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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反应仅仅是惊讶。“你已经确诊了？”
“是的。我要求他们尽快做出诊断。一星期后我去看你，然后拆掉手术线，好吗？”
“好的。”我说。然后，我仍在说：“谢谢，太感谢您了。”
挂了电话，我终于等到了一种深深的释放感。我被宽恕了。我想让泪水夺眶而出，我想放声大笑，或者打电话告诉我的家人，我想出去散步、去赞美路旁的一切美好事物。但我只是站在厨房中央，一阵安详而怪异的空寂让我平静下来，就像一片云吹到了太阳前面，阳光无法通过窗子照进来。我曾经到达过紧张和莫名紧张的顶峰，抑制住呼吸。随后，就像海浪轰然冲上沙滩又悄无声息地消散般，焦虑不见了。我已经躲过了这一劫，正因如此，我心情激动万分欣喜。但一种更微弱的感觉，一种令人恐惧的忧虑，已经迅速占领了我的心灵。
我想知道，当我把那些好消息告诉我的病人们的时候，她们会是什么感受。她们是为之庆祝呢，还是和我一样也进入这种悬空的期待中，想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她们是否会想，因为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病人的问题上，所以我抛弃了她们，或者不屑于回答她们的提问，就像我的问题，无疑是模糊的而且难以清晰表达的，但又是棘手麻烦的。
和我的病人一样，手术后的我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因为我已经得了钙硬化，它是否还会在体内继续发展？我是否应该停用雌激素呢？自从我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后，就一直在服用这种药物，它会刺激乳房组织保持原状，但是有些研究表明，这同时也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性。如果我继续服用雌性激素，那么我是否需要六个月拍一次乳房Ｘ光照片而不是十二个月一次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我经常在半夜里问自己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调整的一系列微小的不请自来的改变，它们是不是我衰老变化的开端？
我的问题无从找到答案。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相信医生懂得一切，他们能治愈任何病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交给他们。我终于体会到了，身体是不可预知并且是难以信赖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在体内瞬间发生，药物只是在对抗疾病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假设集合，不同意见和经验总结的堆积结果。所以我努力按照我告诉病人们的那样去做：探究各种观点，听取专家意见，咨询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最后利用这些可以得到的信息做出最好的决定。当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时，这条常规建议对女人来说就会显得格外重要。当我翻阅杂志寻找一些预防乳腺癌的信息时，埃莱诺在图书馆寻找巴氏测试异常的原因。当乔安娜试图让自己相信盆腔疼痛是出于生理原因时，莱拉则经常问她的朋友她要个孩子如何。
不愿做孩子的父亲（1）
莱拉一个人来做超声波检查，婴儿正常，查尔斯不愿做孩子的父亲
莱拉溜达着正要从我的身边经过时，她肥大的裤子扣子松着，高帮运动鞋的鞋带也散着。原来呈现青紫色的眼圈，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如果不知道她曾经被打成乌鸡眼，你可能会认为她仅仅是看上去很累而已。
“嘿，你好吗？”我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胳膊。
“哦，嗨！”她说。停了一会儿，羞答答地，她歪过头看着我，“我是来要我的超声波检测结果的。”
她显得有些激动，和所有即将迎来第一个未出世宝宝的年轻妈妈一样。但是又不像其他的妈妈，她努力地使自己看上去不是太高兴，不是太急切。
“好极了！”我说，“肯定没问题，去要你的照片吧。”
“太爽了。”她说着，并魂不守舍地用力拽自己的头发。一个破旧的背包挂在她的一只肩膀上，一串钥匙荡在她的屁股上，另外一把钥匙绕在她的脖子上，看上去就像一个系着红绿蓝三色塑料编绳的参加夏令营的孩子。
“那么，是查尔斯陪你一起来这儿的？”我向后斜靠在南美洲的地图上，试图避开尼加拉瓜到巴西的那排别针，莱拉也向后斜靠在对面的墙上，挨近电话的位置。
“我猜他不会来。”她说。
查尔斯挤不出时间来看他的孩子，我想知道莱拉此刻的感受，但是她没吐出半个字。我们又在墙上靠了几分钟。
“怎么，你想和我一起去吗？”她说，“没准儿你挺忙的。”
我的确很忙。我刚刚看完一个病人，还有另外一个病人的病历卡等我处理，但是莱拉已经向前迈出了第一大步。她请求别人能陪伴她。
“好的，莱拉，那我就和你一起去吧。我可真想看一看这个小家伙。”
她耸了耸肩。“那好，走吧。”
我紧跟着莱拉那浅红的头发和破书包来到了大厅，转弯处的两间小屋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围产期检测中心，我们在这里做超声波检查、羊水检查以及无压力检查，我们所做的各种不同检测都是为了评估未出生婴儿的身体健康状况。
因为莱拉吸烟，所以她在妊娠期的最后几周内必须做几次无压力检查。护士将在莱拉的腹部用蓬松的皮带安装一个ＦＥＴＯＮＥ——一种特殊的听诊器，当她躺到皮椅上的时候，婴儿放大的心跳会在监测器的荧屏上以锯齿状线段显示出来。每一次踢腿和扭动都会使婴儿的心跳加速，使棋盘式的检测纸带上多出一个小小的针形图案。如果心跳随着运动能正常加速，这条纸带就被称作是“活性的”，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因为它说明即使婴儿胎盘的血管因为莱拉吸烟而变得狭窄，孩子的心脏仍然能够得到足够多的氧气。
因为莱拉很年轻，并且也没有任何异常的遗传史，所以她不是羊水检查的“候选人”，这种测试我们一般只给三十五岁以上的妇女做，还有那些因为遗传异常而有生育危险的人：那些患有类似唐式综合症的妇女，在分娩时需要强心剂或者有其他缺陷的妇女，那些筛选检查显示可能有问题的妇女。做羊水检查时，孕妇的腹部首先要被麻醉。然后医生在超声波的指引下插入一根又细又长的针，刺穿皮肤和肌肉，穿透子宫壁，然后进入羊水区，一个充满液体包裹着婴儿的气泡。有时候，婴儿会躲开针，好像他感觉到了侵犯一样。还有时婴儿会不安分地扭动着，看上去好像针已经刺到了婴儿，他向我们发出了一个生命在早期遭受虐待的警告，但是我从未见过一个婴儿因此受到伤害。少量的体液被取出后，要用消过毒的杯子送到遗传检测实验室，由受过严格训练的医师培育这些细胞，然后耐心地等待细胞分裂。
正在分裂的细胞会呈现出随意的混乱形状，它们被提取、固定，染色，最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研究。从这些细胞里提取的细胞核要被拍照；然后单个的染色体要从照片中分离出来，再被成对地排列起来，进行计算和分析。每一个染色体都是由其独一无二的或明亮或暗淡的条带组合模式构成，就像灯蛾毛虫身上的条纹一样。人类细胞里共有二十二对染色体，每对染色体都包含着很多决定婴儿某些未来发育特征的基因，另外还有一对性染色体：如果染色体是ＸＸ，那么婴儿就是女性；如果染色体是ＸＹ，那么婴儿则是男性。Ｘ染色体是母亲惟一能提供的性染色体；只有携带Ｘ和Ｙ两种性染色体的父亲才能决定婴儿性别。假如他提供了一个Ｘ染色体，那么婴儿为女性。如果他奉献的是Ｙ染色体，那么婴儿就是男性。
羊水检测的几周后，诊所会收到一组打印得非常平滑的已经排列好了的染色体，看上去好像是一对对弯曲的通心粉扭动着布满了整页纸。一共应该有四十六个这样的花体字，一对一对地单独排列。假如有一对被破坏了，那对孪生面条被搅碎了，或者假如某一个染色体的一部分被折断后，又连在了其他什么地方，那么就会制造出一些麻烦。我们对病人解释说，大概百分之八十五的早期流产是由基因异常造成的。而且，每一百七十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可能是有缺陷的，不过通常这些异常无关紧要。有些时候这些缺陷是非常经典的：有一条多余的二十一号染色体，这预示着婴儿可能会有唐氏综合症，或者是额外的Ｘ染色体将会产生凯氏综合症。性染色体偏移的发生概率是千分之一，其结果会导致睾丸萎缩、肥胖，或者是轻微的智力低下。假如有些异常发生了，那么我们会从婴儿的父母身上抽一些血，技术人员还要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染色体，把这些点滴线索拼凑到一起就会揭开基因的奥秘。然后父母就必须决定他们的取舍了。
不愿做孩子的父亲（2）
有些人的选择是终止一次毫无希望的怀孕。另外一种选择是不管会发生什么，都要继续坚持。曾经有一对夫妇，尽管知道他们未出生的女儿将会是一个畸形并毫无自理能力的生命，仍决定保住胎儿，直到把她生下来。如果这个婴儿能够活着生下来，他们说，他们不是要做出什么英雄壮举，而仅仅是想抚养她，让她感到温暖。假如发生奇迹，她存活下来的话，他们就会把她带回家，细心地照顾她直到她死去。女孩的出生比预产期早了两周，活了三个小时后，在她父亲的怀抱里死去了。包括她祖父母和三个护士在内的所有人都抱她，吻她，抚摸她。他们用毯子把她裹了起来，粉红色的羊毛毯在她的下巴下面高高折起，然后给她照相。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一切。
我开门走进超声波检查室，莱拉跟在我身后。她把她的背包扔在了椅子上，转过脸面对着超声波检查仪。我们有最棒的“模特”。它坐在角落里，像一位肥胖的高级文官，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怪异的纽扣和一张像大屏幕电视一样的脸。
“哇噻，”她说，“就是那个东西吗？”
“是啊，华莱士医生一会儿要用这个传感器，”我指着胖胖的“手”的部位说，“让我们看看你的宝宝。”
我们的病人们说，超声波检查很有趣。她们喜欢医生使用温暖而粘湿的仪器在肚皮上咯吱咯吱压过，她们喜欢传感器滑过皮肤的那种温柔但坚实的感觉，微微有些热，轻轻一点震动。当然，我们之所以做超声波检查，是出于我们对胎儿基础发育的关心：婴儿是完整的吗？他有一个功能正常的心脏、一个健康的肝脏和发育完全的脊髓神经吗？嘴看上去如何？整个唇部长得很完美，还是只有一个裂缝，一个从嘴唇到鼻孔的开口呢？但是我们的病人们仅仅想看到她们的婴儿是完好无缺的、健康的，在脉冲探测器的作用下大幅度地翻滚，并想游近监视器，就好像它们能从那里向外凝视我们。
超声波检查也给了我们确定怀孕日期和计算预产期的机会。我们把超声波检查结果，与根据母亲最后一次正常月经周期推断出的婴儿生长时间作比较。有时这两个结果丝毫不差，婴儿的发育时间确实是按照月经期推算出来的那样长。但也有两者相差很远的情况，婴儿发育时间要么比他长许多，要么短许多。有些妇女记不住她们最后一次月经时间。她们不做最近一次或者间断的那次月经的记录，所以当她们发现自己怀孕时，她们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你最近一次月经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也许就像莱拉，她们不会做什么记录，因为她们认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