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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首先是从冀南开始的，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岗村宁次指挥第41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协带着三万多伪军，突然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合围，企图将我党政军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次突破“铁壁合围”的战斗，是129师骑兵团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也是惨烈的一页。
马甲记得，刘大爷在叙说这场战斗时，常常会停下来，长时间地沉默，象在思索着什么。“那是一场混战啊，真是一场拼意志力的较量……”。
战斗的警报是在一个清晨突然敲响的，当时，骑兵团正驻扎在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附近的兀兰屯。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大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禁闭室里面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那段时间，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华北一带战事不多。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都到太行山开会去了，政治部刘志坚主任于是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的活动，就是各连队每天出几道增长知识的题目让大家讨论，还排演说说唱唱小节目、搞一些室内游戏什么的，反正对消解疲劳、活跃部队有好处。
头天晚上，王占奎和刘金魁打起来了。这王占奎是山西人，最崇拜关云长，排演节目时也是开口闭口不离关公。那刘金魁是有名的“碎嘴”，硬说关老爷比不上他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他家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也就是图个捣乱罢了），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指导员于是把他俩都关了禁闭，派刘大爷睡在禁闭室门口，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王占奎和刘金魁睡够了，继续拌嘴。这回刘金魁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刘大爷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外面，骑兵们正准备出早操，几个连长还约着要和指导员比赛马，大家热热闹闹地挺高兴。就在这时候，有斥候巡逻的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是东北方向听见了坦克声响，曾玉良团长和况玉纯政委还不大相信，爬到房顶上拿望远镜观察，真的发现远处郑家口方向有鬼子坦克和骑兵队。
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合围扫荡，我方事先一点情报也不知道。更糟糕的是，当时，八路军对于反扫荡的方针也不明确。
几年来，在反击敌人多次合围、扫荡的战斗中，各地各部队都积累了相当的斗争经验。而41年以后，日军也在改进作战方法，不断尝试“捕捉奇袭”、“铁磙式三层阵地”等手段，越来越凶恶。针对敌人的战法变化，指挥华北八路军的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统一制订对应的作战方针。
陈再道、杨勇等将领认为：敌人的扫荡，总是由外围各路向中心区合击，最后再向据点撤回。因此，我军应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及时跳出包围圈，向周边地区甚至敌占区行动，打击其相对空虚的后方交通线。待敌人撤退后，主力再转回中心区。针对这种观点，彭总批评是“过分强调正规部队的意义”，是“右倾”。
薄一波、王新亭等边区领导建议，加强根据地建设，广泛采用分散的游击战，先拖后打、边拖边打，坚持腹地斗争，最后实施反攻。结果，被彭总批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是“左倾”。
彭总主张“倚靠根据地，在运动中阻击或歼敌一路”（这是红军反围剿的办法），可许多人又认为难以做到，一时争议很大。后来。在邓小平政委的协调下，做出一个“妥协”的结论：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积极反攻；二是坚持基本的游击战、开展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结论看起来有道理，可在战术指导上却很含糊，让部队莫衷一是，以至于出现了各自盲动的情况。
1942年4月29日这一天的清晨，在兀兰屯这个小村庄，129师骑兵团的领导，也面临着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困惑。曾团长下令部队集合，准备拔营，士兵们忙着收拾东西，各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有点乱。
就这么一会功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而且后续部队还看不到头。这时，用不着领导说明，大家都知道是遇上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
战士们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大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会你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指挥员们还在考虑行动方案。曾团长指出，现在对面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越，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冲出合围（后来，驻在附近的冀南军区一个步兵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治部主任徐青山支持政委的意见。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军区总部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曾玉良团长分析了几种可能性，决定由他带一个连沿着卫河西岸向南寻找，况政委则带三个连向南宫县方向前进。部队立即出发了。
刘大爷他们由况政委带领着行进到武城县十二里庄，找到了军区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不在部队，到太行山开会去了），大家看到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冀南行署机关、后勤、医院、学校和一部分群众全都挤在这里，人很多。军区直属部队只有一个特务团（五个连），力量薄弱，刘、范首长看到危急时刻骑兵团主动到达，十分高兴，随即命令骑兵团为前卫，向西南方向突围。ccｈ这时，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我区领导机关的人员也越来越集中，走到大邢庄（大辛庄？）附近，四面八方都被围住了。刘大爷骑在马上，能看见日本的膏药旗，看见敌人下车，展开梳篦队形，步步紧逼过来。天空中也出现了几架鬼子飞机，总部机关的队伍顿时有些混乱了……
骑兵团组织力量继续向西南方向突围，结果发现敌人在这里利用壕沟纵深设置了三四层火力网，接连冲击了几次，牺牲了不少同志，突破不了。于是赶紧转回头来，向北面冲，跑了一段路，迎面日军坦克车上来了，骑兵只好往下撤。我们的人都被困住了。
这时，南面大邢庄突然扯开了个缺口，那是曾玉良团长从外线打了进来。原来他带着一个连沿着卫河河岸搜索，没看到机关的队伍，知道大家一定被围了，于是就斜刺里杀回来，抢占了村庄。首长们立刻组织人员向大邢庄方向突围，可是，前头的部分骑马的干部刚冲出去，步兵没有及时赶上，敌人就迅速把口子堵住了，曾团长也被挤出村子，到了包围圈里面。
曾玉良分析了情况，认为正南方向，卫河一带敌人配备最薄弱，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要突破大邢庄。曾团长和况政委请示上级，刘志坚主任同意了他们的意见，骑兵团随即展开攻击。
三连打头，全团冲锋。突然，村庄右边的坡地上，出现鬼子一个小队，他们用机枪实施侧击，打散了我军的进攻队形，骑兵们虽接近了村庄却无功而返。刘大爷的“公鸡”也挂了彩，但好歹还是坚持着撤了回来。二连的小崔，战马受伤，惊了，把他甩在了村口，小崔被鬼子追得没办法，大家眼睁睁地看他跳了井。
进攻受阻，曾玉良团长满脸铁青，高声呵斥着，命令所有战斗人员立刻上马，重新集结。刘大爷的战马颈部受伤，他本来是准备牵马突围的，结果被曾团长打了一马鞭。
这时候，在其他方向上艰苦阻击的军区特务团伤亡过大，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很多机关干部也觉得突不出去，就开始撕碎文件、破坏器材。一片悲壮之中，军区后勤部的政委掏出手枪，高喊着“共产党万岁！”准备牺牲。况玉纯拦住他，说“好同志，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冲锋。
况玉纯政委亲自充当旗手，他单手擎着红旗，在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战场、为宋任穷政委多次颂扬，并最终成为全团集团冲锋口令的经典口号——
“骑兵团 ！共产党员集合！！！”
“曾玉良到！”
曾玉良团长抽出战刀，第一个站在了政委身边。
“曾玉良到！”
“徐青山到！”
“王永元到！”
“张起旺到！”
“…… 到！”
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喊叫着抽出战刀，普通战士抽出了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同志们也紧跟了上来。有位军区领导喊着“同志们，拼了啊！这里不是倪家营子！”
后来，当刘大爷知道“倪家营子”的含义之后，他才真正理解了当时的悲壮。的确，象曾玉良、况玉纯这样有过西路军惨痛经历的战士们，就是宁愿牺牲上一百次，也决不肯再重蹈曾经的覆辙。
拼了，这是竭尽全力的最后一次冲击；拼了，骑兵的铁流，暴风般地涌向了大邢庄。从进攻一开始，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如果这次再冲不进村子，大家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村庄右侧坡地上，鬼子的机枪响了。有战马接连被打倒，摔下来的战士打几个滚，爬起来，满脸是血地举着马刀继续冲。跟在骑兵团后面的，是握着手枪、攥着手榴弹的机关干部，是学校学员、后勤管理员，是印刷厂工人，是医院的医生和伤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所有的人，都冒着弹雨、义无返顾，为撕破鬼子的“铁壁合围”，向前冲！
“猛子！韩猛子！干掉机枪！” 曾团长和参谋长都在喊。
“好的！跟我去砍机枪啊！”
四连长韩永正立刻扑向了机枪阵地，一彪人马跟着他。没有时间调整进攻队形了，甚至没有组织乘马射击掩护，三十多匹战马呈一列斜线疾驰，战士们抡着马刀踏上了日军阵地。
说起来，日军执行战术意图还真坚决。从头到尾，他们的机枪一直侧击着通往村口的方向，完全没有顾及接近阵地的这一路骑兵。大概，鬼子以为，凭借阵地上的二十来支三八大盖就能挡住几十匹战马了，可他们没料到，带头冲上来的是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
韩永正外号“韩猛子”，那可是从徐海东到陈再道都常挂在嘴边的勇将，是刘伯承亲自抄鸡蛋加菜慰劳的优秀人物。他本人的战绩且不用说了，就连他的战马（也叫猛子），也是有战斗英雄称号的啊，平时，一般普通的马都不敢栓在它旁边。
韩永正是个左撇子，练就了左手刀右手枪的绝技，远打近砍的，谁能挡得住。他冲进敌阵，首先就把机枪手剁了，接着又带领战士们，一顿马踏刀砍，残余的鬼子跑到小树林里去了（骑兵难以追进树林作战）。
刘大爷冲上土坡时，机枪已经不响了，阵地上还有几个端刺刀的在顽抗。马刀拼刺刀，步兵不是对手，他稍一错身，就把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