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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秀翔有个从小学一年级就同班一直同到初中三年级的同学，那是个男生，名叫盛炜富，和钟秀翔同年。这盛炜富的父亲是资本家，早年在北京城里开着三家店铺，在资本家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角色。1956年，国家推行了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产业进行“赎买”的政策，盛老爷子把三家店铺交给国家，每月能拿下一笔优厚定息，一家数日照样过着富裕的日子。盛炜富人模样长得帅，身架子高大健壮，穿戴又光鲜，学习成绩又好，所以在班级里很惹女问学的注意。初二、初三时，颇有几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偷偷给他递过情书。惟独钟秀翔对这个资本家子弟嗤之以鼻，正眼儿都不瞧一下。当时钟秀翔是“革命干部”成分，眼珠儿长在额头上，从来不把“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放在眼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盛炜富因先天缺陷，底气不足，颇有自知之明，早早当起了“逍遥派”。学校里那两帮于因忙着打派仗，也顾不上对付“逍遥派”。盛炜富闲着无事，常去近郊钓鱼、逮鸟、放风筝。钟秀翔在回北京二三个月后，一则闲得发慌，二则经济上捉襟见肘，连吃菜都发生困难，便常去郊外挖野菜。一次，钟秀翔在挖野菜时，和正在钓鱼的盛伟富意外相遇，双方一怔之后，打了招呼，开始叙谈近况。盛炜富在知晓钟秀翔的情况后，并没有因钟秀翔以前歧视他而幸灾乐祸，相反倒表示出深深的同情心。他把钓到的鱼全都送给了钟秀翔，并将身上带的钱也全掏出来赠送了。
以钟秀翔当时的情况，她的家庭出身比盛伟富还低了三等，她见盛炜富如此对待自己，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她心里产生了对盛炜富的爱。
钟秀翔的家离盛伟富家不远，步行七八分钟就到。从此，盛炜富天天邀请钟秀翔去他家坐坐。和他那几个同样是“逍遥派”的弟妹一起下棋、打牌、玩乐器。盛家老爷子当年是北平商界小有名气的“老狐狸”，处世行事心眼玲珑剔透，“文化大革命”刚吹响号角，他已嗅出味道不对，立刻把金银钱钞、贵重细软藏匿转移，结果，抄家的一拨拨来，却只搬走了几件家具、餐具。不久，造反派打起了派仗，老爷子遂把藏匿的钱物一点点拿出来贴补家用。所以，盛家仍过着比较好的物质生活。这种家庭，根本不在乎多一张嘴吃饭，盛伟富便经常留钟秀翔在他家吃饭，好让她节省一份开支。有时，在家里闷得慌了，盛炜富、钟秀翔便去公园、郊外钓鱼、挖野菜。如此几个月接触下来，两人很快就产生了感情，双方之间只隔着一张薄纸，一捅就破。
这时已进入1968年的秋天，中国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文件，提出1966年、1967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的第一个去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的口号是“屯垦戍边”，据说具有双重战略意图：如果苏修发动战争，入侵中国，大批知青便是兵源，随时可以就地入伍，拿起武器，投身反侵略战争。如果不发生战争，知青则是一支生产力量，可以参加建设边疆。盛伟富得到消息，想想自己已经步入成年，老是待在家里也没意思，不如去黑龙江算了。于是去找钟秀翔商量，其实是想拉她一起去的意思。钟秀翔的处境、心绪比盛炜富差得多，正急着寻找出路，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愿意。
于是，两人双双去学校报了名。
当时，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称为“反修第一线”，而去那里的知识青年又是作为“反侵略战争预备力量”而安排的，所以，在选择时有一定的条件，明确规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子女是不能去的。盛炜富、钟秀翔报名后，一政审，盛炜富的父亲虽是“老狐狸”，却属于“守法资本家”，盛炜富本人也从无劣迹，于是得以通过。而钟秀翔却不行了，她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关在专政机关，母亲又是“畏罪自杀”的，这种角色显然不适宜去“反修第一线”扎根。盛炜富、钟秀翔得到消息，焦虑万分，鉴于当时的政策，却又无计可施。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钟秀翔的继父、那个当过国军军医的老头经审查认定只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而被释放了，仍回原单位行医。这样，钟秀翔母亲的问题性质也起了变化，双料货还原为单料货，仅是一个科级“走资派”。这对于钟秀翔来说，无疑是一个转机。她当即去学校和区有关部门申述理由，共有三条：
一、她的生父系货真价实的革命干部，早在1938年就参加八路军了，为革命立过战功，解放后长期担任局级领导，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
二、她的继父已经专政机关审查认定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只是“一般历史问题”。
三、她的母亲“畏罪自杀”的一条“罪行”即“反革命家属’七团继父问题性质的改变而消除。
当时主持该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当然不会预料到钟秀翔去黑龙江后会叛逃去苏联，成为一名克格勃特工（平心而论，就是钟秀翔本人也还没这么一个打算）。他们认真听取了钟秀翔的申诉，对她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最后决定网开一面，批准她去黑龙江。对钟秀翔审查的放宽，当时是有据可依的：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去黑龙江的这批知青有可能将在那里待一辈子，至少也得待一二十年。这样，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婚姻问题。为了今后使绝大多数人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组织这批人员时，内部规定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而当时这两届毕业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本来就不到一比一，男生偏多。在报名的人中，又是男生人数明显多于女性。所以，在审批时，政策往往向女生倾斜。钟秀翔的情况，就是属于这一类。
钟秀翔、盛炜富被双双批准去黑龙江，两人欣喜不已。在做准备工作的那几天里，两人天天待在一起，简直寸步不离，常常要到午夜过后方才依依不舍而别。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受情欲驱动，终于越过了那条界线。
次日，盛炜富、钟秀翔和一千六百名知识青年一起，离开北京。
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旅行，他们终于抵达了距中苏界河黑龙江仅几十里地的目的地。这天，是1968年10月14日。
盛炜富、钟秀翔被分配在同一个连队，盛炜富去农业排参加开垦荒地。钟秀翔在连队伙房当上了一名炊事员，这在那里算是一个好差使，因此，给连队几个观察细致、想象力丰富而又喜欢乱嚼舌头的女知青留下了一个话题。
这个连队有三百余名知青，主要由三个城市的66届、67届初高中毕业生组成：上海、北京、哈尔滨。哈尔滨的最先抵达，上海次之，北京最晚。每批知识青年抵达后，总是要办一期学习班，一是提高思想认识，二是适应北疆生活，三是让领导有时间观察每个知青，以量才录用安排合适的工作。学习班期间，团部、营部为表示对知青的重视，会派干部下连队看看，讲几句话。有时，团、营的主要领导兴致所致，也会下来转上一圈。钟秀翔一行到连队后，也是办一期学习班，先是每人填写一份“兵团战士登记表”，然后进行政治学习。政治学习通常进行半个月，中间有农场的情况介绍，还组织大家去黑龙江边待一待，亲身领略“反修第一线”的况味。
钟秀翔在参加政治学习时，一天，团政治部主任到她那个连队来检查工作，顺便看望一下新到的这批知青。在和大家见面前，主任在连部小坐，顺手翻阅了桌上那叠《兵团战士登记表》，其中钟秀翔的那份引起他的注意。原来，钟秀翔吃到了国军军医给她带来的苦头，在填“家庭成员”栏时，写明系继父，而在备注栏里填了生父的情况，注明何时逝世。巧的是，钟秀翔的生父转业前所待的部队，正好是这位政治部主任所待的部队。那时，主任还是一名副连氏，听过任副师长的钟父的报告。这样，主任当然要和钟秀翔见一见，谈几句。
政治部主任在和办学习班的知青见过面后，转脸扫视全场，问道：“谁叫钟秀翔？”
钟秀翔连忙站了起来。主任朝她打量了一会，点点头，说：“你跟我来！”便走出去了。
钟秀翔不知是怎么回事，跟着主任到了连部。坐下后，主任问了问她父亲的情况，又问了她本人和家庭的情况，然后说了几句勉励话，就打发她走了。当时营长、连指导员都在场，可能政治部主任在钟秀翔走后说过什么话，也可能根本没说什么但他们意识到了这层关系，在学习班结束分配工种时，钟秀翔被安排去了伙房，这在以农业劳动为主的连队里，是一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岗位。
因此，最先抵达的哈尔滨知青中，有几个姑娘便胡乱猜测，怀疑钟秀翔被政治部主任“干过了”。这和钟秀翔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可能也有关系。
这种猜疑在传了几次后，被演绎成有头有尾的桃色故事，先是在哈尔滨知青中传播，渐渐传到了上海知青中，最后传到了北京知青中，并且很快被盛炜富获知。哪个男人都不想戴绿帽子，盛炜富一跳三丈，马上去找钟秀翔。钟秀翔感到大受委屈，把当时的实情说了一下，盛炜富不放心，又找指导员转弯抹角打听确实了，这才相信。本来此事算是结束了，即便想搞一搞也不必自己行动，策略一点只要向连部、营部报告一声就是了，组织上为维持团领导的威信，会对有关制造谣言的人进行教育的。但盛炜富、钟秀翔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种方式，两人商议下来觉得忍不下这口窝囊气，决定要秘密调查，查出“造谣人”予以报复。
盛炜富在部分智力方面受其资本家父亲“老狐狸”风格的影响，考虑问题比较精细。他知道若由他和钟秀翔出面调查，恐怕永远查不到结果，所以，他请几个比较要好的北京知青帮助调查。那几位很乐意充任业余侦探，但因是外行，又兼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结果一直查了将近两个月才查清：此事是由哈尔滨女知青刘某、乔某最先说起的。
盛炜富把调查结果告诉钟秀翔，问如何处置为妥。钟秀翔恨透了刘、乔两人，便咬牙切齿道：“揍她们！”盛炜富想想也是惟独如此方才解恨，便决定实施。
这天，盛炜富来到刘、乔所住的寝室门口，隔着门大叫：“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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