击。纳粹侵犯犹太人继续做为科学家或者培训专业人员的普遍权利的一般后果，明显表现在德国三十年代期间科技人员严重的流失。这里有一些粗略的数字。在1933至1938年间，一千八百八十位第一流的科学工作者从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流亡。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教授估计，百分之二十五强的德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占了在被放逐的所有具有科学名望的人的百分之八十。到1937年，在德国大学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人数只有大约1932年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再提一下对德国科学的某些特殊的损害。通过把现代原子物理学和相对论物理学斥责为“犹太科学”（同等杰出的），纳粹党徒把这个完整的学科带到几乎崩溃的边缘，以致它在大学中变得不受欢迎了。当然，这对于在此领域补充新的研究人员并继续从事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然而，德国社会对普遍主义施加限制并不意味着所有进入科学职业的社会流动都禁止了。但是，对犹太人及其他“非亚利安人”的迫害摧毁了科学能力的一个来源，迄今为止他们在德国科学中一直是极其重要的。在纳粹以前的德国科学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的花名册中有大量犹太人的名字。
德国也背离了合理性的文化价值，当然这肯定是部分地背离。对于狂热的纳粹党徒来说，建议德国人“以他们的热情来思考”，比基于这一箴言使得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运转起来更容易。在宣传演讲中要比在社会的日常行政管理中，大概会更经常地发现对非理性的尊重。的确，它经常是在宣传中被发现的。例如，德国教育部长赫尔·伯恩哈德·鲁斯特（Hers
BernhardRust）在1936年举行的海德堡大学五百五十周年庆祝会上说：“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被描述为不与科学为友，如果科学的评价者假定不依赖于前提条件与不抱偏见是科学探索的基本特征的话，我们对这一点断然表示反对。”大概纳粹领导人引以为荣的非理性对科学之最有损害的后果是他们不想得到的，不是刻意追求的。据报告，希特勒经常取消他的助手的建议——基于理性的调查和计划的建议——而赞赏“第六感觉”。有时，这些半非理性的洞察导致成功；有时导致失败。例如，因为他对于奇袭式武器之非理性的渴望，所以希特勒对于有关科学可能性的疯狂的和骗人的意见是敏感的。在现代世界中，第六感觉是国家决策的一个微弱的基础。与第六感觉所允许的相比，国家政策比较更加经常地是正确的；这就需要最好的可获得的理性经验知识。因此，在现代工业社会的领导以及追随者之中，对于理性给予一种强烈的重要性的评价。
对德国科学最直接的有害影响来自纳粹政府之新的政治极权主义。伟大的德国大学在以前一直是社会的骄傲，但却很快地服从于纳粹党徒的政治控制，他们对理论科学家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不信任。不仅许多“非亚利安”的教授被开除，而且其余的人也根据他们对党的忠诚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科学成就受到权威人士的挑选。结果，有时骗子们竟与有才能的科学家们竞争研究的资金和设备。政治权威可以践踏通过科学研究建立并且由科学同行确证的知识。例如，自1939年起，所有博士学位科学论文都必须提交给官方的纳粹审察官。甚至更早，自1935年起，科学家们参加任何科学会议（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某个其他国家）都要经科学会议中心的批准，这是德国宣传部的一个机构，其主任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当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德国以外参加会议时，他们就来指定一位领导，“这位领导的选择是根据他做为纳粹党之成员的可靠性。”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科学自主性的程度；这不是科学在现代世界中有效运行的方式。
尽管存在这些来自我们已经论述过的三个来源的有害后果，但是德国科学远没有被消灭，如果我们根据它在最近这次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的成绩来判断的话。对犹太人的特殊迫害和政治独裁主义，对料学之某些部分的损害要比其他部分多得多。例如，尽管纳粹党徒贬损高等教育和纯粹科学，但是“他们可以加强从事发展的技师与有关人员的地位。”在德国空军中的研究比在陆军中的研究要好得多，因为纳粹德国空军头目戈林（Goering）雇佣了“在技术能力上有才能的知名的纳粹以前的官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任命米尔克将军（General
Milch，一位具有犹太血统的人）为空军技术办公室的战时总管。”显然，纳粹官员之间及内部，总是存在着面对科学之力量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因其合理性而对科学之精神上反对之间的某种冲突。因此，即使是反理性主义者纳粹党徒，到了战争的中期，在迫在眉睫的战争失败的压力下，也会赞成对于科学研究给予财政援助。然而，这太晚了。虽然如此，我们从关于战时德国科学的讨论中得到的总的图景表明，它在整体上仍然是很好的科学，尽管比它在二十年以前要不太好得多。这个科学正是生活在纳粹以前的时期积累下来的基础研究的肥沃土壤之中。如果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的话，在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难以顶料的。
现在，德国科学在质量方面的这种多样性以及某些种类的科学在纳粹德国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在这里给出一些回答。如果德国科学没有完全被纳粹摧毁，而只是被严重削弱，那么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扼杀”科学呢？的确，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能够真正灭绝吗？大概不能，大概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科学甚至不能被削弱到超出一定的范围，就像纳粹党徒在战争中期似乎发现的那样。他们基于权宜之考虑而不是道德偏好的精神变化是确实的，它表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对于科学的绝对需要最终可能导致反对有害于科学的社会条件的一种反应。从短期来看，那些轻视科学并把它置于过多的政治控制之下的人可能会做出大量损害科学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精确地知道这个短期是什么。从长期来看，另一个不精确但却是重要的观念就是，科学可能会完全被摧毁。但是只有付出非常沉重的社会代价，即丧失维持一个有效运行中的工业社会的能力，这才可能发生。这不是说即使是短期之内有损害性的所做所为对于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也是可以容忍的。特别是在一些强有力的工业社会国家在和平以及战争中竞争的世界中，短暂的时期对于社会计划来说也许是重要的时间的跨度。我们不能证明这对于纳粹党徒来说就是这样，但似乎很有可能的是，他们由于改变那些对于科学进步是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大大地削弱了他们自己。
苏联是另一个现代“极权主义的”工业社会，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科学的过度的政治控制产生了有害的后果。这里，我们必须一丝不苟地说，我们对于这些后果的细节依然知之甚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的甚至少于我们对于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情的所知。举一件事情为例，即直到最近，据说是直到战争末期以后，苏联对科学的政治控制似乎并不一直是过度的，尽管施加这种控制的巨大抱负已经出现在“纸上”。在苏联，科学的自由在过去曾经比现在要大得多。举另一件事情，由于强加直接的政治控制——如同在共产党赞同以李森科主义反对新孟德尔遗传学时所发生的——，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衡量将对苏联科学造成的损害。但是，如果纳粹德国的经验有些意义，如果相对的科学自主性如同我们所知的那样是必要的，那么苏联人就将不得不为他们对于至少是其科学的一部分（也许是全部）施加直接的政治控制付出代价。在苏联，对于科学的直接政治控制——例如，对个别理论的政治控制应该掌握在一个既定的科学领域——似乎正在从生物学扩展到其他领域，最近扩展到了物理学。
当我们注意到苏联社会的其他方面在整体上与科学是多么意趣相合时，政治极权主义在苏联科学中的扩展就更加引人注目。与纳粹德国相反，苏联人没有背弃普遍主义，尽管在实际中当然也一直存在大大偏离这个价值的事情，特别是在反对“顽抗的资产阶级”和“国家的敌人”之时。不幸的是，最近强烈的苏联民族主义的上升已经有点削弱了他们对社会普遍主义的支持，但是这是一种在现代世界中并非苏联人所独有的态度。然而，糟糕的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在谈论“苏联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好像科学不是一个国际的统一体似的。可是，苏联人并没有放松现代世界对于合理性与功利主义之文化价值的强调。的确，在这两个方面，苏联处于西方社会发展的主流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他们已经把对于合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赞同推到了一个极端。哈佛的康南特校长说，“在近二十年期间，克里姆林宫所表示的对于科学的关切，给予不止一个观察者以深刻印象。”苏联人相当自觉地把科学美化为社会革命与社会规划的手段，而且他们既直接也通过扩大其整个教育体系给予科学以巨大的支持。例如，在1929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政府扩展了科学学会、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以及“候补者”，或科学后备人员。仅举后者——候补者——之计划的扩展为例：在1930年，有一千人；在1931年，有二千六百人；在1934年，有四千人；以及在1935年，有六千人。这表明在所有科学活动中有计划的增长的意向。里昂惕夫（Leontieff）说，“根据一项权威性的声明，在1942年存在着一千八百零六个研究所；四百五十二个从事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基础研究；五百七十个从事各种不同领域的工业研究；以及三百九十九个从事农业研究。”苏联人不断地提醒我们，他们整个的社会纲领，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感觉，这个纲颌对于各种经验的物质与社会的问题都有合理的解决办法，因此据认为它对于实现接近社会进步与社会改良之目标的最有潜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