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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第三三三团防区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没有希望了，营房保卫者意识到，他们没有别的出路，要么战死，要么被敌人生俘。当指挥部决定打发留在地下室的妇女和儿童去当俘虏时，有人也提出让年纪还小的彼得一起去。这时，少年的心被这个建议深深刺痛了。
“难道我不是红军战士？”他忿忿地问指挥员。
他表示，他将留下来，并战斗到最后，不管最后结果会是怎样。少年的勇敢使上尉感动和钦佩，他允许少年留下来。小彼得参加了后来的所有战斗。
据伊格纳丘克说，后来，他们作战的时间就不长了。七月的头几天，弹药几乎已消耗一空。这时，指挥员开始考虑作最后一次拼死突围的尝试。大家决定不向敌人预计我军会发起冲击因而调集重兵把守的北面突围，而是向南，向西乌方向突围，准备在突围之后再向东穿插，渡过布格河支流，经由南岛医院旁边潜人布列斯特郊区。
这次突围未能成功——大多数参加者均牺牲和被俘。伊格纳丘克也是被俘者之一。他被押解到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战俘营，两天后在那儿又见到了小彼得，只见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青一块紫一块，但还象从前一样富有朝气，毫无倦意。
少年告诉准尉，他渡过了布格河岔，并和几个战友钻出了德国鬼子的包围圈。在朝着布列斯特南镇走的时候，他们在森林里徘徊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被希特勒匪徒包围，当了俘虏。
敌人把他们排在一个长长的战俘纵队的最前面，用重兵把他们押往布格河对岸。途中，一辆汽车迎面向纵队开来，上面坐着手持摄影机的德国摄影师。显然，他们正在拍摄前线纪录片，所以当看到我军战俘后，摄影机开始转动起来。汽车缓慢地驶近纵队。
突然，在纵队的头一排里，一个浑身血迹斑斑、沾满了尘土和硝烟的少年举起了拳头，冲着摄影机镜头做了个威吓的手势。这个少年就是小彼得。
摄影师气急败坏地大叫起来。法西斯警卫一起扑向少年，一阵拳打脚踢。少年摔倒在路上，失去了知觉。若不是走在旁边那列战俘纵队里的一位军医大尉，他肯定当场就会被枪杀。这位大尉虽然自己已精疲力尽，但却仍把失去知觉的少年抱了起来，一直走到战俘营。他二天，小彼得重又活跃在被俘的战士中间，寻找要塞的战友了。
伊格纳丘克眼含着热泪告诉我，在战俘营里，小彼得怎样帮助他免于饿死。在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战俘每天只能吃到一顿肮脏的稀菜汤，外加一小块代用面包。可是就连这种糟糕的菜汤也是来之不易——战俘营的警卫故意把食堂门前搞得拥挤不堪，秩序混乱，然后再开枪驱散饥饿的战俘。战俘被折腾得耗尽了最后的一点气力，好多人都送了命。
伊格纳丘克身体又重又胖，靠这份少得可怜的食物简直难以活命。再说他想顺利走到食堂都不容易——看守食堂的德国鬼子不相信这个大腹便便的秃脑袋仅仅是个准尉，都以为他是个换了装的政委。警卫人员一见到他，就用自动步枪捅他的肚子，或者对他又推又搡，恶狠狠地叫嚷：“喂，政委，布尔什维克！”
若不是小彼得，伊格纳丘克本必能死里逃生。少年每天都要设法给他搞到点吃的东西，虽然他自己也挨饿，但毫不迟疑地把弄到的东西送给准尉。
“米沙叔叔，瞧，我给您带来了什么！……”他边跑边高兴地说，手里拿着小锅，里面那份菜汤哗啦哗啦直响，或者从怀里掏出一块直掉渣的面包。“您吃吧，我吃过了。”
“我知道，他有时连自己那份也舍不得吃完，而给我送来，”伊格纳丘克讲道。“这小伙子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在战俘营里，小彼得遇到了自己的朋友和另外三个同他年纪相仿的少年——其他团的学员，但是小彼得却显得最为勇敢、灵活和果断，不知为什么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种局面。他成了这五个人的头头。在他领导下，少年们开始准备逃跑，不久就从战俘营溜走了。打那以后，伊格纳丘克对小彼得的情况便一无所知了。
好在瓦莉娅补充了他的讲述。要塞失陷以后．他同母亲以及一些军官的妻子儿女居住在布列斯特。有一件事她记得清清楚楚：夏末的一天，一个瘦小干枯、动作敏捷的熟人来到院子里。
小彼得和他的四个朋友顺利地逃出了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重返布列斯特了。
少年们在市里住了一个多月，小彼得还是那样行动敏捷，富有朝气，经常外出侦察情况，窥探德国鬼子的行动。一次，不知为什么他忍不住了，悄俏对瓦莉娅说，他们准备炸掉德军的弹药库。可是，那些日子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开始围捕、搜查曾在苏军中服役的人。小彼得只好离开许多人都认识他的城市。他是那四个少年一块儿走的。瓦莉娅还记得，后来她听别人说过，好象有人在扎宾卡镇的萨卡村见到过这几个少年，他们住在农民家里，给人家干活。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小彼得的消息。
我乘车来到离布列斯特三十公里的萨卡村，在那地方找到了农庄庄员扎古莉奇娜娅，一九四一年小彼得就曾住在她家给她干活。扎古莉奇娜娅清楚地记得那个少年和他的朋友。她说，小彼得一直劝他的小伙伴往东边走，上前线。他做梦都想着上前线，重新加入红军队伍。
后来其中一个叫卡兹明的终于答应和小彼得一块儿走。他们动身的已是秋季，这条遥远的路程穿过白俄罗斯的森林和沼泽，长达数百公里。别离时，小彼得向扎古莉奇娜娅道了谢，把自己珍藏的一叠照片交给她保存，说定战后来取。遗憾的是这些照片没能保存下来。扎古莉奇娜娜一直没等到少年归来，在我到她那儿的两三年前，把照片全毁掉了。
小彼得的下落到此中断了。这个布列斯特要塞的加夫罗什是否到达了前线，是否在艰难的路途中离开了人世，这些都不得而知。
第十四章 从布列斯特到马加丹
要想寻找小彼得，我仅有一条线索，这就是他哥哥尼古拉。据说，他现在已经是少校了。于是，当结束这次旅行返回莫斯科时，我决定寻找少校尼古拉·克雷巴。
我给国防部干部总局那位“无所不能的”科诺皮辛上校打了个电话。遗憾的是，对于我想了解的这个人，这次我只能向他提供一些极为零散的情况，实在教他难以下手。不过，我对克雷巴这个姓寄予希望——这是个很少见的姓，有鉴于此，很可能在军官名册上能查到尼古拉·克雷巴这个人。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当我和科诺皮辛通话时，他便对我说：“拿笔记下来：少校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克雷巴，一九一五年生人，现在在西伯利亚秋明州，是马斯梁斯基区的武装部长。”
这一成功真使我喜出望外，我当即给少校尼古拉·克雷巴写了一封信（不过，后来才知道不久前他已晋升为中校），并且很快收到了他的复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的弟弟确实是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参加者，战后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遗憾的是近年来兄弟二人的联系中断了，所以他现在不清楚彼得的地址。但是，接着他又告诉我，姐姐住在莫斯科，可以向她打听彼得的下落。
我驱车沿季米特洛夫公路飞驰，去寻找尼古拉告诉我的地址。刚好少校的姐夫在家，从他那里我意外地得知，彼得因参与刑事犯罪已被判刑，现监禁在马加丹州。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意外，不过我毕竟还是从彼得的亲属那儿要来了他的地址，不久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把自己的回忆告诉我，介绍他在要塞中的所有感受和见闻。
马加丹州是一个遥远的边区，因此一个月后我才收到回信。彼得热情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许诺详细写出自己的回忆，并陆续以书信的形式寄给我。此后，我们开始定期通信。彼得向我介绍了要塞保卫战斗的极为有趣的细节，说出了保卫战参加者和领导人的名宇。另外，每封信他还附上一份按记忆绘制的防御要图，而且应该说，这些要图绘制得准确无误。我觉得，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似乎把当时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深深地烙进了脑海，留在他记忆中的事件和人名大大超过了那些成年保卫战参加者。
正是彼得帮助我最终弄清了领导第三三三团防御战的上尉的姓名。关于这个勇敢果决的指挥员，伊格纳丘克和瓦莉妮都向我作过介绍，不过却没有一个人记得他的姓名。小彼得身为通信员，毕竟常在他身边，所以清楚地记得，上尉姓波塔波夫。
他不知道这个指挥员的名字和父名，也不知道他担任什么职务。不过据他说，波塔波夫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在脸上靠近鬓角的地方，有一块老伤疤。有一次，小彼得问他，这是在哪儿受的伤，波塔波夫苦笑了一声，回答说：“富农留下的记号。”
他告诉少年，合作化期间他在农村工作，是第一批集体农庄的组织者之一。有一次富农图谋干掉他，便对他暗下毒手。这块伤疤是富农匪徒打伤他留下的痕迹。
遗憾的是，长久以来，除了这个故事之外，我们对上尉仍是一无所知的。他的姓太一般了，不掌握某些附加材料要想在地方档案馆里找到他的人事档案，简直是海底捞针。他的名字和父称不详，就连以前他在团里担任什么职务，也是众说纷纭。
直到一九五九年，要塞博物馆工作人员洛佐瓦茨基在国防部档案室工作时，偶然发现一份不长的名单，是战争前不久由第六师司令部派往第三三三团任职的指挥员。中尉波塔波夫列在名单末尾。后来根据他的名字和父称的第一个字母，才找到他的档案卡片和照片。
原来，直到一九四一年五月末，波塔波夫才被任命为第三三三团某营的主任副官。他在名单上登记的军衔是中尉，不过保卫战参加者一直称他为上尉。可能授予他这一军衔的命令是在战争前夕才下达的，所以在他的人事卡片里这一职务尚未能有所反映。
关于他后来的情况，我们几乎毫无所闻。只知道波塔波夫在要塞里并没有阵亡，而是成了战俘——小彼得在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见到过他一次。后来，有人跟彼得讲过，波塔波夫好象是该战俘营大规模逃跑的组织者。波塔波夫上尉的命运暂时还是个谜。
有些事件，我早已从伊格纳丘克和瓦莉娅那里听说过，从彼得的来信中我又了解到这些事件的细节。例如，他在信中详详细细地向我介绍了武器弹药库是怎样找到的。
象前面我所介绍的那样，此事发生在保卫战第二天，当时波塔波夫指挥的战士已经感到子弹不足。在了解到敌人的确切位置之后，上尉派小彼得和科利亚潜至核堡的捷列斯波尔大门一带，查明德国鬼子是否占领了大门上面半倒塌的塔楼。
乍看起来，这次任务很简单。捷列斯波尔大门同第三三三团防区近在飓尺。
两个少年经地下室穿过整栋大楼，在紧南头楼侧墙壁上的一个小窗边停住了脚步。前面，最多几十米的地方，可以看见环形营房的墙壁，再往左一点，可以看到捷列斯波尔大门黑乎乎的门。
地下室堵头的窗口和环形营房大楼之间的空地上，堆满了被作翻的土块、石头和从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