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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龄最受瞩目的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他票号改革的远见。在票号业务繁盛之际，国内、国外的银行成为票号极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而这种对手在成立之初就因为身份的特殊，使得票号无法与之力争。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17家。他们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掌握中国通商银行全权的盛宣怀多方拉拢，使得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获得了一定的数额。之后，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1905年和1907年成立。他们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有力地削弱了票号一向具有的优越地位，使得票号的生意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而20世纪初，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他们凭藉外力对票号的生存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说“遇倒账，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尚何公理之可言哉？”他早已看到了民族商业的求生之难，因而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李宏龄鉴于票号大势已去，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于是与游历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一起联合京都祁、台、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而且他还致函各地票庄，征求意见，得到各地票庄的普遍支持，在李宏龄的带头下，各庄纷纷要求改组票号。与此同时，李宏龄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但是，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致使这唯一改变票号出路的办法束之高阁。山西票商由此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数年之后，悄然无息。
山西商人在明清称雄商界五百年，而以清代山西票商为最，曾一度执金融界之牛耳。在局势纷纭中，山西票商一再错失良机，终以葬送自己为结果。而李宏龄发动票号改革的远见之举如能实行，则山西商人的辉煌或可继续。由此，李宏龄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远见卓识确属不易。
气度是一种眼界，要求做局者能看得长远，看得透彻，只有眼界上去了，决策能力和行为能力才能提高到超过平常人。
气度是度量，要求做局者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能始终从做局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理智。
气度是勇气，在关键时刻要有战士姿态，有决战的气魄。这一点对于做局者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做局者成功就成在关键时刻敢于拼一把，而失败的做局者何尝又不是因为怯懦和犹豫。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做局者要有气度，因为无数的案例都证明了气度决定格局。
仁义道德也是做局的资本
王莽的伪善面具
名声，是做局的资本。名声不好，别人怎肯入你的局？东汉王莽擅长沽名钓誉，鼓吹仁义道德，使自己罩上圣人的光环，制造天命所归的假象。他精心设计的这一切，其实是一个篡夺汉室的局。
王莽属于汉朝的外戚，王氏家族在西汉末年显赫无比，全是因为皇太后王政君。王太后是元帝的皇后，成帝的母亲。成帝即位以后，把王太后的几个异母兄弟，也就是他的舅舅全都封了侯，尤其是王凤（太后同母长兄）为大司马、大将军，掌管朝政，权势最重。
王氏一时贵盛无比，一个个比奢侈，赛豪华。金银珍宝，从四面八方献来，家家姬妾成群，奴仆上千，府第宏丽，可比皇宫，歌舞不绝，狗马奔逐；作威作福，无人敢问。从来外戚势力之大，没有到如此程度的。
然而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便是王莽。他的父亲王曼，是皇太后的异母兄，但死得早，未赶上封侯。王莽的堂兄弟们，全是侯门之子，富贵尊荣，飞扬跋扈，相比较而言，王莽家就冷落寒酸多了。但不管怎么说，王莽总是皇太后的侄子，要抖抖威风，敲敲竹杠，总还是有办法的。但他并不如此。他生活俭朴，读书勤苦，喜欢结交京城中的名士，而疏远那些游手好闲的贵公子。至于待人的谦虚恭让，更是有口皆碑。走出门来，就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儒生，别人绝想不到他竟是太后母家子弟。对于母亲和寡居的嫂嫂，他悉心照料；对几个叔父，也十分尊敬。大将军王凤生病时，亲生儿子不过装模作样来看看，作为侄子的王莽，却一直侍奉在病榻前。每逢吃药，他都要先尝一口。到王凤病重时，王莽个把月没脱衣服，困了就在床榻前躺一会，弄得蓬头垢面，如同囚犯—般。王凤实在感动，临终前特意向太后和皇帝交托，请他们照看王莽。
太后王政君听了大哥的嘱咐，想到诸兄弟都已富贵，唯独王曼早死，门庭冷落，心中也觉悲哀。于是让成帝给王莽授官，拜为黄门郎。大家看出太后的心思，也确实感到王家子侄中以王莽最为贤明，于是纷纷帮他说话。叔父王商提出要把自己的封邑分一半给王莽，让他也封侯，朝中大臣接连上书，夸奖王莽德行才干俱优，应该重用。因此，王莽在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为新都侯，官职升迁到光禄大夫。到此，王莽在兄弟辈中，已经是最显达的了。但他越是爵位高、官职显，就越是谨慎小心，温良恭俭让。家中不蓄财富，倾其所有，赡养宾客，资助名士，交结将相列卿。
王莽的哥哥王永早死，他的儿子王光由王莽收养，在太学中读书。一天，王莽休假，特地载了羊、酒去慰问王光的老师，就连一起读书的同学，也各有所赠。以他这样尊贵的身份，如此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是很少有的。太学生们齐来围观，那些德高望重却又寒酸的博士（约等于今之教授）们，更是感动得叹息不止。当时虽没有报纸可以发一条新闻、登一张照片，但太学生全是贵族、官宦人家子弟，这消息自然不胫而走，传遍长安。
又有一次，王莽买了一个漂亮婢女，不知怎么，给那帮堂兄弟们知道了，未免有些风言风语，说是平常装得好看，其实大家还不是一路货？王莽就对别人说：“并非是我要这个女子，而是因为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听说这户人家的女儿都擅长生儿子，我特地给朱将军买的。”当天就把这个婢女送到朱家。
上上下下，许多人得了王莽的好处，都争着给他说好话。至于一帮专靠王莽养着的游说之士，更是奔走不休，到处宣扬。王莽的声誉一天高过一天，渐渐压过了他的叔父们。不久，他的叔父、大司马王根病死，他登上了大司马的高位。
此时王莽的谦虚、恭谨、俭朴，种种美德并不因为位极人臣而稍有减退，反是愈加增进。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朝中公卿、列侯均派夫人前往探视。这些贵夫人，无不是绮罗飘曳，珠宝耀彩。来到王府，只见—个女人，衣不及地，套裙仅到膝盖，而且色泽素淡，质地粗陋，出门来迎接。众夫人都以为是王家的仆妇，但听其言辞，却以主人自居，大惑不解，问明白后，才知是大司马王莽的正夫人！众夫人个个大吃—惊，觉得王家的节俭，实在超乎常情。
王莽这样竭力克制自己，矫情求名，不能不说是非常费力的。但他辅政仅一年多，由于成帝的去世，几乎前功尽弃。这是因为成帝没有儿子，继承帝位的是定陶王刘欣（成帝侄），是为哀帝。王政君这时升了一级，称为太皇太后，依然很尊贵。但哀帝有自己的亲祖母和亲娘，也都跟着进宫来，他们自有一个新的外戚体系，等着要掌权。王莽拼命挣扎，竭力贬低哀帝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的法定地位，说她们只是藩王的姬妾，不能同太皇太后相提并论，哀帝既是入继大统，就应该尊奉成帝的母家，不应以个人的骨血之亲破坏国家的大义，想以此为由阻止傅、丁二姓外戚势力的膨胀。然而哀帝是成年即位的，哪里会听他那一套？结果王莽被加上不敬的罪名，遣出京城，去新都侯封邑（在今河南新野）居住。
多年的惨淡经营，眼看就要付诸东流，王莽怎能甘心？他在侯府中闭门不出，暗中仍保持多方面的联系，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时，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一名官奴。杀奴，按法律说是犯罪行为，而实际在显贵阶层中，又是常有的事情。通常，无论想个什么法子，都可以蒙混过去。但如果为政敌所利用，也可能成为攻讦的把柄。王莽左思右想，不仅要把这可能存在的隐患消除干净，而且要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他把儿子找来，严厉指责一通，最后说：“我多年克己奉公的名声，岂能为你这不孝子毁于一旦？你自作了结吧！”王获面如土灰，“扑通”跪倒在地，双泪长流，苦苦哀求说：“父亲将儿子送入官府，依法治罪，也不至于死啊！父亲难道竟要杀子以求名么？”王莽拔出剑来，扔在地上，面部肌肉僵硬如石，两眼向天，一语不发。王获见此情景，心冷已极，拾剑在手，恨恨说道：“儿成全大人！”遂自刎而死。王莽便将这案子报了地方官。这种大义灭亲、严于律己的行为，令人们大为震动。自王莽被迫离京后，一直不断地有官吏上书，批评对他的处置，认为是冤枉，此时更纷纷称颂王莽的德行操守，要求将他召回。哀帝既要考虑太皇太后的情面，又要考虑官僚集团的情绪，只好将王莽召回，但却不肯委以重任。
王莽的运气确实是好。哀帝在位六年，竟一病不起，撒手西去，没有留下儿子，而且，在这以前，他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都已死了。王政君却是始终康健，这时，只有她有资格主持大事。哀帝一死，太皇太后便驾临未央宫，收起了皇帝御玺，派人急召王莽进宫，拜为大司马，总领朝政。权力又回到了王家人手中，而王莽的事业，从此进入了—个新的阶段。
首先需要从宗室中选一个人出来做皇帝。王莽选了九岁的中山王刘衔，是为平帝。九岁的小皇帝当然不能管事，所以要请太皇太后临朝称制，而实际政务，便由太后委任给王莽了。其次是选丞相。王莽选了孔光。此人系孔子后代，已做了三朝丞相，可称是德高望重。而尤其令人满意的，是此人最善于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凡事没有主见，也不坚持己见，是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王莽为了排除异己，树立亲信，凡傅、丁二姓的外戚及依附于他们的官员，一律免职，迁徙远地。还有一个麻烦人物，就是王莽的叔父王立，他是王政君诸兄弟中仅存的一个。王立与王莽并无怨仇，但他辈分高，与太后的关系近，王莽未免有所忌惮。于是指使丞相孔光上奏，重提王立以前犯过的错误，要求将他遣回封地。太后起初不答应，王莽劝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