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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无过（2）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教育的范畴，显现出城乡国民待遇的不均等。这个社会历史问题让家长来承担显然不合适，让一代人来解决也没有可能。
这里还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即教育的潜投入，我更愿意把那些开不出票据的教育实际投入称作教育的“灰金”。中国官方公布的教育经费支出在统计数字上很低，我根本就不相信，因为统计的方法就有问题。你们想想中国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内容里孩子的教育经费、家长的后勤劳务以及注意力的支出占多大比重就知道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的教育投入远远高于公布的统计数字，教育经费问题的要害并不是“低投入”，而是低效益。换句话说，给你教育行业投入大钱你也没本事好花。有报道说，去年单是中国民间的出国留学外汇就“流失”了177亿美元，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教育档次低，就没本事办出高水平的学校来留住外流资金，让这么穷的国民才刚有俩小钱儿就没处花。
基础教育在实际运行中，动用了市场经济杠杆。在缺少社会监督机制和职业道德约束的环境中，相当多的学校和教师与灰色收入有染，以至于没有这部分“暗物质”，教育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尽管获取准确的“灰金”数据很难，但是每个家长的心里面都有明细，甚至小学生的心里都清楚。像我这种铁公鸡家长是少有的，遇见麻烦的家长普遍采取“绥靖”政策，不是采用贿赂手段就是硬杵上笑脸讨好老师，就怕自家的孩子吃亏。学校、老师本来都不是歹人，愣是你们当家长的一个劲儿发贱把老师都惯坏了。什么勾当嘛！不就是想把老师的注意力分配多一点给自己的孩子，把别的孩子本该享有的均等的教育机会往自己的孩子身上多追加一分。爱子心情谁没有？为什么都要像做贼一样？我对这样的国产亲情深表怀疑，我宁愿把这种行为视作教育走私。我不相信孩子在如此小家子气的呵护下能出息成胸怀广阔志向高远的人物，就算能洁身自好，甚至能一时出人头地，但是这种带有“原罪”的亲情与爱心教育迟早会把侥幸的幸运儿拖回到原点。
积极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没有，可就是没有人出来处理这类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中国的家长，似乎习惯上更愿意私下处理问题，低调者“各人自扫门前雪”，高调者居然还不以为耻地相互间攀比“摆平”“勾兑”或“搞掂”的本事，都不去想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之道。家长处于学校与孩子之间，有着大量的公共事务，其中有许多问题是政府管不到的，本应当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存在，为什么不可以设想成立一个家长协会一类的机构？这种公共机构的存在形式相当于消费者协会或工会一类的非政府组织，当然是西方的那种，中国的工青妇之流根本就不算数。它的基本功能是维护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另外还应当发挥督学的社会职能，即对学校的办学行为进行监督与批评。
我还知道有相当多的家长，在孩子退学和走“应试教育”之路中间犹豫彷徨，他们能够看到“应试教育”中的种种弊病，但是找不到可以替代应试教育的可行方式，最终“难得糊涂”，无奈顺从现实，随大溜。这些家长往往是有知识、对事对人都不像是糊涂的人。他们明明知道“应试教育”就是现代科举，与时代的发展未来的需求背道而驰，明明知道那些对孩子未来的种种确定性承诺——比如包分配、包就业、包出国之类——是虚妄的，还要慷慨解囊，赞助他们本来在理智上反对的事情，这种装糊涂的心态与其说是承担某种道义不如说是逃避责任，就怕有一天孩子们长大了回头说家长没有献身精神。于是，许多情况下明明是在当冤大头，还要把这种异化的教育行为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孩子！学校更能煽：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孩子，一说到孩子好像所有的话都说不下去了。我偏要说上一说。
中国的世道变化快，从独生子女的一代开始，本来倚老卖老的文化专利悄然转让给了倚小卖小。愤青不时兴了，奶嘴子是这一代人战斗的号角，从摇篮里叼到大学的校园，有奶就吸吮，没奶就鼓噪。不吹牛逼吹教育，制造条件反射让他们的老爸老妈努力吃草拼命挤奶。
有这么一批考试族，高考的，考研的，考托福的，拿出倾家荡产的架式限制，我想一定会出现一个“范进”辈出的时代。这些上进青年向上迎合着主流舆论导向，下面勾结着发行绑票的学校，高举着科教兴国的旗帜在他们的老爸老妈面前呼拉拉地舞动，吓得这一茬下过乡、进过厂的老红卫兵们晕头转向，豁着老命去为子女腐败一把，宰谁一把，没机会损人利己的只好砸锅卖铁四处背债。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盼到高校扩招分数线降低了，大批的赶考难民终于进了大学校门，这时候，那些真正用人的企业发话了：现在的本科毕业生不算人才，在大学都忙着谈恋爱了，接着考吧！这边厢，学校的生意火得不行了，还有哪个行业能像卖文凭的生意这样牛气冲天呢？在书市风声鹤唳一片萧条的景象中，独有专卖教材和考试辅导材料的出版社大红大紫，还要自称是什么什么“奇葩”。这话我是从《教育研究》杂志的一位资深老编的口里听到的，那哥们儿的普通话说得不准，开始我把这两个字听成了jiba，但是觉得搞教育的人不至于如此粗鲁，往好处想，于是想到“奇葩”。“翠花，上酸菜！”谁在说呢？我总觉得不像是东北卡车司机的口气，分明是今天的孔乙己大鱼大肉都吃腻了。
谁无过（3）
这算什么公学？这算什么教育？
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不说等着谁来说？
我算是豁出去了，我不仅要让孩子退学，我还要算账。
我没工夫找具体人在具体事上算小账，我要找所有参与了教育这个行当的人统统算账。我还要把这个树着牌坊的行当背后的龌龊事都抖露出来让你们一个个来认领。想要树牌坊就不要当婊子，想当婊子就不要树牌坊，你到底要什么？对那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人，我还是劝其学学癞蛤蟆敬礼——露一手留一手。否则，管你们自诩什么“国家”“义务教育”“事业”“园丁”“灵魂工程师”“花朵”，任你怎样涂脂抹粉我等消费者就是不把你们丫的当大房。
我孩子的未来就不用别人来瞎操心了，谁要是有工夫还是多操心操心教育者也需要受教育的问题，我要拷问那些自诩为教育者的合法性究竟是谁给的？你们哪个屁股是干净的，又有哪个是无辜的？
我相信孩子退学之后的生活不是真空。上帝在黑暗的夜空中撒下星斗，在人的心底安放着良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好书有的是，还有更好的无字书。
阳光灿烂的日子（1）
我仍然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按照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
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我经历过没学上的日子，胆小怕事的人们，还是让我来说出你们暗恋又不敢说的真实的感受吧。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学了。大孩子们在毛主席的鼓动下搞“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打砸抢、斗走资派，小孩子整天价就是玩。我那时才上小学五年级，比子轩退学时的年龄还要小。
停课的两年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了两年。春天来了，我们自己动手糊风筝，上房揭瓦掏鸟窝；夏天我们整天价泡在黄河里，戏水垂钓，在河滩的回水湾石缝里摸鲫鱼；秋天瓜果成熟，我们集体配合行动，白天“观敌阵”，讨论研究“作战方案”，夜里偷摸老乡的瓜果，得手后大家围着战利品论功行赏，就地分赃；冬天，我们自制冰橇、滑板，在冰上做各种竞赛，较量各自装备的设计与制作才能。两年里我们玩腻了所有的孩童游戏，弹玻璃球、背三角（叠成的三角形香烟盒）、打皇帝（也有称打包公、打碑）、跳方、抽陀螺、摔泥……
我们开始对大孩子们玩的游戏产生好奇，我们揣着从家里偷出来的带锡纸的香烟当作贡品，尾随着他们钻进窝藏着秘密的“老窝”，围在一架抄家抄来的手摇唱机旁抽烟，无数遍听着当时被称作“靡靡之音”的音乐：鸽子、宝贝、星星索、苏联歌曲、广东音乐、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这是我歪打正着接受的素质教育。当时我们也说不出来其中的名堂，就是觉得比革命歌曲好听。还有，我们敢听大人们都不敢听的“反动歌曲”，试看天下谁牛逼！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打群架。交战总是与周边的工厂、农村、学校的子弟在边界地带展开，战争总是不断升级，从仨仨俩俩的拳脚相向到几十人的石头仗，最后发展到械斗，从冷兵器到鸣响钢砂枪。打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双方的家长都不能制止，只有双方仰慕的球星出面调停才有和平。这个经验让我深信国家地理地缘政治原始于人之初，通融于游戏。
除了集体游戏，孩子们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投入到玩具和工具的制造上。矿石收音机、小马达、航模、望远镜、车模、渔具、弹弓弩、匕首、钢砂枪、雷管、瓦斯瓶……这是我们那一茬人的“研究性学习”。制造过程中所用的材料、工具、方法都是最原始的，假如拥有今天如此丰富的市场资源，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折腾出大炮、飞机来。可是事情往往是这样，人们在没条件的时候，贼心贼胆俱全，当一切条件具备的时候，贼却没了。这个“贼”就是隐藏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创造力。看看现在的贼当得是何等的堕落，直接对准成人的钱袋生掏，连指法都不练了。
我似乎是在怀念那段令许多人不堪回首的岁月。没错，我在讲我个人的经历与体验。
因为就在那个时段，卷入“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和利益冲突的成人与新生代在时间上出现了分形。成人们在愚昧与罪恶的社会舞台上相互倾轧，未成年人却在远离社会规范监控的自然环境和游戏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成长。分形的人群走着不同的生活轨道，也给历史留下了不同的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受难者用血泪写下了“伤痕文学”，“伤痕”划开了深深的代沟，在代沟这边的瓦砾场上，站着拎着板砖的王朔和唱着摇滚的崔健。我认为王朔与崔健留下的是没有伤疤有伤痛的文化原创，是更具代表性的时代符号。
我之所以怀念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让我不能不怀念。这段自由自在的经历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我们在好奇心和兴趣的引导下来认识周围的世界，靠尝试错误和冒险来调节自己的行为。相比之下，以后“复课”的岁月乏善可陈，所学的东西名曰文化，多为垃圾，三机一泵、政治学习、阶级斗争、学英雄还要见行动。都是些什么玩艺嘛！怎么没有人来清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