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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爷虽然在总结会上被评了功,但最终却没有得到嘉奖,原因是,部队发现他犯错误了。
在刘马寨战斗中,刘大爷在打扫战场时拣到了一件皮衣,这衣服是大衣还是披风当时也没看清楚,不过他没有上交,而是立刻就把它割成了好些块。当骑兵的嘛,坐在马鞍上裤裆特别容易破,刘大爷就把这块皮子缝在裤子上了。当时,他班上其他几个战士也有样学样,都缝上了,因此被别人称为“高级屁股”,老刘还挺得意。
接下来部队到张鲁集休整,和回民支队在一起,联欢的时候,那边一位班长送给刘大爷一个“护身符”,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人家解释说是“动刀动枪,生死由天,怨命不怨人,屈死冤鬼别来找我……”。刘大爷虽然不大信这个,但考虑到别人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也就送了他一块皮子,还告诉了他这东西的来历和好处。
没想到第二天,正好传达上级“关于严肃战场纪律的命令”。总共四条,第二条就说“在敌人已被消灭或大部消灭时,应首先追击逃去之敌,然后组织少数兵力担任战场扫除队,其余部队迅速集结。不得乱抢胜利品和私物,丧失战斗意志……”,第三条又说“一切战利品,如……衣物,均应成为强化人民军队的资源……不得私自隐瞒或任意毁坏,以至转送变卖”。好家伙,四条中间,老刘就犯了两条。
回民支队的那个班长在讨论的时候把皮子拿出来说事,他们部队当时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给上级写了个材料,刘大爷立刻就成了典型,一通批评下来,功过抵消,嘉奖的事情也就泡了汤。
其实还不止这些事,骑兵团连续作战,一方面有所缴获,另一方面严重减员,因此就显得装备比人员多。每个班都有机枪,机枪手在前面走,后面还有匹战马驮弹药;象刘大爷这样的班长,也是大马刀、三八枪、二十响盒子炮,全身披挂。这难免让苦哈哈的回民支队看了眼红。当时张鲁集那里正遇到各路政工干部云集开会,而张鲁集又恰巧是回民区,领导们一商量,骑兵团除干部配枪以外,全部短枪上缴,另拨出机枪五挺、战马三十匹,支援回民支队。
这时候,正巧有许多从延安回来的各游击区领导路过冀南,因为元城战役后这一带比较安全,于是都在此停留片刻。骑兵团也就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刘大爷记得有个女同志讲的特别精彩,而且人家还是豫鄂边挺进纵队的政委,叫陈少敏(他当时想不到,自己解放后会在陈大姐手下工作好些年)。又过了几天,轮到马本斋司令做报告,并且,党政领导也同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回民支队的事迹,号召向马本斋的英雄母亲学习。大家很受教育。
“只几天的时间,见到了一位女英雄,又听到了另一位女英雄的事迹。咱们当男子汉的,不勇敢顽强不行啊”!
不过,骑兵团的战斗减员现象终究是个大问题。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招来一些人就能补得上的,况且冀鲁豫这地方不比西北,青壮年中有乘骑基础的人较少(会赶马车的都不多,就更别说骑马打仗了)。上级领导经过通盘考虑,进行了一些调整。
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新任政治处主任李庭桂。这个李主任挺有才气的,一到部队就编了首《铁骑兵战歌》,以连为单位,组织大合唱比赛,歌声飞扬之中,还搞运动会,比赛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文体活动,他都邀请各级领导参加,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小孩子跟着队伍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主任还随即创办了《铁骑报》(这份小报后来影响很大),宣传部队里的好人好事,开展各项评比,首长们看到朝夕相处的铁骑健儿的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也就格外高兴。
合并过来的新七旅骑兵连(编为第五连),文娱基础也很好,特别是他们的秧歌队,能歌善舞、扮相英俊,新任的供给处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了,带头翩翩起舞,大家原先都没怎么见过这个,顿时乐得不行。接下来,政治处又挑选文娱骨干,组织团的秧歌队,这下子,更是锣鼓喧天了。
不久,四分区的骑兵人员也并入了129师骑兵团,编为特务连。这部分骑兵有的是原冀中军区骑兵团团部的,有的是冀中其他部队的人员,他们的部队经过“大扫荡”之后损失了,幸存人员由南进支队收容,现在大约共有七十多人。和他们一起来的,有训练参谋边乔(后任骑兵团副参谋长,47年牺牲)。
边乔是骑兵专科的毕业生,在东北军干过,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刘大爷记得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呆,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好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么!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你现在却要打他!你真不是个人啊”。当时,把战士们都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他的怀表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什么”,他说“这里面有文章。这表虽然零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大伙笑笑,也就明白他的意思,不去提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那些活动,边乔也只是看看,很少参加,这就显得很另类了。团长政委找他谈话,到最后总算成功了,他答应参加活动,可却是另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带着一帮人训练出来,好看极了,结果以后弄得军区、军分区和地方上有些大的会议,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长司家荣去指挥。司家荣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的边乔发明的体操……”。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他生病了,没来……”。
除了这些新连队和新干部,还有包括新任参谋长王玉珂在内的一些新战友陆续补充到了骑兵团,团队的力量逐渐恢复并增强了。可就在这时,华北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大片地区粮食绝产。
没有粮草,不仅在物质上给骑兵团造成了生存上的威胁,在精神上,也给战士们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1942年到1943年,是日伪军扫荡最多、最残酷的时期,根据地广大群众遭受了很大蹂躏,房屋被烧毁、许多群众和抗日家属惨遭杀害,扫荡所经之处,村村穿孝,处处居丧。而偏偏在这时候,老天也不开眼,华北地区又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旱灾,冀南和鲁西土地大面积绝收。
刚开始,八路军战士们还没有感觉到有多么困难。当时,在后方根据地,抗日政府已经实行了减租减息,老百姓家里一般都还有些存粮。
减租减息,实实在在地保证了劳动人民的权益,农民群众缴纳公粮的积极性因此极为高涨。八路军并没有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各自的家里,军队需要的时候再临时收集。如果有部队和“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那粮票就可以充抵公粮。汉奸们没有这粮票,想来白拿白要?门都没有!
遇到困难,拖欠地主地租的事是有的,可不交公粮的情况极少。八路军实行“拥政爱民”,和根据地群众是鱼水关系啊。本来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乡们宁愿自己吃高粱米棒子面,也要把白面留给子弟兵。谁家要是吃了“独食”,不仅农会要批评,连周围乡亲们也不待见。有一次,刘大爷送一个伤员到老百姓家休养,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正吵着,看见伤员同志来了,老婆婆毫不犹豫,转身就把这母鸡炖成了汤,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那时候,周边的环境都很恶劣,许多部队和机关就陆续到元城一带来休整,这里本是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所以各地来的人马都有。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搞篮球比赛,骑兵团活动范围大,到处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原来是搞学生运动的,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参加过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篮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军区球队都不怵。当时,最厉害的是青抗先的一位干部,人家是天津来的大学生,专业,“拍皮球的动作都和咱们不一样”,每当他上场,男女老少都围着看,把他当明星了。
比赛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篮板的位置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挡着,再用柳条圈个篮框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运动了。篮球场地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一次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派人把这边的梯子扛起来就走,骑兵团找不到地方投篮,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到了年底,部队就乐观不起来了。大旱之后,颗粒无收,进入隆冬以后,军粮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来。即使得到了一些从其他游击区支援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啊,往往是刚领到一点军粮,就分给乡亲们一半,自己再将就硬扛着。
天气越来越冷了,可战士们还穿着“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地方上这时也没有能力为部队换装,于是军区拿出一笔资金来,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
根据地的那些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周边地区的物资也被敌人控制得很严。刘大爷参加了冬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穿着便衣满世界赶集,也没收购到多少布匹棉花,真是愁死了。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的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刘大爷他们也是病急乱投医了,立刻去找他。
漳河店,刘大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我们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他们这才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