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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起床时，发现母亲已将做好的鞋垫垫在我的鞋子里了。我取出来一看，只见鞋垫上满是密密麻麻的针脚；再按一下，感觉挺厚、挺沉的；更夺目的是，两只鞋垫上还分别绣了四个字，一只为“好好学习”，另一只为“天天向上”。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名言警句所知甚少，但对这八个字却是耳熟能详的，因此拿来绣在了鞋垫上，意在希望我走好来之不易的求学之路。手里捧着这副鞋垫，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母亲为了这副鞋垫，为了让我好好读书，花了多少的功夫和心思啊！
这时，我听到母亲从外面进屋的脚步声，连忙将鞋垫重新垫好。刚穿上鞋子，母亲便走了过来，弯下腰在我脚上左摸摸右捏捏，并且一再地问我是不是合脚，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赶紧作了肯定的回答，母亲这才满意地笑了，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说：“这下好多了，以后上学走远路就不容易打泡啦。”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脚板下一直垫着母亲做的鞋垫。厚实、舒适的鞋垫，伴随着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读书求知的道路上；母亲在鞋垫上绣的八个字，始终激励着我勤奋努力，刻苦学习，从而以较好的成绩走完了难忘的中学之路。
随着入伍通知书的到达，我穿上了国防绿。本来以为，从此母亲可以不再为我做鞋垫了，谁知，临行前的那几天晚上，母亲却不停地为我做起鞋垫来。暗淡的煤油灯光下，母亲不知疲倦地做呀做呀，做了一副又一副，仍然没有停止的意思。我劝她：“部队发的鞋子穿起来舒服，您不用做这么多鞋垫了。”母亲抬头笑了笑：“你没听说部队要到野外训练，还要长途行军吗？不多做一些鞋垫哪成啊。”说完，又埋头忙碌起来。入伍后的好多年里，母亲一如既往地给我做鞋垫，而且越做越精细，鞋垫上绣的图案和内容也经常变化，有的绣着红色的五角星，有的绣着绿色的长城，还有的绣着“精忠报国”、“为家争光”、“当兵就要当好兵”等字样，既是鼓励我安心服役，报效祖国，也是希望我在部队好好干，有出息。这样的鞋垫垫在脚板下，使我有机会经常感受母亲的关爱，也使我时刻牢记母亲的殷切期望。
后来，母亲的年纪大了，身子骨儿也没有以前硬朗了，可她仍然乐此不疲地为我们做鞋垫。我多次劝她：“现在各种各样的鞋垫多的是，买一副够垫一阵子的，您就别再劳神啦。”母亲听了，总是坚持道：“你就知道买，买的哪有我做的合脚啊。”
如今，年迈的母亲虽然不再给我做鞋垫了，然而，垫在脚板下那份绵长厚重的母爱却是不可磨灭的，将会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父亲
二十五年前。
黄昏，天边的云灿烂如霞。长长的铁轨消失在远方，路基旁一摇一摆晃动着一高一矮一老一少两个身影。“等我长大了要造一架大大的飞机，带上你和妈妈……”我仰着脸说。“好，好……”父亲笑着，慢慢应着，眼睛望着天边的夕阳。晚风吹得铁路旁的白桦林沙沙作响，长长的身影后面留下的一串串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记不清是哪一个女作家说过，男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好像还记得她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所以她的经验或许可以使她这样想吧。事实上每个男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个终身难忘的时刻——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男人！不是男孩，也不仅仅是男士，而是——男人。
我自己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日子是在1993年9月4日——我父亲的忌日。
那是一个很晴的上午，正在市郊奔波忙碌的我忽然接到一个传呼。同事用极为简洁的文字告诉我——“你父亲脑溢血，病危，赶紧回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天早上父亲还是好好的和我一起去单位上班的！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奔波，穿过大半个市区，闯过无数的信号灯，带着一身的臭汗我回到了父亲的办公室。拨开一层又一层的人群，我见到了躺在地上的父亲。他双目微闭，口半张开，很平静地躺在那里。几个单位领导和穿白大褂的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要我镇静、镇静。“我们已经抢救四十多分钟了，没有一点生命反应，希望家属准备一下后事……”我只觉得心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没听见。
又过了二十分钟，屋里静静的。领导看着我，医务人员也看着我。“你们尽力了，出去休息吧。现在我想和父亲单独呆一会儿。”我当时说的相当平静，连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能那么平静。
我跪下来把父亲的头抱在怀里，他的躯体很软，已经没有了正常人体的弹性和体温。我就这样抱着抱着，抱了很久很久……
父亲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与世无争，从来不发脾气，是单位里有名的胆小的老实人。父亲是50年代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同班同学里出色的已经做到了局长、厅长、部长，这些都是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从他们半年前的同学聚会的纪念册中发现的，而这些父亲从来就不曾对我们任何人提过。
在我和弟弟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好像只吵过一次架，至于吵架的原因和过程已经记不清了。父亲从不喝酒，吸烟只吸劣等的香烟，你送他好烟他会小心地收藏起来，在你没有烟的时候再拿出来交给你。父亲一辈子也没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和业绩，每天就是八点钟准时上班，五点钟准时回家，回家时保证会买些蔬菜一起带回来。父亲很少做饭，但做得比妈妈做的好吃。吃完饭父亲不会离开饭桌，会耐心地等大家吃完，一声不响地把碗筷收拾起来。然后听收音机，看电视，吸烟，准时睡觉……
父亲从不对我们瞪眼，也很少呵斥我们，对于我和弟弟的学业也缺乏通常家长都有的督促。高一那年我和班主任吵架，她找我家长，当时是父亲去的。那个女老师比比划划大发雷霆，父亲唯唯诺诺满脸赔笑不应一声。出来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拉我到一家小饭店坐下，父亲默默地吃饭。看我提心吊胆地不敢吃饭看着他，只说了句：“吃吧，都过去了。”我当时一下子就哭了出来，真的，即使在今天，想起那个胖胖的女老师折磨父亲的样子，我依然恨得牙根发痒！
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一次是我被保送上大学，一次是我女儿出生。我看见他笑了，笑得很开心，笑得很甜。
慢慢地我和弟弟都长大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性格像父亲。
我们都相当的开朗活泼，有着广泛的社会圈子和众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事父亲从不过问。
即使是我们问起他的意见，他也总是带有一些试探性地回答，不带有丝毫的指令性味道。
父亲就这样走过了55年，默默无闻而兢兢业业平平凡凡的一生，最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一年我26岁，我的宝贝女儿刚满周岁。
告别父亲的时刻，使我重新审视父亲辛劳操作的一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也使我意识到从此时此刻起，作为长子的我就必须挑起这副担子，做一个男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我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耐心地听她讲院子里老太太们中最新流传的小道消息；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努力去完成任务；每次下班时都有意识地在市场里穿过，试图寻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带回家里；即使外面的应酬活动结束得再晚，也坚持回家；即使再多的灯红酒绿杯盘交错，也能记起家中妻和母亲焦急的目光；不忘记答应带给女儿的一个小礼物；不忘记在母亲和妻的生日送一个问候与祝福。做到这一切很累，真的很累。但是我很满足，因为这是一个男人起码的职责。
其实这个社会上根本没有那么多落难的公主等待白马王子的解救，也不会有太多见义勇为的机会等着你热血沸腾。所以，我不相信施瓦辛格的铁血硝烟或者周润发的风流倜傥。男人恐怕本不该是那个样子的，就算真的做到那样，也好像应该仅仅叫做男士——不过是展示一下男儿血性本色的一面罢了。比较起来，我宁愿接受父亲更简单的男人原则：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少说多做的处事信条。
这极其简单而又极其普通的原则伴随我走过了五年，走过了一千多个日出日落。每年的清明节我都带上妻和女儿去看父亲的陵园，默默地用心灵和他对话。在我眼里，父亲不是一个出色的顶天立地的人，尽管是极为普通极为普通——但是——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男人。
世界上不外乎有两种人：一种人的行动告诉你该怎样做人；一种人的行动告诉你不该怎样做人。在这一点上，我永远感激我的父亲。
二十五年后。
黄昏，天边的云依旧灿烂如霞。长长的铁轨消失在远方，路基旁一摇一摆晃动着一高一矮一老一少两个身影。“等我长大了要有一间好大好大的房子，接上你和妈妈……”女儿仰着脸说。“好，好……”我笑着，慢慢应着，眼睛望着天边的夕阳。晚风吹得铁路旁的白桦林沙沙作响，长长的身影后面留下的一串串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姐弟情深
其实，小时候的晴月，在外人眼里，一直是非常听话，非常柔顺的孩子，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可不知为何，晴月对自己的亲弟弟却总是很凶。
晴月比弟弟大两岁，但做弟弟的，小时候总不肯喊晴月“姐姐”，两个人也总是打架，是那种咬着牙拼着命的打法。常常是晴月把弟弟的胳膊上掐得流着血水，弟弟把姐姐的身上捶得青一块紫一块。
外面下着雨，听着细细地雨声，晴月眯着眼晴，努力地去想二十多年前总和弟弟打架的缘由，却没有任何头绪。晴月摇摇头，笑着，竟然是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
上了初中，姐弟两个忽然就不打了。好像两个人同时明白，他们应该做这个世界上最亲的姐弟。在晴月的感觉里，是弟弟先知道疼姐姐的。晴月印象里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初中二年级时——那时因为学校抓升学率，从初二时，班主任便要求每隔一天，下午放学全班就要补一个小时的课。那天补课时班里乱糟糟地，班主任一生气，便又延长了补课时间。每个学生的肚子都饿得咕咕乱叫，但没有一个人敢走。大家有气无声地读着课文，而班主任可能早溜回家吃饭了。
正在晴月饿得伏在桌上瞪着课本发愣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有骚乱声，但她并没有在意，一直到后面的同学用手轻拍她肩头时，她才恍然回头。同学递给她一个塑料袋，她惊异极了，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个月饼。同学回答了晴月疑惑的眼神——“是从最后面传过来的，可能是你弟弟送的。”
晴月站起来，看到弟弟站在后门前，而弟弟看到姐姐，知道姐姐拿到了月饼，便消失在后门。
全班同学都知道了晴月的弟弟给她送月饼的事，因为晴月坐在第一排，那个月饼是从最后一排的同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