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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2、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12、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张丽玲的态度非常坚决，日本人无话以对，他们绝没想到一个小女子态度会这么坚决，让人无法拒绝，而她本人的作风又让人觉得如果不做简直就是懦夫。更何况摄像师是不敢把摄像机让给别人的，他们只好跟着张丽玲走。
当然，一旦他们不答应干了，张丽玲就又开始感到无比内疚，毕竟人家是给她干活，是给中国人干活。摄制组的人都上了车。
车是二手的，由于天太热，车内的空调已经不管用了，车厢里的温度比车外的温度还高。开着车窗，想吹着对流风，可是吹进来的是热风。张丽玲拿扇子给摄像师扇风，人家特别不屑地说：“别扇了，庙也不凉快！”张丽烨递矿泉水，人家不接，气鼓鼓地说：“喝得够多了，肚皮撑破了也不顶用，反正是快要脱水了。”
姐妹俩就这样惭愧又无奈地说服那几个日本人，下午拍完，又拍了一个晚上，直到把接下来的两个人物拍完时，已是凌晨两点。现在播出的十集片子里，只用了那天拍摄的两个镜头。
那天的平均温度是41度，他们共喝了68瓶泉水。张丽玲说：“我—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纵使这么辛苦，拍摄质量并不高。这是最让张丽玲着急的。横山隆晴已经有言在先，给张丽玲派的人水平并不高，其中还有实习生，摄像师在日本也是不入流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张丽玲只能接受。
张丽玲想以她的热情换来高质量的拍摄，可是事实不是这样。虽然摄制组里的日本人也很努力，可是远达不到张丽玲预期的效果。张焕倚在国内做过导演，对摄像也略知一二，看到那几个日本人拍摄跟不上，恨不能自己抢过摄像机来拍。张丽玲只好劝说他要忍耐—点，人家是帮忙的，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太多。嘴上这么说，张丽玲自己心里同样着急。
日本导演池田对拍摄的事情不很上心，却一直在打听张丽玲经费的问题，经常在拍片间歇抓住张丽玲，问道：“你到底有多少钱？”
说老实话，经费—直是困扰张丽玲和整个摄制组的，虽然横山隆晴慷慨地提供了摄像机、技术人员，但张丽玲总要承担其他一些基本的费用，车辆、吃饭、磁带等等，都是要花钱的。张焕琦曾经回国内找钱，可是没有找到。张丽玲就决定自己集资。张焕琦说这样风险太大，不但要冒失业的危险，还要把自己的积蓄都搭进去，而片子能不能播出都还是来知数，下这样大的赌注，搞不好会耗进去后半生所有的财富。张丽玲说那就耗进去。能下这样大的决心，的确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张丽玲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在亲朋好友中借了一些，先凑了约有一千万日无，先让机器转起来，然后打算一边拍一边找钱。
当时张丽玲的姐姐和姐夫还在日本，开拍以后，他们要回国，张丽玲就说：“那正好，你们走吧，把存折留下。”张丽玲的姐姐和姐夫只好乖乖地把存折留下了。
妹妹张丽烨一直在反对张丽玲的片子，就是当她跟在张丽玲后面拍片的时候也会不时地嘀咕几句，张丽玲就非常严正地对张丽烨说：“当百分之百的人都在反对的时候，至少你不能再反对我，你不同意可以，那你就保持沉默。”同胞姐妹，手足情深，张丽烨来日本时也是受了张丽玲的鼓舞，要不她自己才不会跑到日本来，现在姐姐要做事，她心里明白只要姐姐一决定，说也没有用了，就只好说：“既然你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也没有拍片的才能，帮不了你多少忙，你把我的存折拿去吧。”
张丽玲的钱就是这样—点一滴地凑起来的。机器一转动，钱就如流水一样地花掉，很快，一千万日元就光了。
面对池田对制作费用的担心，张丽玲不想撒谎说没钱，可是钱在哪里她心里又没底。刚开拍的时候，池田问张丽玲，张丽玲曾大方地说；“我有一千万。”
池田马上说：“一千万不够。
张丽玲又壮着胆子说：“我还能找到三千万。”
池田又说：‘三千万还不够。”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3、车到山前必有路
13、车到山前必有路
张丽玲心里有点心慌，只能搪塞说：
“你放心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肯定能再找到钱。”
池田步步相逼：“你告诉我你到哪里去找。”
张丽玲却无言以对。
当时如果张丽玲再找富土电视台投钱不是不可以，不过那样富士电视台就会干预很多，收视率，拍摄方法等都要干预，张丽玲咬着牙挺着，自己想办法。
等摄制组实在没钱的时候，张丽玲回过一次国，找到在国内做了老板的好朋友，向他诉说了拍片的情况，并说：“我肯定会还你，但你要做好我还不起的准备，在我还不起你你还要借我的前提下，你才能借我，但我这一辈子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去还你。”
朋友马上借给张丽玲十万美元，对张丽玲说：“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借给你钱虽然是看你的情面，但更重要的是凭我作为一个商人的直觉判断，我觉得你所做的事情很有希望，才会把钱借给你的。我知道你的性格，过去你是从来不借钱的，现在你借，说明你对未来抱有信心。你尽管用，不要内疚，只要把片子拍好，什么都会有的，钱更不用愁。”
张丽玲回到日本，日方摄制组的人总是追问她向谁借的钱，要去采访人家，要去感谢人家。张丽玲劝阻了，因为朋友有言在先，他不要任何名誉上的回报。
拍摄在继续，张丽玲与张焕琦的担心也与日俱增，因为他们越来越发现池田率领下的摄制组不能达到他们的拍摄要求，张丽玲多次找横山隆晴，想把情况如实地反映给他，可是到哪里去找他的踪影呢？一年要负责300部片子的拍摄，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再来过问一个与他本职关系不大的片子呢？张丽玲忧心如焚，却不知道怎么办。
对于这一段拍摄的情况，张焕琦与张丽玲一样刻骨铭心：“对日本人的摄制组来说，这个工作是太辛苦了，心里不太乐意。更重要的是，这些摄影助理经验不足，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生活磨练也不够。我一看这架势不太像拍纪录片的。
一到现场，架起三角架，有的时候没拍上，还要人家重来一次。
“这些日子是难忘的日日夜夜，磁带一天要拍十盘左右，每盘五六千。我们看一盘还剩五分钟，也舍不得剩着，还让摄影师拍掉。拍摄时，早上起来，7点钟集合，算一下人数，到便当店按照人数，买快餐盒饭和饮料，三张一千日元的票子就没了。我们想，别人赚钱盖房子，我们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样拍纪录片听都没听说过。一块相处的朋友，都站了出来，一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原来都开始了，要不要帮忙？星期六星期天找人见面，喝杯咖啡，三个人一千五，三次见面五六千日元，那是小事，朋友说我怎么帮你，一个朋友刚刚学完车，答应帮忙开车，这下我们不用拿着三角架挤地铁，至少可以免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了。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从夏天到冬天，一天也没休息过。不是不想休息，而是不行，星期六星期天全都泡上了。”
有时摄像师人手不够，张焕琦就充当摄像师，《家在我心中》里丁尚彪与女儿地铁中分手的一节就是张焕琦拍摄的。很久以后张焕琦还忘不了他当时拍摄的情景：“丁尚彪和女儿在东京地铁分手的时候，我比老丁还紧张。我一直在琢磨，分手时会发生什么事。我想必须保证全景。我带着耳机，别人提醒我：‘你哭了。’我尽力保持冷静和头脑清醒。老丁毕竟曾经当过工厂的领班，起初克制住了眼泪，老丁下车了，再也克制不住如注的泪水，我将镜头徐徐地从他的女儿的泪脸变焦移到了站台上的老丁，车内安静极了，一直到成田机场，没有—个人说话。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摘下眼镜使劲地擦了又戴上。”
九个月过去了，张丽珍、张焕琦、张丽烨以及每一个被拍摄过的中国留学生都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当然池田领导下的摄制组也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心血和热情能换来什么。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4、在沉默中爆发
14、在沉默中爆发
1996年似乎倏忽之间就要过完了，又是年底了，横山隆晴终于从诸多事务中分身出来，来看一看张丽玲的拍摄情况。他得知张丽玲要带领摄制组到东京郊外的高尾山进行现场拍摄，就跟着一起来了。
11月16日，张丽玲在高尾上拍摄的是一个在日本生活多年的“黑人”小陈，他在日本没日没夜地打工，连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决定回国了，他听朋友说过，东京郊外的高尾山是一处十分漂亮的地方，从那儿可以看到东京的全景，他想在回国的前一天，最后看一眼他生活了多年的东京的全貌。
池田等一拨人跟着张丽珍、张焕琦按照原来的方式拍，他们用固定三角架，拍摄纪录片中的人物，有时因为一个画面没有拍好，甚至让被拍摄者重新走场。张丽玲偶尔问小陈几句话，与小陈进行简单的情感交流。
与往常相比，应该说那天的拍摄难度不大，拍得比较顺利。可是在拍片的过程中，横山隆晴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凭张丽珍的直觉，横山隆晴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也许是对拍摄的，也许是对她的采访的，她心里一直在想：我今天对小陈的采访有失误吗？是不是不符合纪录片的规律？
拍到晚上，该收工了，横山隆晴还是没说一句话。回到东京，横山让张丽玲和张焕琦到富士电视台的地下食堂，这时巳近夜间12点了，横山隆晴突然来到张丽玲面前，对张丽玲鞠了一躬，悔恨而又严肃地说道：“对不起，张丽玲，我非常失职，我想我一直都在给你帮倒忙，耽搁了你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向你道歉。”
接着横山隆晴对拍摄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说：“你们简直不是在拍纪录片！”
从此，一切开始了180度的转变，横山隆晴把池田的人全部撤掉，换上一流的可以配得上拍这部片子的人，包括一个叫做远藤一弘的摄像师、后来的剪辑师和另外一些技术人员。
对于那天在高尾山的拍摄，横山隆晴后来有过一段详细的心理剖自：“我决定跟随他们去，从早上到晚上，我一句话没说，我心里想，这样的拍摄砸锅了。这些人根本没有明白纪录片是怎么回事。作为有经验的导演，我感到恼怒。也感到悔恨不已。我后悔竟然借口自己工作忙，耽误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拍摄，一句话也没说。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收拾家当往回走的时候，我说能不能请摄制组到富土电视台食堂吃顿饭。在食堂，我抑制一天的怒气爆发了。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我说，你们的设想的确是了不起的，我怎么能够一次也没有到现场去！我谴责自己，我决定马上减少手头的工作，解散了原先的拍摄队伍，派出�