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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站着。
最抢眼的是贾桂。贾桂有名言：奴才站惯了不想坐。
还有，在田间默默耕耘的农民；
公共汽车上找不到座位的老弱妇孺；
行为艺术（2）
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小学生；
随地小便的男人……
车厢里的人全都站起来了，北京到了。
出了站口，不知怎么我心头一乐突然想起了胡汉三，我对子轩说：“儿子，你该对北京打个招呼——当年大难不死的周子轩走到天涯海角又回来了！”
子轩没反应，我很失意，好一阵才想起他不认识胡汉三。显然是我兴奋得有些不察。
我把鞋换了，以示对首都的敬重。
从北京站乘出租车奔西客站附近的公司，吃午饭顺便与久别重逢的老友对吹一瓶燕京啤酒，就近租民房讨价还价，买居家用品挑三拣四，打扫卫生收拾入住……从下火车到上班报到这段时间总共花了一个半小时！
到公司报到的时候，我把刚刚发生的这些经过说给人事经理听，权当一个土“海龟”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一句：“还需要看文凭和简历吗？”
儿子一路都在我身边，我说的做的与其是给公司露一手，不如说是给儿子上一课——流浪汉的基础课。
接触媒体
子轩这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编导，又匆匆环顾了一下旁边的人，大概是感觉到谈话气氛对他不利，干脆犯混了：“反正，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等我有了情绪再给你们说，这样的谈话效果实在太差！”说完，子轩转身进了卫生间再也不出来了。
引子
听说有这般为了只麻雀堵枪眼的人，觉得稀罕，真有心马上乘火车去帮着哥们儿补上一架，管他是什么阶级。
文章发表后，引起媒体强烈反响，全国有几十家报纸转载。此后，媒体追踪不断，我就这么成了“名人”，一个并无光彩的名人。
我上班的公司在北京西客站背后的亚视大厦，临时租的房子就在公司写字楼下面的村子里，是一间违章砌起的小耳房，6平方米，月租260元，合乎我当时的预算。带子轩从海南来到北京，盘缠是家里的电脑卖出来的，一路上已花去了CPU加CD…ROM。好在来到后“卖身”顺利，剩下的钱刚好能续到下月开支。“一级战备”状态已告结束，该走动走动，找老朋友们喝两杯了。
第一个想见的人是肖远，他是我来北京的始作俑者。是他介绍老雷找我，老雷煽我来北京的。
肖远是教育界最早的硕士，有“京城最后一个骑士”的美誉。认识肖远是因为他有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肖远为了一只麻雀，挨了一顿打。肖远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研，在校园里见到两个校工拿着气枪打麻雀，肖远上去把气枪没收了。这个行为在当时相当于今天在高尔夫球场球童把老板的球杆没收一样不可思议。那时的工人没人敢惹，一声呼哨能唤来一个阶级。双拳难敌四条腿，肖远被这两个校工打了。挨打也不撒手，肖远死揪着这两个人连人带枪拖到了学校的保卫部，硬是逼着两个工人道歉了事。
当年我的同学杨彬在华师读书，是肖远的同门师弟，回家过年的时候在酒桌上讲了这个故事。当时也喝大了，听说有这般为了只麻雀堵枪眼的人，觉得稀罕，真有心马上乘火车去帮着哥们儿补上一架，管他是什么阶级。这个愿望最后还是实现了。
在电话里与肖远联系上了，相约周末去京西一个艺术沙龙聚会。
肖远带来一个女孩，名叫郑琼，记者出身，京城自由人。
聊天过程中，肖远提起子轩退学之事，只当自我介绍，我说了个大概。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郑琼凭着记者的敏感，当即就给我来了一通采访，然后说，你这可是条重要新闻，你等着。
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冯玥打来的，冯自我介绍说是郑琼的朋友，想对我们父子做一个采访。
头一回见面我有些失望，来者像是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我对她的能力有所怀疑，但是对她的诚恳我还是报以信赖。冯玥的采访更像是搞新闻调查，先后采访了我几次，然后又找子轩单独面谈，光是录音就录了几十个小时。整理录音写报道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像是做学问，这种态度让我感动。
冯玥的报道最后以《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为题在1999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发表。冯玥在报道中，写我用了真名实姓，对子轩则采用了化名。这是我们的约定，子轩当时说他在自学，我曾经担心见报后子轩会受到舆论的影响，建议她不要用子轩的真名，冯玥考虑周全，报道中，她把小轩化名为“小宣”。事后看，我的担心并不多余。我对冯玥的报道很满意，冯玥的文字干净利落又非常老道，不像是一个年轻人的出手。
文章发表后，引起媒体强烈反响，全国有几十家报纸转载。此后，媒体追踪不断，我就这么成了“名人”。一个并无光彩的名人。
过电（1）
这三期“老百姓的故事”获得了当年央视纪录片的金奖。
我不知道央视的内幕，但我知道中国的教育无新闻，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你儿子不是逆子，你是逆父。”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的编导史唯女士通过电话找到我，史唯年轻漂亮，还知道哈耶克，有兴趣制作带挑战性的片子。短短的面谈之后，史唯决定拍我们父子。跟史唯合作的摄像师据说是个腕，叫李晓明。
史唯和李晓明断断续续地跟着我们拍了两个多月，贝塔带就用去了几十盘，拍摄期间我有两次外地出差任务，他们也扛着机器跟去了。我没过过电，有了这次经历才知道用镜头说话比写字还难。有时为了一个不到一分钟的镜头，摄像机架在那里要等上半天。
最让编导们为难的是我们父子之间当时所处的微妙关系，因为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并不和谐，故事情节仍处在发展中，结果扑朔迷离。编导始终抱着纪实原则和“把事情搞清楚”的创作态度跟踪拍摄，有时还要想法子把我们爷俩儿往一块撮合，不仅费力而且费神。
有几个场景是让我难忘的。
一次是在我的住所谈话，编导想了解我行为的思想背景，我敞开说了，不知不觉讲了三个小时，机器架在那里拍下了全过程。谈话内容很沉重，史唯后来告诉我，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都没说话，史唯感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另一次是拍子轩找我要钱上学，这个情节是编导采访过子轩后设计的，我全然不知，结果当子轩提出要上学的要求时我毫不留情地当场拒绝了。因为是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话题尖锐，时至今天依然历历在目
子轩18岁生日终于到了，我本想隆重地为他过个生日，但是我联系不上他，他也没找我。生日的当天正好要去外地出差，一路在火车上还不停地拨打他的电话，他一直没有开机。不知他的生日是怎么过的，成人仪式有何创意，可曾开心？我回北京后一段日子，出我所料，子轩打来电话，说是想和我谈谈。
听到“谈谈”这两个字我满心欢喜，心想着拉扯了十几年的孩子将以一个男人的姿态与我平起平坐地交谈了。
子轩这一回手里又拿了一本书，见到我满面笑容。
“找到工作了？”我问他。
他的脸沉了下来。他说他想上学。
我心说，小祖宗，你还没编够哇！我把摁在心头多少年的话都吐了出来：“到这时候了还跟我谈什么上学的事情，明摆着是弱智问题嘛！你早干什么了？这些年你跟我玩小花花肠子还不够呀？你不仅早已花光了你的学费，而且透支了我对你的信任。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话？另外，讲到上学，建议你不要想着上什么大学了，对你做人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最适合你上的学校是麦当劳。你去当一个跑堂，一小时挣3块钱，然后你拿上挣来的血汗钱去思量，是买点好吃的，还是买书，还是积攒学费？只有这样，你的所有想法才是真实的。你上学不就是要学些道理吗？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即使上了学又有什么用……”
子轩被这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他要了根烟默默地抽着。
我说咱们还是聊聊找工作的事吧，兴许我还能帮你支两招。他说不想谈了，场面沉默。
我们谈话的地点是他在北京工作的叔叔供职的一家软件公司的小会议室里。他叔叔目睹了这个场面，说是很像给孩子强行断奶。他知道当事人泪流在心里，疼在心里，无言的结局令他感慨万端。
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个场面。后来我才明白过来编导是撮合我们父子“谈话”的始作俑者。
他们也许本想拍一个自立谋生碰了壁的孩子重返学堂的结局，也许在等待现场出现一个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戏剧冲突。他们等到了一场“逆父”割心头肉的现场演出，当抓到他们想要的镜头后，在场的人都一脸严肃，居然谁都无心说话。
拍片子是编导的职业，这样的戏剧性冲突对纪实拍摄来讲是求之不得的镜头，然而，两位编导似乎比我更富有人情味。史唯在分手时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老周，赶紧让子轩去上学，否则这个孩子就毁了！”
史唯与李晓明在许多方面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但是在工作过程中他们较好地把握了职业电视人的“干预”尺度。片子播出之前，他们在《中国电视报》上还写了篇文章谈了拍摄中的复杂感受，直言对我的某些做法表示不解。晓明是个汉子，他对我在被采访期间经常表现出所答非所问的随意状态深感不满，拍摄工作杀青后，在酒桌上把我一通臭训。我当时的感觉像在拳击比赛的终了重重地挨了一顿组合拳，无力反击。我的脸色苍白，两眼发直，只留下一口挺住的力气。我认了。其实，我不是不想说实话，但是有些话的确是难以简单说清楚的，有些话则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只因为我是个男人，是父亲。子轩该不该上学这本不是一个编导该操心的事情，史唯女士的忠告和晓明的批评我也没觉着真有那么耸人听闻，但是他们能诚心诚意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还是心存感激的。再有，他们干的是见证历史的工作，行当的要求就是动真格的。他们想拍出真实又有看头的片子，也希望选择的拍摄对象能有一个前景广阔的生活空间。
过电（2）
《生活空间》拍摄期间，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邀请我们父子二人去上海制作节目，史唯和李晓明也跟去了，套着拍节目里的节目。
住进宾馆后，上海电视台的节目编导和节目主持人前来熟悉采访对象，开门见山向子轩提了一连串问题，主要问子轩退学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当问到子轩在北京干什么时，子轩说在玩MUD。编导追问子轩的正业是什么？子轩回答说这就是正业，就是玩游戏。编导又问玩游戏能得到什么？比如知识、交友什么的。
子轩被问毛了，一时语塞，脸色沉了下来，锁起眉头，半闭着眼睛，手摸着空气缓缓地比画着，大概心里想着怎么措辞。停了几个休止符后开口了：“那是一个虚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