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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而卡雷特拥有1/2的股份。他们的一个孙女也在公司做分析师。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医生，有７个孩子。她先是住在斯卡斯代尔离她父母不远的地方，现在住在纽约的庞林（Pawling）。
在查尔斯？布莱思（Charles Blyth）与迪恩？威特（Dean Witter）散伙后，布莱思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从《巴伦周刊》杂志社聘来了卡雷特作为公司的经济学家。布莱思与几家外国银行一起组成了一家早期的投资信托公司，即美国、不列颠及欧洲大陆投资公司（American，British & Continental Investment pany）。卡雷特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业务并列席董事会会议。一些德国人对美国市场感到担心并怀疑美国钢铁公司是否能够如期按数分红。布莱思公司的合伙人向这些德国人做了保证。当然，当这家公司的股票与美国股市其他股票同时出现大崩溃时，最终，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分红取消了。卡雷特讲这个故事时又带着他常有的微笑。
自立门户
1932年大萧条期间，布莱思辞退了卡雷特。因此卡雷特挂起了自己的招牌―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幸运的事，他现在想……尽管当时他并不想这样。起步时，他有两个合伙人：一个是他以前在布莱思的助手，一个是推销员。和所有在大萧条期间起步的公司一样，他们花钱极为节俭―现在想来节俭得有些过分了―在公司开始经营的头10年。但他们干得不错，并且个人和公司都挣了钱。他的推销员合伙人原来带来了一位客户，但正如卡雷特所说，“我们其他人几乎都是上门推销”。卡雷特得到一份阿莫拉达（Amerada）公司的股东名单；他认为这家公司是最好的石油公司。他推断阿莫拉达公司的股东都是有良好的判断力的人物，能够理解他所说的一切。他从字母a开始，按照字母表顺序过滤名单，并拜访那些距他位于百老汇大街120号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的股东。很快他就锁定了一位姓名以字母b开头的股东，并与他开始建立起一种深厚的友谊。这位股东成了卡雷特公司的客户，而且他们的友谊关系保持了许多年。一次催收坏账时，“B”先生收到一些印有列车时刻表的字迹模糊的股票，这些股票都是在柜台市场交易的股票。这只股票在粉红单（pink sheets）① 的报价为：买出价5美元，买入价10美元。查阅了有关这只股票的资料后，卡雷特确信10美元的价格是很便宜的，便吃下了这个价位的全部卖单。不久，似乎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人在调查他买这只股票的动机。“你了解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吗？”SEC的人问道。卡雷特说不了解，并反问道：“你为什么问这个？”这个SEC的人说他办公室保存着所有股票的图表，他注意到这只股票的股价从5美元一下跳到10美元，于是就决定调查一下。“这并未改变我对官僚主义机构尤其是SEC的看法”，卡雷特说。
1938年，他注意到一家叫达柯塔（Dakota）电力的小型公用事业公司有一批票面利率为6％的债券发行在外，来年将到期。一天，卡雷特以89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支债券并随后以93美元价格卖给他的一个顾客，赚了不少。他不久接到一个地区性证券商的电话，后者也发现了同样的便宜货。“你刚才买达柯塔电力公司的债券了吗？”这位交易商问。卡雷特承认确有其事。“你还留着吗？”“没有，已经卖掉了。”卡雷特说，“多少钱卖的？”卡雷特回答：“这不关你的事，但我可以告诉你是93美元。”“这价格对于一只6个月内到期、利率为6％的债券来说实在太便宜了。”那位交易商愤愤不平。
赚钱头脑
卡雷特为他所说的优秀投资者的心理状态起了个名字：赚钱头脑。为说明这点，他讲了个故事。“几年前，纽约正经历着一场周期性的旱灾。餐馆不再为客人提供免费茶水”。当时有一天，卡雷特记起昆斯区有个地区是根据住房面积而不是用水量收缴水费的。他意识到纽约市最终会为这一地区的住户安装自来水表，以区别对待那些用水量大的住户和那些用水量少的住户。他对此加以研究，发现最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水表提供商的公司是海王星仪表（Neptune Meter）。他查阅这个公司的相关资料并发现一位身兼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高职的董事持有2 000股公司股票―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公司各项指标也都不错。因此卡雷特为其客户买入了这只股票，数年后获利颇丰。
他说：“赚钱头脑是一种怪癖，就像数学头脑。”说到数学头脑，他谈起了他的一位朋友。他的这位朋友在教堂不能专心听布道，而是老走神去盘算那挂在墙上的赞美诗中的数字。他禁不住会用这些数字做算术游戏，并最终不得不请求牧师把它们取下来，然后他才能专心听布道。
我记得G？H？哈代① 的书中讲到了印度数学奇才斯里内瓦萨？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的故事。哈代去医院看望拉马努金，并提到自己来的时候搭乘了一辆号码为1729的计程车。一个无趣的数字，哈代评论道。拉马努金马上抗议说：“不，哈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它是可以用两种不同方法表示为两个数立方之和的最小的正整数。”② 外行很难理解这种卓越的数学（或投资）头脑。
聪明的投资（1）
1939年，原糖的价格还不到每磅1美分。后来战争爆发了。卡雷特知道战时糖价都会上涨。他注意到一家已发行2万股股票的古巴糖业公司，其中有万股被加拿大皇家银行所控制。在重组过程中，该公司发行了各种类型的证券：抵押票据、债券、优先股等，最后是普通股。当糖价上涨时，普通股股价迅速飙升。他以美元的价格买了一些该公司的股票，当股价涨到7~8美元时再次大量买进。在60美元时他卖了大部分，剩下的一些全部以2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他有一次注意到赫斯特（Hearst）公司正在该公司的报纸上以每股25美元价格发行利率为7％的优先股。优先股只有在连续4个季度分红后才具有投票权。而这家公司为了保证普通股的投票权，多年来都是一年只发一次股息。卡雷特为先锋基金买了一些赫斯特的优先股。许多为基金做评估的交易商出席了先锋基金公司的股东大会。召开股东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找出基金投资组合中的问题头寸，这些交易商工作到很晚。为了应付评估，卡雷特给赫斯特的财务主管打了电话。该公司刚卖掉它下属的一份报纸，于是卡雷特告诉这位财务主管应该每年卖一份报纸。那位财务主管说这样公司就只能支撑14年。这对优先股股东而言没什么不好的，卡雷特回答。不过，为了避免出现尴尬，他还是卖掉了股票。在下一次的股东大会上，一位交易商问他：“你是如何处理赫斯特公司的优先股的？”“我把它卖了”，卡雷特回答说。这位交易商似乎有些失望。一年后，这只优先股非常抢手，从卡雷特售出到现在，价格已经翻了一番。如果不是那些交易商的纠缠，卡雷特可能会一直持有直到价格合适再抛掉。
“在投资时，我一般会用一定的资金去赌垃圾证券。”他说，“我买概念股一般都会亏损。这种股票难有作为。不过，我刚对一只概念股产生兴趣：流体系统（Flow Systems）。这家公司利用水枪切割固体……钢铁或厚纸板。这是一只冷门股，因为其价格没涨多少。”
看着他那张堆着三四英寸厚年报、信函和各种文件的桌子，我说，这肯定能给人以工作勤奋的印象。
“我记得这张桌子似乎曾经干净过。”卡雷特说，“我在布莱思公司工作时所在的部门被称为经济研究部。当他们解雇我时，这个部门也被取消了。他们不再需要这张桌子，因此我花1美元买下了它。这张桌子我已经用了60年，到现在还完好无损。”
卡雷特认为下一次崩溃将不宣而至。
“我正在抛售股票，买进债券。”他说，“通用电气的债券、IBM公司的债券，诸如此类。不过，我仍然持有许多股票：水务公司以及类似的股票。只有那些稳健型（债务较轻）、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才能帮你渡过难关。”
在所有证券组合投资管理者中，以年平均收益率计，乔治？索罗斯可能保持着最辉煌的长期纪录：19年34％的年复合增长率。就像斯坦哈特一样，他大量利用杠杆进行投资；因此其承担的风险和获得的收益与那些保守型的基金经理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在1969年量子基金起步时就投入1万美元，那么1988年这笔投资将变成280多万美元。他的量子基金注册地在库拉索（Cura？ao），现在管理着约20亿美元的资金。据外界分析，他大约拥有量子基金25％的股份，所以说他相当富有。索罗斯和所有伟大的投资家一样，也是白手起家的。不过，与投资表现仅次于他的沃伦？巴菲特（他控股的保险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投资时也曾大量利用杠杆，并获益匪浅）不同的是，他曾经遭受过挫折。例如，1981年，量子基金管理的股份总额减少了23％。量子基金的许多投资者都是些反复无常的欧洲逐利者，由于对索罗斯丧失信心，他们中有些人撤资了―足以使量子基金资产净值① 减少一半。不过，第二年，即1982年，是索罗斯吉星高照的一年，量子基金资产净值增长了57％，而且到1983年年底量子基金的资产净值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1987年厄运又至，量子基金遭受了一次可怕的打击，几天之内损失了亿美元，基金资产净值减少了28％。尽管如此，当年基金的年收益率还是达到了14％。
聪明的投资（2）
1987年大崩溃的前几周，索罗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股市泡沫太多，他已经做空了日本股票。但是10月17日华尔街却率先灾难性地崩溃了。大崩溃两天后，据报道索罗斯已经买进了超过10亿美元的指数期货，从而使他在美国权益上的敞口头寸翻了一番。在短暂反弹之后，华尔街股市又开始下跌，这时索罗斯有些恐惧了，不得不承认失败。但是当其经纪人希尔森倾售量子基金持有的标准普尔指数期货合约时，那些交易商就像秃鹫一样贪得无厌：当价格已经从230美元降到200美元―低于标的股票价值20％时―仍未见有任何买盘出现。在索罗斯的大量仓单平仓后，标准普尔指数期货很快就反弹了，一直涨到美元。索罗斯不得不在现货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
股东们的退缩是可以理解的。索罗斯的方法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是极难理解的，更不要说应用了。其方法依赖于娴熟的交易技巧，以及每日坚持不懈的全神贯注。如果市场走势和预测一致，一种典型的索罗斯式策略将获得丰厚的利润，例如利用保证金同时做多日元并做空英镑；但如果走势正好和预测的相反，那么其结果也将是灾难性的。
另外，索罗斯希望能利用余生为人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所有精明的基金经理―实际上是所有人，最终能够达到的一种思想境界。许多有钱人收集艺术品并将这些艺术品送人，或者捐赠给博物馆或慈善机构，或者进入公共服务机构，结交名流显贵。索罗斯则创建了一些私人基金会并亲自管理……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些基金会的确非常有意思。
他和他聪明漂亮的第二任妻子住在曼哈顿上东区，在南安普敦① 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