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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每一个人此刻都是三十亿中的一个，每一个都在描述着生的机遇。每一个人都
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个体，细胞的表面都载有特殊蛋白质构型的标记，每个人都可由
指尖那块皮上的指纹，甚至还可能由特殊混合的气味辨认出来。——这么讲下去，你会
觉得越来越惊异。
我们活着而没有怎么感到惊异，这件事实大概并不令人惊异吧。毕竟，我们对于不
可思议已经惯见不惊了。我们生于斯而长于斯，已经象安第斯山里的土民一样，适应于
这一海拔高度了。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惊异是暂时的。迟早有一天，组成我们的
粒子都还要回归那混沌的世界。
此外，也有理由认为，我们其实并不象看上去那样，是一些绝对的、纯粹的实体。
我们有种平凡感，这也使我们的惊异减轻。诚然，在我们的细胞和组织中，有一些证据
表明我们有生物学上的隐私（比如，除了同卵双生子以外，三十亿人中的任何两个人之
间，他们的身体对对方细胞膜的一小部分都能加以辨认并且排斥），但在我们的头脑中，
却存在某种滑动。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敢肯定地说，他的头脑在任何程度上有着象由指
纹或组织抗原所规定的那种特殊性。
人的大脑是大地上最公开的器官。它向一切开放、向一切发出讯息。当然，它掩藏
在头骨之中，秘密地进行着内部的事务。但几乎所有的事务都是其他头脑里已经想过的
东西的直接结果。我们在大脑之间传递着思想，如此具有强制性，如此迅速，致使人类
的众多大脑在功能上常常显得是处于融合的过程中。
想想这一点，可真是令人惊讶。关于自我的整个可爱的概念——认为自我具有自由
意志、自由进取心，是自主的、独立的孤岛这种古老的奇思妙想，原来是一个神话。
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那个神话的一门科学。如果你能用某种类乎放射性同位
素的东西，给我们周围象浮游生物一样不断游动的所有人类思想的片片断断都作上标记，
也许你能从整个过程中看出某种系统的秩序吧。但为什么实际上整个过程看上去又几乎
完全是杂乱无章的呢？那你这种视象一定有误。如果说，我们拥有这样复杂、有时看起
来这样强有力的一个器官，在这样广大的规模应用它，只是为了制造某种背景噪声，那
是说不过去的。在断片的谈话、几纸往日的书信、书刊的断帐残篇、关于老影片的回忆
以及纷乱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掩盖之下，一定有更加清晰可辨的信号存在。
或许，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学着使用这个系统，而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整个的进化过
程几乎还都在后头。也许，我们今天产生并在大脑之间疾速传播的思想，就好象在香港
和波士顿的宴会桌上同时讲着的笑话，就好象我们发式的突然改变，就象今天流行的所
有爱情歌曲。它们不过是日后更复杂的聚合结构的原始阶段，可以跟生物进化早期漂游
在浅水洼里的原核细胞相提并论。后来，时机适宜的时候，那些片片断断之间出现了融
合与共生，那时，我们就会看到真核的思想，看到思维的后生动物，看到思维彼此生长
在一起的巨大珊瑚礁。
这样的机制已经存在，并且无疑已经能够发挥作用，尽管迄今为止的全部产品基本
上还是些断片。但不得不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运用大脑的时候还极其短暂，不
过区区几千年，而人类的历史怕要延续几十亿年。在这几千年中，人类思想一直是斑斑
块块地分散在地球各处。这样的思想交流，或许有某些规律，规定了它可以有效地运行
的临界浓度和质量。只有到了本世纪，我们才大规模地彼此靠近，才得以在整个地球范
围内开始融合，而从今往后，这一进程可以迅速向前了。
如果进展顺利，前景相当可观。很侥幸，我们已经看到，点点滴滴交流的思想汇集
成今天的艺术和科学的结构。作到这一步，只需要把那些断片在大脑之间传播起来，直
到某种自然选择作出最后的选择。选择的依据也是适者生存。
真正让我们吃惊的，在他们出现时让我们惊倒的，总是那些突变型。我们已有过这
么几个，他们象彗星一样，周期性掠过人类思想的原野。他们对于从其他头脑倾泻而来
的信息有着稍为不同的感受器，还有着稍为不同的处理机器，因此，经他们的大脑流出
来再汇入整个大流的是新东西，充满了种种新的意义。巴赫就是这样，从他那儿来、汇
入音乐大流的，是原基。在这个意义上，《赋格的艺术》和《马太：受难曲》，对于人
类思想这一进化途中的生物，是鸟生出有羽的翅膀，是人有了与其他四指相对的拇指，
是前额有了新的大脑皮层。
但是，从今往后，我们也许不会这样依赖于突变型。或者，我们周围有了更多的突
变型，多到我们认不出来。我们需要的，是更密集、更不受限制、更执着的交流，需要
更多开通的渠道，甚至是更多的噪声，还需要更多一点的运气。我们既是参与者，同时
又是旁观者，扮演这样的角色让人困惑。作为参与者，我们对事物的进程没有选择；作
为一个物种，我们就是这样的。作为旁观者，我的劝告是，站开点，给这个进程让点地
方。
这本书讲的是生命和死亡、人和自然的大题目。一个博通古今哲学的学问家，对它
一定大有可说。可译者却是一个普通的、顶多是个热情的读者，对它决无评判的力量。
这里仅就所了解到关于作者的一鳞半爪，写出如下译后记，或许能使愿意看完的读者不
觉得枉费时光。
医生、生物学家、教授、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年生于
纽约城边、一个小镇医生的家庭里，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作过实
习医生，可能还作过为期不长的住院医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繁荣时期，
他辗转并领导了好多个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大
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在耶鲁大学任医学院院长数年之后，他又接任纽约市癌症纪念中
心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长。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托马斯写书，看来似乎是偶然的。1970年，托马斯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时，应邀
在一个关于炎症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定调演说”，他轻松幽默的泛泛而谈被录了音。不
知怎么，演说的整理稿传到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的手里。主编是托马斯自实习
医生时的年兄契友，他喜欢这篇东西，便命托马斯为他的月刊写一系列短文，让他照此
泛泛而谈，条件是题目不限，一文不给，一字不改。托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献身
研究，只好搁起他的锦心绣口，去作那些刻板的学术论文。他得此机会，自然乐于应命，
一连写了六篇，甫议搁笔，但已经欲罢不能了。热情的读者和批评家们要他把专栏写下
去，于是，他一发而不可收，连写了四年。这时，出版商已争相罗致出版。The Viking
Press的总编条件最惠，许他不加修改，原样成书。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了这本辉煌
的小册子。
托马斯写书，实非偶然。用句中国的老话说，此老前身合是诗人。他在医学院读书
时就曾发表过诗作。作实习医生时，受同事怂恿，他经常写诗，赚取稿酬，在献血之外，
用以补贴不足的日用。从可以见到的部分诗作看来，显然存在济慈的遗痕，只不过在优
美哀婉之上，加了一些些不敬。1941年发表于《大西洋月报》的一篇《黄金时代》，是
关于未来的热核战争的，写出他对人类前途的殷忧和悲悯。不知为什么，珍珠港之后，
托马斯把他的诗笔连同梵阿铃一起，束之高阁，而专心于严峻的科学研究了。
这些文章，我们自可当诗来欣赏。其奔放不羁的哲思，其蕴藉缭绕的结构，其字里
行间不尽的余味，使人觉得就是在读无韵的诗。不过，假如我们稍稍了解一点这些美文
背后的严肃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这些别具一格、引人入胜的文章，更加满怀敬意
地领略其中的视野和洞见。托马斯一生中研究过非常广泛的领域，写下二百多篇学术论
文，涉及神经病学、免疫学、内毒素、胚胎学、气味学，以及多种疾病的病理学和药理
学研究等。他认真涉猎过的学科就更多了。他甚至兴致勃勃地研究过比较语言学和汉语
词源学。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来自他本人的直接研究成果。也有些篇章是有感而发和
有为而作的。比如，第二篇写于人类第一次登月成功之际，面对人们对“月菌”的警惕，
揭出了这种态度深处的人类沙文主义本质；关于计算机的一篇，是有感于其时某些科学
家对人工智能的夸大；有几篇关于医疗保健制度和科学规划的，乃是作者对于这些方面
社会问题的深思熟虑。托马斯作过纽约市的卫生官员，1967年还被任命为总统科学顾问
委员会委员。1968年，鉴于医疗费用的增高，白宫令委员会研究一下美国现行保健制度
在科研方面的需求。托马斯领导一个小组工作了一年，得出的结论是，“半拉子技术”
我们负担不起。要降低医疗费用，就要突破这种“半拉子技术”，真正认识自己，认识
疾病，这就要政府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有风险”的基础研究。小组的报告由于越战而被
搁置。后来，在尼克松执政时期，连科学顾问委员会本身也由于反对反弹道导弹计划和
超音速飞机计划而被取消。这些文章坚持了当时的意见；过了几年，1978年，作者又在
《华尔街日报》著文，重申这些主张。由此可以看出托马斯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执著的
关心。
人类的种族安全面临潜在危险
这个世界之所以会如此复杂多彩，就是因为“异质性”。由于每个生命，每个物种
的独特性，才显示它的多样化与可爱。有人相貌丑，才有所谓的漂亮与帅气；有人弱智，
才显得有人聪敏；有人羸弱，才能衬托出强壮：有人高傲，才有谦虚和蔼的可贵等等。
倘若因为生命可以复制，或基因改造的成功，造成大多数同质性高的群体，美貌和聪敏
将不再有独特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目前现存的所有物种之所以能活存下来，主要是由于“基因的多元
性”。“环境”是影响生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