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18器皿皆金玉，食饮精洁，蔬茹皆药苗，极甘美，而不识名。老人自言我辈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乱避地至此，不知今几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谁氏，尚都长安否。陈生为言自李唐之后更五代，凡五十余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赵氏，国号宋，都于汴。海内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叹嗟之。又命二弟子相与游处，因问二人此何所也，老人为谁。曰：我辈号处士，非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二百人，皆授学于先生者。复引登山观览，崎岖而上至于峻极，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药为可笑也。二人遥指一峰，突兀干霄，峰顶积雪皓白，曰：此蓬莱岛也。山脚有蛟龙蟠绕，故异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陈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归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尔乃怀家耶？尔以夙契得践此地，岂易得也？而乃俗缘未尽，此别无复再来矣。然尔既得至此，吾当助尔舟楫一至蓬莱，登览胜境而后去。”遂使具舟，倏已至山下。时夜已暝晓，见日轮晃曜，傍山而出。波声先腾沸，汹涌澎湃声若雷霆。赤光勃郁，洞贯太虚。顷之天明。见重楼复阁，飞云外，迨非人力之所为。但不见有人居之，唯瑞雾葱茏而已。同来处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群仙厌之，故超然远引鸿蒙之外矣。唯吕洞宾一岁两来，卧听松风耳。”乃复至老人所，陈生求归甚力。老人曰：“当送尔归。”山中生人甚，陈生欲请数本。老人曰：“此物为鬼神所护惜，持归经涉海洋，恐贻祸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宝也，任尔取之。”老人再三数告，皆修心养性为善远恶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语，言为害甚大。又云楞严经乃诸佛心地之本，当循习之。陈生再拜而辞。复令人导之，登一舟，转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时元佑间也。比至里门，则妻子已死矣。皇皇无所之，方悔其归。复欲求往，不可得也。遂为人言之，后病而狂，未几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见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闻舒信道常记之甚详，求其本不获，乃以所闻书之。
219张邦基讲的这个故事，用惊奇的清晰笔触，反映出通过儒家胜利而导致的世界转变。这个故事虽然在内容上充满了奇思幻想，但却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以完全语言学意义上的精确特色给讲述出来。不但是其简单的神话故事主题，而且这些主题的象征意义，都采用了比复杂的哲学著作远为简洁的语言。福岛曾毋庸质疑是道家追仙求道的避身之地，现在却开始变成了儒家实践其生活方式的地方。它的统治者是宰相裴休，在唐朝他因建立了基于儒家道德原则的公正政权而闻名。他和他的三百弟子——这和孔子弟子三千之传统正相吻合——声称自己是“处士”，换句话说，即他们保留了业已不存的唐风。儒家隐士并没有背离社会或永远抛弃之，他们仅仅是暂时地背弃腐败堕落的当世，或可将这些隐士比为陷入消极状态的哀悼者，这种消极状态是礼仪所规定的亲人死后那段时期内的状态。当然，这种观点古已有之，可以追溯到周朝末期。但只有在宋朝，它和“忠”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才变得非常突出，以至于不仅遮蔽了道家和佛家的隐士理想，还通过将之吸收为己用，而改变了这些思想。
张邦基故事里所象征的征服道家“福岛”和历史事件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在陈生的故事被记载下来以后很久，这些历史事件反复出现。更进一步说，在宋朝以前，岛和四周的“海洋”、“水”，曾是纯粹的道家所言的生命形式的本质，因此——如果只是存在于他们的思想内的话——也是道家起义失败后的避身之地，但所有这些概念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了儒家信徒的理想。当蒙古人在1297年全面占领中国时，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大臣和手下自投东海而死。明朝灭亡之际（1368—1644年），在驱除鞑虏之前，这样的历史以另种形式再次发生。众多反抗满族入侵的明朝遗民中，郑成功（国姓爷）（1642—1644年）坚持的时间最为长久。台湾这片土地一直由当地土著占有（1624年以后，又被荷兰商人占领），郑成功收复了台湾以后，建立起忠于明朝的政权，此政权一直延续到1681年，那时郑成功已去世19年。在这段时间内，其他反抗行动也希望达到同样目的，但不甚成功，他们的基地在东南海岸一些小岛屿上，这些地方被认为曾经就是蓬莱仙岛所在地。我们也许不用提1949年，当共产党在中原取得胜利后，台湾再次扮演了儒家信徒的避身所这个角色。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7）
宗教理想的压制
220道家的“纯粹的”、“洁净的”自然世界之领土，变成了儒家的“纯粹的”、“洁净的”具有合法秩序的地方，与此同时，这些受保护的退隐之地有某些重要特点也发生了另一个变化。因为它们曾被称作是道家的受保护领地，那么在其中寻找历史人物是没有用的，就像先前提到过的那样。但张邦基提到了裴休，打破了这个规则。因此这种和终有一死的普通世界的相关联，建立、也引入了等待的主题，由此将具有历史意识的儒家隐士从无关时间的道家退隐中区分出来。儒家自产生以后就非常熟悉“等待”。他们追随先王之“道”，虽然逃离中原却没有须臾离开过“道”，不管“道”在隐居之地是否不再清晰可辨，他们仍是一以贯之，因此创造出一种历史真空，至少朱熹的观点是如此。但他们又总是被说服，认为这样的情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他们随后总是要回到中心再次承当统治的重任。那些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历史真空或历史中断中执行统治的人，肯定经历过对那种可能性的期待。
张邦基的叙述还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何自宋以后，儒家仍然愿意以一种胜利者的宽宏大量勉强承认道家和佛家。道家早就倾向于纯粹的宇宙主义，而儒家与此领域的关系可以从上述故事里所描绘的日出体验中得出。神仙自身是“不可见的”。虽然它们的存在并没有被彻底否认，但也没有言之凿凿。只有扬州八怪里最广为人知的吕洞宾有着清楚可知的人形，那只是因为他偶尔拜访了儒家的神岛，“卧听松风”，因此论证了对儒家的令人感动的忠贞。从儒家角度来看，如果任何地方都可以象征仙道的话，那么恰是那些松树象征了不朽。它们果实的坚硬，枝叶颜色的一致、不变，都暗示出一种相等不变的特性。随时而变这个主题就正是以不变应万变。信徒的天堂是如此现世、如此历史性，因此难以允许有时间上的断裂。甚至佛教也不得不最终向儒家低头，承认它的说法具有优势。裴休将《椤严经》赞为是佛教教义的精华（在任何流传下来的文本中已看不到这段文字），此经是佛教禅宗的著名经典。它本身最易于和新儒家的观点调和，因为它并不代表向儒家的真正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宋朝以后渐渐变成是现实状况的事情，早已在张邦基的故事中给勾勒出来了。那是某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世界观。但是其中各家的世界观成分并不在同一个等级上，儒家毫无疑问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它愿意和它利益领域之外的某些部分达成妥协。
221儒家之所以采取这种小心谨慎的、最终是相当聪明的手段，是因为它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太直白地拒斥所有超自然的东西，可能有引发人民不再赞同它的潜在危险。这种修正不仅可以从诸如我们刚讨论过的文本的比喻中推断出来——那个故事是在新儒家昌盛的时期写出来的；在后期的哲学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证据。在明朝最重要的新儒家王守仁（他的另一名字王阳明更为人熟知）（1472—1529年）与人的通信中——他的地位可以与朱熹相比，虽然他是个唯心主义者，而不是理学后翼——其中有一封信相当有趣，王在其中探讨了神仙问题。就像儒家自孔子以来所做的那样，他坚定地避开了死亡问题（也因此避开了超自然的问题）。以下就是他对一个无名朋友的回答，写于1508年：
询及神仙有无，兼请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无可答耳。昨令弟来，必欲得之。仆诚生八岁而即好其说，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卧病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犹妄谓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听之而以见询。不得已，姑为足下妄言之。
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若广成子之千五百岁而不衰，李伯阳历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尝有之。若是而谓之曰无，疑于欺子矣。然则呼吸动静，与道为体，精骨完久，禀于受气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强也。若后世拔宅飞升，点化投夺之类，谲怪奇骇，是乃秘术曲技，尹文子所谓“幻”，释氏谓之“外道”者也。若是谓之曰有，亦疑于欺子矣，夫有无之间，非言语可况。存久而明，养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强喻，信亦未必能及也。盖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后世上阳子之流，盖方外技术之士，未可以为道。若达磨、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闻其说，须退处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尘，而后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远也。妄言不罪。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8）
222在王守仁之言的背后，可以辨识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需求：仙道的确不可知，但又希望能通过善行之誉获得仙道。不过，即便是在士大夫中，常常也只有他们理性的自我可以接受这样的挑战。对普通的民众来说，就不是如此，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被排除在有着许多名号的神仙之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世界观的严格体系化也有着自身的缺点。因为，着眼于此世的观念只是中国世界观构成元素的一个部分，但在理想世界概念的创造中，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导致的是对所有“异教”的压制，也就是说，对在社会和宗教领域中具有特别宗教感和他世观的教义、以及一切非儒家的观念和信仰的压制。由之带来的结果是，那些“异教”的可见表现形式，比如说公共祭仪，大多失去了威望，而且它们确实也退化到了某种程度。进而，它们中的部分开始频繁转入地下，引导一种危险的地下生活。在宋朝，科举考试最后变成是为官从政的必要条件，落榜的人数急剧增加；除此之外，不同种类的宗教领袖（并被誉为治病神医的情况并不罕见），试图表达出底层民众的痛苦。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常常导致一种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混合物”的产生，能将这个国家引入灾难的边缘。儒家统治者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希望通过严密监视宗教组织和永久禁止“迷信”习俗来对付这种情况。这种传统以一种高度细微修正过的形式，延绵至今。但当权者永远也不能完全压制这些暗流。政治主张的多元主义，是种汪洋奔放的想像力，不能接受“此世为所有可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