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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三年。
教学状况
院校合并，是清华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全面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清华美院的成立，一时为八大高等美术学院所瞩目。
到任不久，学院宣布开设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此举不但在国内美术教育是属首创，在世界范围同类专业中亦属罕见。为此，学院于3月间成立四所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诸位元老领衔，本人则主持第四研究室。吴、张、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无数。我初涉教学，尚无寸功，而学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唯惭愧衔命，郑重其事。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前年易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举行，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经验。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计，经研究生院陈院长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
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录取两名博士生、访问学者两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
2002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二十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十九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
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十八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两名博士生毕业，两名博士生在读，2004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
本科生教学，则本人负责绘画系各届每学期素描课、油画人体课各四周。另由教务处安排每学期开讲四堂大课，每堂四小时，各系各专业同学均可选听，每讲满员。2001年至2004年，讲题分别如下：
“欧美当代艺术比较”
“绘画、影像与西方观看传统”
“架上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
“艺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
“艺术赞助史与艺术功能史”
教学方法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以“个案处理”的原则，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教学点尽可能具体。
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
学院教育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
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远溯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式教育与诡辩派教育的冲突，前者重视知识与品格，后者重视权力与实用。可悲的是，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赤裸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我与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招生与教学感想
自2000年任教以来，我的教学实践及社会活动，大致有正面与负面两类感触，兹据实陈述如下：
正面——清华“长江计划”，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
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
就我个例而言，去国近二十载，国中文化形势与文化环境，诚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中，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大幅度改变。院方对我的教学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支持。而同事、同行与不同专业间的充分尊重，彼此宽容，以至对新学院教学规划的共同热情，都使我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及艺术学院内的深刻变化。
负面—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其症结，大致如下：
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观诸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此举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后者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思想，对于清华大学两大传统，即“行胜于言”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讽刺。
以上意见，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书记、校长坦率直陈。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减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
而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此亦北大近期决意实施改革的总背景，然而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
本人不是教育学专家，以上感触，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鉴于中国国情，鉴于人口基数与社会现实，现行政策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人文与艺术将长期蒙受其弊。本人唯自知不能改变现状于万一，故聊作纸上空谈，在教学工作中，则恪尽己能，维持现状而已。
总结
我在学院的教学是有价值的，我因此认识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与新问题。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这所学院让我感到亲切。我喜爱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学生，他们甚至比我的孩子还年轻。我坚信他们是塑造未来的一代，因为青春理应胜过体制。
我对自己的教学，仍是“惭愧”二字。我在课外的大量时间无保留开放给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专业的学生，并从中获益匪浅。
我有幸作为一位本院的教师，在专业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表达我对文化的认知，我知道，外界认同我乃因学院的聘用。这聘用的理由，或许因为我在域外的眼界，但我确定，这理由，还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位中国公民，但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重世故。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但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
2003年10月写成，2004年10月补正
第四部分 调皮与聪明第24节 附二：教条与功利（1）
今日艺术教育及本院教学感触
归国教学三年，承院方与同侪善待扶持，本人虽不胜任而能相处愉快。今国家富强，大环境空前良好，唯教育现状与大环境差异甚巨。走访南北各校，兼以教学四期，初识国中当代艺术教育套路，其间有所为，有所难为，希望大，问题亦大，是故，每在会议桌上直陈所想，意见峻急，念院方雅量，以礼听之。今遵嘱书面议论教学端绪，试以“考试政策”为面，“本院教学”为点，陈述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功利主义”与“教条主义”——我自知以下意见无非空谈，故仅谓之为“感触”而已。
考试政策
春夏之交，永善老师与我被叫到校部开会，是清华前书记贺女士恳切听取人文艺术学院意见陈述。我仅提一条：“两课”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我对贺书记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碑，一则，乃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也。今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