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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失，这不是忠臣。”
值得注意的是，淳于越的话，一是批评周青臣太爱拍马屁，阿谀奉承；二是再次提出分封子弟为王，派他们镇守地方。所谓齐国田常是指齐国的卿，他在前481年发动政变，把齐国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实现了田氏代齐。原来齐国是周初分封给姜子牙的，这时田齐取代了姜齐。六卿是指晋国的六家卿，经过争斗最后剩下三家（韩、赵、魏），他们瓜分了晋国。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陷入沉思，他没有急于表态，仍然把意见下交群臣议论，“下其议”。这时，丞相李斯站了起来，他要发表意见。李斯的话很长，主要说了这几个意思：
第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五帝的制度不是一代重复一代，夏、商、周的制度也不是一代因袭一代，可是都凭着各自的制度治理好了，这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彼此相反，而是由于时代变了，情况不同了。——此话体现了历史进化论的思想。
第二，现在陛下开创了大业，建立起万世不朽之功，这本来就不是愚陋的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根本不值得效法！
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出自陛下一人，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
请注意，李斯的话头要转，他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来了——儒生心怀鬼胎，别有用心！
第三，李斯说：现在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意思是现在这些儒生们不学习今天的却要效法古代，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这些人，“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入朝就在心里指责，出朝就去街巷谈议，在君主面前夸耀自己以求取名利，追求奇异说法以抬高自己，在民众当中带头制造谤言。像这样的活动如果不去禁止，君主的权威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的势力就会形成。我认为应该禁止他们的活动，必须对他们采取措施！
李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并上纲上线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第49节：第四讲 焚书之谜（3）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提出了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把人们个人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全都送到地方官那里去一起烧掉。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
第二，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处以罚作四年苦力，发配边疆，白天防寇，夜晚筑城。
第三，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不在清除之列。
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主张，制曰：“可。”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一类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以后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以古非今的，满门抄斩；禁止私学，愿学法令的，“以吏为师”。这就是震惊中国历史的焚书事件。
三
我们如何看待李斯的焚书主张呢？
首先，淳于越建议实行分封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实行焚书有必要吗？
我认为，淳于越提出分封和当年王绾一样都是从善意出发的，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颠覆秦政权，而是要使秦政权巩固。从王绾到淳于越，他们都是要在中央集权基础上、行郡县的基础上分封子弟为王，而不是像西周那样全面分封，把秦始皇的天下变成周天子的天下。李斯却认为这些人是完全照搬西周的制度，以古非今——李斯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搞复杂化了。
在焚书问题上，李斯小题大做，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套用今天的一句话，是他乎悠了秦始皇。把本来可以讨论的问题扩大化，便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似乎秦王朝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终于造成一场文化灾难。
第二，明明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明明可以讨论、甚至批评的问题，李斯为什么要用极端的方法解决？这表现了他什么心态？
我觉得主要是迎合心态。随着秦专制集权制度的建立，李斯看到，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作为丞相，他自觉地维护皇权，他知道，秦始皇的专权具有极强烈的排他性，即只要有他认为不利于统治的因素，都会毫不留情地扫除。为此，李斯把本来可以讨论的问题提高到影响国家治乱安危的高度来认识，造成了秦始皇的高度紧张和警觉，决心烧书。他迎合了秦始皇，也就获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定了。
其次， 李斯提出焚书的建议还集中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严刑峻法无疑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与此相适应，法家主张在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其表现就是除了法律书，别的书都不让老百姓看。商鞅变法时就实行“燔诗书而明法令”。李斯则想通过秦始皇下命令在全国实现文化专制。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李斯的老师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学大师，他跟随老师学习，肯定读过不少诸子百家书，你自己看了，为什么又不让别人读呢？你看了没问题，怎么别人看了就会出问题呢？你看诸子百家不反政府，不出事，别人看怎么就反政府，要出事呢？说穿了，这是法家的愚民政策。主张愚民政策不仅有法家，儒家、道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法家对愚民政策讲得最多。在法家看来，对老百姓就是要役使、利用，所谓战时则用其死，平时则用其力，让他们无休止的劳动或打仗，国家自然安定。至于知识文化，老百姓知道得越少越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提出烧毁《诗》、《书》，厉行法治，禁止游说的措施。后来，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主张，他认为，不仅要用法规范人们的行动，还要严格限制人们的思想，这是最重要的。不许看不应看的书，不许说不应说的话，规定了思想罪。
韩非子在《说疑》中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禁止出现奸邪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管住人心，也就是管住思想，首先不许乱想；其次不许乱说；再其次不许做法律不允许做的事。怎样才能使老百姓不能乱想，不能乱说呢？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不要让他们有文化，什么《诗》、《书》之类一律烧掉，要想学文化就学法律，“以吏为师”，把你的思想抽空，把你管得服服帖帖，你什么也不懂，不就不会七嘴八舌了吗？
第50节：第四讲 焚书之谜（4）
说到底，愚民政策是统治者钳制民众思想的政策。统治者愚弄老百姓，让老百姓变成无知的顺民，更加容易统治。焚书就是愚民政策的体现。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对专制和独裁政权特点进行批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
专制国家的教育寻求的着力点是降低民众的心智。……
在专制国家里，只是把恐惧置于人们心中，把某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般的知识灌输给人们。当权者知道，知识导致危险，竞争足以招来祸害。……所以，在这种专制国家中，从某些方面来说，教育等于零。它先掠夺人们的一切知识，然后再给人们一点点看似知识的东西。”
用这段话解读法家的愚民政策的实质是再清楚不过的。
韩非子只是从理论上阐明了愚民政策对于维护专制统治的必要性，而李斯的焚书建议和秦始皇焚书的命令则是愚民政策的具体实施。李斯对焚书的要求十分严苛，不仅藏书非法，甚至“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就是说有人胆敢相互谈论《诗》《书》者，就在闹市执行死刑。
这么严厉的禁书措施，究竞焚书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民间的书都烧了？可以说，焚书的性质恶劣但效果却十分有限。这道焚书令，乍一看，来势汹汹，着实吓人，但实际考察，我们会发现它表面如洪水猛兽，但收效甚微。为什么这样说呢？秦朝地域辽阔，秦与东方文化有明显的差异。秦国奉行严刑峻法，烧书令可能在秦国本土能够实行，但这道命令对东方（包括楚国）就不那么灵了。秦可以用军事力量征服东方，但要从思想文化上真正征服东方并不那么容易。
首先，焚书必须让老百姓上交书，可老百姓、读书人就是不交，你怎么能搜查出来！当时，书的来源主要靠笔抄在竹简木牍上，来之不易，读书人爱书的情感之深，是现代人难以体会的。所以藏书是当时反抗焚书令的主要办法。特别是读书人比如儒门后学和诸子学人，纷纷藏书。那么，书都藏在哪里呢？
藏在屋壁。
屋壁就是夹壁墙。传孔子九世孙孔鲋曾把一批珍贵的书籍藏在曲阜孔府一间屋子的夹壁墙中，秦末，他参加了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担任了陈胜的博士，后来在战斗中牺牲。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翻修孔子旧宅，发现夹壁墙中有一大批藏书，包括《易》、《诗》、《礼》等典籍，这就是当年孔鲋为躲避秦朝的焚书令藏起来的书。
汉文帝时有个叫伏生的老头，90多岁了。他是当年秦朝的博士，他偷偷在屋中藏了一部《尚书》，偷着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才把书销毁。汉初鼓励民间献书，他背诵了《尚书》，由政府派人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这就是今文尚书。
2、藏在深山。
在湖南沅陵县附近有一座美丽的二酉山，相传，秦始皇焚书时，京城咸阳的儒生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上千卷书简运出京城，风雨兼程，奔往南方，在二酉山，他们发现这里人迹罕至，山洞深邃，便将书简藏在了这里，使一批珍贵的书籍得到保存，汉初，他们把书献给政府，使这些书得以流传。风景秀丽，峰峦挺拔的二酉山也因藏书奇功成为文化圣迹。两千多年来一直为无数天南海北的文人墨客向往和朝拜。（图片：沅陵风光）
此次焚书没有彻底执行，还有地方官员执行不力。落实焚书令需要各级官员执行、配合。秦始皇从十七年（前230年）起至二十六（前221年），十年之间兼并六国，领土扩大了五倍。但在这么大的范围内，短时间内，哪里有那末多培训好的能忠于秦政的官吏？秦始皇只能大量利用降秦的六国旧吏。众多的六国降吏也不可能在数年之内被秦国完全更换。那么，众多降吏都能尽忠职守于秦吗？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焚书令吗？不可能。正是因为有众多地方官吏的消极，才会造成众多有书之人的藏书机会，这使得焚书令大打折扣。
还有，出土秦简中未见只字焚书令的反映。2002年5月至6月，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在湘西龙山里耶发现了战国古城，出土秦代木质简牍36000多枚。这批珍贵文献的时间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之间；内容包括法令、文书、历谱、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