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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于心智的解放，在一个社会中毕竟只是少数的妇女。更多的妇女，虽然受过相当教育，社会也能提供给她们工作的机会，但她们只希望工作一段时间，仍愿意以家庭生活为理想的天地，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妇女有做这种选择的自由。这并不表示人生的退缩，而只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去获得人生的佳果。人类无论怎样进步，家庭总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一个人都必须依赖家庭而成长，接受家庭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下，夫妇之间如果有一人（并不限定于妻子）愿为家庭贡献更多的心血，也尽有人生的理想在。为了促进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家庭一个重要的理想，就是建立民主化的家庭，培养具有民主性格的孩子，一个国家只有在这方面有了相当成效，才有希望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需要根植于家庭，民主的性格的培养需要从儿童期开始，做母亲的角色，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现代的母亲，需要尝试朝这方面去努力。第一步要承认，无论自己曾受过多么高的教育，要担负“民主之母”的角色，仍需要不断再教育自己，不断吸收新知识、新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要以不悖民主的原则为主。民主原则应用在家庭，一条就已够，那就是“自尊尊人”：重视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尊重别人的需要，但也必须尊重自己的需要。家庭成员，每一个都是独立自足的个体，没有谁是谁的工具，除非自愿，谁也无权要求谁做更多的牺牲。为孩子牺牲过多的父母，很难避免将来不对孩子做过多的索取，这是塑造权威性格的一种心理之因。在工业化的社会，双亲和长大的子女团聚的机会，要比农业社会来得少，因此，一个现代的母亲，在把孩子抚养长大的过程中，就要准备孩子们离去，这是现代化社会带给母亲们的一个新困境，必须克服这一困境，才能在与孩子们分离以后，仍不损害到亲子之情。在双亲晚年的生活能得到保障的社会里，这就不是母亲的牺牲，而是一种更成熟的母爱。
以上都还只是针对知识妇女说的，目前知识妇女在女性的总数量上仍只占少数，大多数只受过很少教育，尤其生活在农村里的妇女，数十年来的女权运动，简直和她们很少有关联，她们仍生活在传统的价值和习俗中，仅仅为生存而辛苦，她们只知道自己的命不好，忍受着自古以来男女不平等待遇。生活在都市中的知识妇女，有义务去帮助她们脱离不公平的生活，对她们的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怀。中国的女权运动，不是要制造少数在社会上活跃的妇女明星，它终极的目标，是要使全体女性同胞的女权都获得提高。自然这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来促成，如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上的独立等，促成这些条件的实现，知识妇女实责无旁贷。要彻底改变男子中心的社会，妇女们必须不断发展心智的潜能，对社会提供更多的贡献，并去帮助增进低教育妇女的社会地位。目前我们距离男女平权的社会目标还相当遥远。
第二部分今日妇女问题（2）
《女论语·立身章》：“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乔健在《中国文化中的节烈观念》文中指出：1。在宋代以前节烈仅为女子德行之一，宋以后，由于理学家的倡导，政府的鼓励（如明太祖），节烈逐渐成为女子最重要甚至是全部的德行，同时社会对之也特别重视起来。2。宋代以后，不但社会对节烈特为重视，而且对实行节烈的方法亦特别苛求起来，社会不但要女子为夫守节，甚至要求其殉夫。可以参看。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期。
见注①，45页。
元朝，明善，《节妇马氏传》：“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另元末潘元绍守姑苏，朱元璋起兵围城时，元绍对七妾曰：“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脱有不宿，诫若等宜自引决，毋为人嗤也。”一妾跪曰：“主君遇妾厚，妾终无二心，请及君时死以报，毋令君疑也。”遂趋室自经，其他六人相继死。均见陈著《中国妇女生活史》，177～178页。
见《明会典》。
所谓七出，即：1。不顺父母；2。无子；3。淫僻；4。嫉妒；5。恶疾；6。多口舌；7。窃盗。见《大戴礼记》，《孔子家语》。
梁启超：《变法通义》。
据陈东原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的起源，最早亦不过在明末（同注①）。不过曹大家《女诫》中已有“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之说。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新青年》，二卷四号。
陈东原说：“五四时候的出版物，几乎无地无之……铅印也好，油印也好。而各地刊物，打开来一看，除却运动消息以外，满是些‘思想革命’、‘社交公开’、‘妇女解放’、‘恋爱自由’、‘教育平等’一般言论。至少在写这些言论的青年，他们的脑子，无论如何是受了这些思想的陶化了。他们在写稿时候，至少得多看几本杂志的，《新青年》上的主张，遂不知不觉地走遍了全国。”
第三部分道德问题
道德问题当我设计这本书的架构时，曾多次犹豫要不要讨论一下道德问题？当我的写作过程近逼到这一部分时，对这样一个似乎人人能谈又极度广阔的问题，越发不知如何着手。我的困难有两点：
第一，我所读过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书，对我在这本书的论旨下都不能提供多少直接的帮助，因为我的书和它们的性质不同。
第二，在我过去二十年的思想生活史，恰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年生活在传统中，后十年则由传统转入现代。在前后两阶段中，比较真切感兴趣的，就是道德问题，因此当我思想转变，开始对传统文化从事批判，道德问题就占着相当大的比重，那个时期，自己对这方面的问题，颇有点信心。近五六年道德方面新的理论和知识，学习了不少，倒反而感觉到自己没有把握了。
当我把这种困难告诉一个朋友时，他说：“你的书是讨论现代生活的，而现代生活里道德问题是最严重的，你教的课又与这问题密切相关，这是你的职责，怎么能逃避呢？”对的，我是不应该逃避职责，故意藏拙。
第三部分道德观念的激变
生活在现代中国，要讨论道德问题，首先应该了解，传统的道德，从清末以来，早就经历过激变的阶段，我们现在有关伦理道德的课本，竟依然一成不变地在传授古人的道德观念和修身的经验，显然是忽视了这方面的因素。
新时代里导致传统道德观念激变的因素很多，下面提到的几个，也许是主要的。
一、革命
虽然在《易传》里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话，孟子也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由于汉以后教忠、教孝的成功，这种思想在历代士大夫的传统中，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历代有“革命”之行者，多属草莽人物，他们自称“起义”，官方和士大夫则视之为“造反”；对造反成功的“王”者，儒者亦向少好评。所以近代由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发起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革命家和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烈士，也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人格典型。
首先，做一个革命家或革命志士，必须从根深蒂固的传统忠君的道德压力下解放出来。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受到新理想新精神的鼓舞。新理想在创建一个新的中华，新精神在相信国族的价值远超过一姓一家或一人的价值。其意义是划时代的，因创建新中华，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理想，这种理想要求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因此一旦投身革命行列，就不能不暂时放弃做孝子的责任和做丈夫的责任。对一个在家族主义传统中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要做这样的决定，性格上需要经过突变，即由顺应型的性格转变为革新型的性格。性格上的大转变，必然伴随着价值观念的大转变，否则就不可能。近代中国的革命风潮和无数革命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在旧社会里汇成的一股新风暴。这股风暴促使传统关系的解纽，被士大夫们认为天经地义的纲常伦理，有的解体，有的松弛。革命运动所以遭到许多挫折和阻力，是因它带来的变动太大也太彻底，使大多数的人简直无法适应。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传统的士大夫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二、自由、民主
革命运动与近代自由、民主的运动，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的国家，使人民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自由、民主运动也和革命一样，对传统的价值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
从社会控制的观点看，民主政治是要建立一现代法治的社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与传统专为控制人民方术的法家的法治，有根本的不同。如果要把法治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