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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情形，在中国能够见到吗？在中国，人们更熟悉的情景是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博物馆门可罗雀，里面的展品布满灰尘。政府偶尔组织一些民俗展览，票是白送，还得各单位动员，仍是应者寥寥。
比流失更可怕的是无知
迥异的现状背后，是国民们对待文化遗产的两种不同心态。
本章开头所引用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迅猛和人们的急功近利，更重要的，是表明我们对传统的无知和蔑视。在一些人眼里，一座数百年的深宅大院不过是一堆东倒西歪的破房子，一段明清古城墙不过是妨碍交通的土石堆，而古老社火、剪纸、皮影戏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存在他们眼中更不过是落后和“封建”的象征。
是的，“封建”和“落后”，是大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的不断挫折，使国人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无稽的传说，中华民族那些光荣的早期历史都是些不可靠的附会。五四之后，从鲁迅到柏杨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持续努力，考证出中国文化具有“过滤性病毒”，就像母体内的爱滋病病毒一样，让每一个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染。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就是罪恶的传染源。柏杨则认为中国人生下来就已经掉进了酱缸。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生而不幸，那么一生的任务看来就是要最大可能地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摆脱掉这些“病毒”。
经过一次又一次社会运动中的传播，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观念。从辛亥革命到１９４９年，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幻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幻想着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彻底告别过去，如同“凤凰涅 ”，浴火重生；幻想着砸烂一切旧传统之后的中国人，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砸烂祖宗遗物时，感到的不是心痛而是兴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兴起拆城墙的热潮，城市居民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方式”，怀着“为社会主义祖国作贡献的美好理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不长时间就把数千座古城墙拆掉了。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拆改。１９５８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有这样的描述：“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万幸的是，这个规划没有彻底实施，要不然现在的游客就不会看到紫禁城的城墙、角楼和护城河了。
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化反思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走火入魔的顶峰。从五四、１９４９年到“文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企图越来越远地告别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受教育的几代人被告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传统是一次次的农民起义，除此之外，都是些灰暗的色彩。四书五经这样的毒草自不必说，连北京古城也是罪恶的象征。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从６０岁左右的省部级干部，四五十岁的前知识青年，到刚刚踏上社会的２０多岁青年，目前掌控着我们社会发展的这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学课本里选读的几篇古文就是这几代人对传统的全部概念。孔子、孟子在这几代人心目中是几个念颂陈腐信条的呆板老头，“忠孝仁义”、“长幼尊卑”则是封建道德的内容，修谱祭祖是散发着腐朽气的封建迷信活动。什么京剧昆曲地方戏，哼哼唧唧，令人生厌，至于什么“四维八德”，什么“理学”，“心学”，对不起，根本没听说过。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富起来的农民们高兴地拆掉百年老屋，盖起丑陋的水泥楼，把传了几代几十代的老家具扔掉，用上复合板家具；为什么那些市长县长镇长们毁坏文化珍宝时心中没有一点点负罪感，反而认为自己是在为民造福。公安机关在打击盗卖文物案件时，往往没有处理一件抢劫甚至盗窃案重视。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传统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之类的洋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１３亿中国人，有多少人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着多么惨重的损失，多少人意识到了因我们的不负责任，我们将对子孙万代犯下何等严重的错误，我们已经对列祖列宗犯下了多少不可弥补的罪过。
砸烂的后果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抢救民间文化的冯骥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
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文脉的衔接十分困难。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外国老人，８０岁了，他在北京生活了６０年。这个老外说，我在北京认识了五代（一代十岁）的中国人，一代不如一代。他讲的主要是文化人，指的是知识的视野、厚度、学养、个性魅力。５０年来，我们太少出现学贯中西的大师。五四时期的文气已断，中国文坛只剩下些是非曲直了。
冯骥才的话形象地提示了毁坏传统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厚度的伤害。
毁弃传统造成的第一个后果是加剧了民族自卑感的形成。
自从国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从盲目自大迅速变成了盲目自卑。“文化病毒论”则为这种自卑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原来中国人从遗传基因上就不如别人，所以怪不得外国处处领先，中国事事落后。
在每天的电视新闻里，欧美政治家西装革履来去匆匆，中东的阿拉伯王公们身着长袍头戴白帽参加圆桌会议，非洲国家元首们裹着绿色大袍到别国访问，印度总统双手合十用大象开道欢迎来宾，日本妇女穿着繁文缛节的和服在街上行走……世界几大文明的继承者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标志。
只有历史最古老的中国，在国家礼仪上全部照搬“国际标准”，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没有自己的独特色彩。
毁弃传统的第二个后果是民族的发展缺乏立脚点，社会伦理价值严重混乱。
侯仁之老先生说：“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人，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也是如此。不了解她的文化遗产，就无法继承，也无法发展。”
在“文革”迷梦破灭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没有了革命的激情，也没有了传统的支撑。 “毫不为己、专门利人”似乎过于崇高，而“温良恭俭让”又早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在没有有效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伴随着腐败、无序和道德滑坡发展。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防盗窗爬得越高。瘦肉精，毒大米，加了洗衣粉的油条，在混乱中，人们自己伤害着自己。
毁弃传统的第三个后果是青年一代对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宝贵财富缺乏感情。文化的流传是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青年一代没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没有机会去体会传统文化的优美。他们只知道有西方的情人节，不知道东方七七鹊桥相会的七夕节。他们也许会去听交响乐以附庸风雅，而没有耐心听昆曲的咿咿呀呀。青年艺术家们一开始就把眼睛盯上西方先锋艺术，努力去迎合西方人的趣味，却很少有人想到去追寻传统。青年一代与传统文化的陌生感越来越强烈，总有一天，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会完全是“别人的文化”。到那个时候，传统文化将彻底死亡，永不再生。
韩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当你和韩国人接触的时候，最明显的感觉也许是他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一方面来自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骄傲。
事实上，韩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看法在外国人看来甚至有自大的嫌疑。当一个中国人和韩国人谈论起历史时，韩国人马上会滔滔不绝地讲起韩民族发明了铜活字，发明了最伟大的文字韩文，发明了抗击倭寇的龟船，讲起他们伟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安重根，讲起他们的东方孔孟李退溪、李栗谷。几乎每个韩国人都认为韩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有创造力的文化，韩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也许韩国人的自信有点过了头，你却不能不承认韩国在利用历史文化传统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成功。
到过韩国的中国人，从他们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看，很少看到居民住宅有防盗门和防护栏，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就能判断他们道德建设与教育是相当成功的。今日韩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礼仪之邦”。
儒教传统在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明显。随着“汉江奇迹”的出现，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了儒家社会伦理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正面作用。韩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传统的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团结，有助于调动全体人民的力量，共创国家复兴大业。到现在，“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全世界韩国研究者的一个共识。
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成功步入现代化的韩国应该是成功地与过去挥手告别的国家。他们应该会以韩国人那种激烈果断的方式彻底地铲除“封建文化”，脱胎换骨，改头换面，以全新的姿态与欧美“接轨”。
然而，谁知道，韩国竟然保留了那么多我们抛弃的“封建”和“落后”的传统。
韩国人对中秋节的热情让许多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感到非常惊讶。中秋节在中国不是法定节日，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淡。而在韩国，要放假三天，举国欢庆。全韩国出现像中国春运一样的交通紧张，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韩国人对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远比圣诞之类的外国节日重视。在他们心目中，传统节日才是“节”，外国节日不过就是“找乐”罢了。
韩国人十分重视长幼尊卑，家长在家里仍然是绝对的权威。一些韩国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按照从中国传过去的传统方式，到文庙祭祀孔子。人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中国封建时代的县学和书院，现在都已荡然无存，而韩国至今还保存着２８１所乡校和８４所书院，他们在这里设立“忠孝教育馆”，开展有关儒学的学术活动。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元代时，中国的《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现在仍然是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
谁能想到，几千年的儒教血脉在中国断裂后，居然在韩国部分地保存了下来。现在，一些中国学者需要到韩国去感受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